竺道生，彭城魏氏子，幼从竺法汰出家。道生生年无考，约在西元三六〇年前后，卒时（西元四三四年），较慧远晚十八年，时当刘宋之时。
道生三十余往庐山从提婆习小乘，及闻罗什至长安，乃与慧叡、慧严、慧观等前往从学。不数年（西元四〇六年顷）退席南返，止庐山。四〇九年又东下建业。四一七年顷，法显携来六卷泥洹译出。道生“孤明先发”，悟佛性义，乃据经意宣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断善根者）皆可成佛。但经无明文，引起轩然大波。
“守旧学者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道生于大众前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表为厉疾。若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据狮子座。”言罢竟拂衣而去。初投虎丘，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即此时事。
西元四二八年左右居庐山，创立涅槃宗。时四十卷《大涅槃经》在凉州译出，四三〇年传至建业，证明道生所说符合经文②。众复推崇，誉为“涅槃之圣”。四三四年在庐山精舍升讲座，忽见尘尾纷然而坠，端坐正容隐几而卒，完成“据狮子座”之愿言，年约七十余。
道生思想之主要论点：
（一）佛性我——
道生《维摩经注》云：“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是以佛性我为真我，表示主体性。
佛性我之意指，可归结如下：
（1）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是我义（如来藏义）。随系统之不同，如来藏义亦有不同。
（2）佛性，即一切诸佛阿耨多罗（无上）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中道种子。
（3）佛性者为第一义空（中道空、胜义空），中道即是佛性。
此三者皆《涅槃经》中正式所说之佛性义。
（4）大慈大悲、大善大舍、大信心、一子地（对众生一体相看，如同一子）、第四力（照察众生根器之力、十力之一）、四无碍智（辩、辞、义、理，皆无碍）。顶三昧（顶高之三昧）再加上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誉我、毁我、半誉半毁，我皆不动心）、一切觉，凡此皆佛性义。
（5）十二因缘是佛性，众生是佛性，六法（色、受、想、行、识、我）为佛性。
（二）法身无色——
《维摩经注》：“若有人佛者，便应从四大起而有者，是生死人也，佛不然也（佛超脱生死）。”其意以“佛”乃一理境，而非“人”，人是经验之对象，故“人佛”之观念不能成立。法身非色身，“佛”亦非释迦其人。凡对佛所用之一切杂有经验词义或时空词义之描述，皆非究竟真实。
由此乃又有“佛无凈土”之论（其文不传）。意谓“国土”之词义，属于“有”之范围，“有”表迷惑，不得为凈。唯有觉解，方得为无为凈。所谓凈土，只是方便权说。此自显道生之慧解。然涅槃经中谓“法身有妙色”，如此，则“法身无色”之说，亦与教义有不合也。（唯若说妙色无色，则道生之说“法身无色”仍可通耳。）
（三）阐提有佛性——
六卷泥洹无“一阐提有佛性”之义，道生据理推之，以为“阐提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盖此经有未尽耳”。此即所谓“孤明先发”也。从此讲论涅槃佛性者风靡一时，而有种种说法。直到智者大师消化涅槃经之思想，而提出“三因佛性”，各种争议始告结束。（按：三因佛性分正因、缘因、了因。正因佛性是法佛性，即客观地说的主体佛性。缘因、了因佛性是觉佛性，亦即主观地说的主体佛性。）
（四）顿悟——
慧达肇论疏言及道生之“顿悟”义，“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不可分段了解），悟、语极照（谓无所不照，明通透微），以不二之悟（一悟全悟），符不分之理。（是谓顿悟）……见解名悟，闻解名信。信解非真，悟发信谢。”（重悟不重信，禅宗亦然。）理不可分，悟亦不二。信解乃悟以前事，非真悟。
其意盖谓修有阶段，故修必渐；悟无阶段，故悟必顿。（明通一切，照了究竟，而后方可说悟。不是先悟一部分，再悟一部分，故必须“顿”。）
对顿悟义，谢灵运作“辨宗论”力加支持。然其说不脱“格义”，又强拉扯儒佛，并非精严之作。
道生又有“善不受报”之说，其详不确知。盖谓恋生而生不绝，故在生死轮回之中。不主善恶，无心应物，不恋生，不恶死，亦不分别生死，则可不受轮回报应。
①佛教净土宗，推慧远为初祖，禅宗衰后，佛寺普遍都是“禅凈双修”。倡凈土者谓曰：“念念佛来接引，念念我愿往生，人能心念佛土，则识变境迁，业尽情空，能所两忘，心佛一如，”最后，无心无佛、唯是净境乐土——当下即是净土，并非离此世界而别有净土也。
②《大涅槃经》卷八：“我者，即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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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