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回忆到我的父亲时，感情多少有些复杂，和回忆到母亲时有点两样。
我曾从界河的总祠堂外面经过一次，从黄泥嘴小镇附近眠牛地的分祠堂经过无数次，但没有在祠堂里面参加春、秋二祭的资格。堂屋供“天地君亲师位”的神龛的一旁，有个竖立的木箱，里面装着好几十册《徐氏宗谱》。十二岁时，曾好奇地偷偷拿几册出来翻过，只见上面印着
这类东西，莫名其妙，赶快归还原处，怕被发现时挨大人的骂，等于不曾看过。以后出门读书、做事，在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对我们这一支徐氏，除了偶然从大人口中听到些片断外，没有正确的了解。据说，从江西迁到蕲水县的第一代，是住在县城东面约五十里的洗马畈。再由洗马畈分一支到蕲水、罗田交界的界河。这一支又分为“军分”、“民分”，我们是属于“军分”。把老百姓分为军、民两分，应当来自明初的屯卫制。由此推测，从江西迁到蕲水、洗马畈，可能是元代的事情。在传说中，我们的故里，实沉埋着一段惨烈的战争历史。距我们村二三里的地方有一山村名金鼓冲，相传在山冲里埋着有金犁金耙，一直传到我小时的民谣是“金犁金耙，挖到的人可得天下”。住在金鼓冲的老百姓姓陈，但一般人说，他们的祖宗牌有前后两层，前面一层是“陈氏门中宗祖”，后面一层却是“金氏门中宗祖”。另一距我们村子约二里有一不太高的山岗，名“杀二万”，相传在这里杀过两万人。我在十七八岁时放暑假回家，有一天和几个朋友游山游到这里，偶然在草丛中发现一块露出的岩石，上面刻着“金小姐殉难处”六字。大家惊疑之下，又在山上寻找，在离此石约十多丈的地方，又在一块岩石上，刻着“金将军殉难处”。而刻石字迹粗劣，乃仓卒中所成。把上面的几个片断传说与两石刻结合起来，可以推定我的故里当时曾经受过一场很大的劫难。这可能和徐寿辉在蕲水起义有关。
徐氏由洗马畈分到界河的一支，大概是在此次劫难之后。界河分一支到我们现住地的“徐琂坳”，开支的祖人徐琂（我们称为琂祖），有六个儿子，称为六房。我们便是第六房的子孙，前面说到的眠牛地祠堂，即是六房的祠堂。琂祖下来的辈分，是用从一到十来分别。我父亲的辈分是“十”，由此推测，琂祖应当是明末清初的人。
父亲辈分的名字我不记得。学名执中，号可权。祖父弟兄三人，伯祖是一个优贡，曾在下巴河闻一多的上两代教过书，听说八股作得很好。我年幼时在旧书柜中，曾发现他手抄的几厚册诗；字写得很秀，但由他老人家抄诗的取材，及有一册后面附录的自作的几首诗来看，在诗的造诣上并不太高明。
我的祖父行二，和行三的叔祖，都是种田的。曾祖父听说是个举人。曾祖父以上，便更不清楚。在我十多岁时，伯祖父的三个儿子，即是我的大伯、二伯、六叔，已经很穷困。大伯读书连秀才也不曾考到，却不事家人生产，更是穷得顾不了“书香门第”。有一次，我清理七八个破旧书柜，除了有一柜完全是医书外，其余的都是八股文、试帖诗；虽然有的被蠹虫吃得一塌糊涂，但都印得相当讲究，有的还是套色版。大概从康熙时代起，一直到废八股以前，都收罗得有。我约了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堂兄弟，仅把医书保留下来，此外都抬到河边烧掉了。
有一次修补屋漏，在屋梁上发现有两部书，一部是明版讲律吕的（名字记不清楚），一部是吕晚村的集子，这不知是哪一代留下的比较有意义的两部书。其所以放在屋梁上，当然和吕晚村所遭文字之祸有关。这两部书以后也一齐丢掉了。由上述情形推想，曾祖父以上，大概有好几代是与八股有关系的。但我们的“世代书香”，却与学问并没有什么关系。
二
当时的风气，一个中人之家如有两个以上的儿子，总尽可能地让一个儿子读书。伯祖三个儿子，伯父读书。我祖父两个儿子，我父亲读书，叔父种田。我小时听到母亲和其他伯叔们说，父亲读书非常用功。整天坐在书桌边，椅子脚下面的地磨成了四个小洞。到二十岁左右，吐血吐得很厉害；全靠非常能干的祖母的照顾，才不曾死去。但天分大概很低，八股文一直作不好；考来考去，考不到一名秀才，只好靠教蒙馆为生。种田的叔父耐不住，吵着分了家。
蒙馆的收入是正月元宵后第一天上学时的“见师礼”，这只等于香港过年时的“利是”。再便是年终时的“学钱”。收入的多少，决定于学生人数的多少、年龄的大小及家长的经济情形。
蒙馆的地方，多半借用祠堂、庙宇及人家的空宅。起一个蒙馆，先要有一两位热心的人士发起借地方，邀学生。我父亲连秀才的头衔也没有，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教的是不到十个穷苦的儿童。但他做人很正派，不“管闲事”，教书很认真，讲解得很清楚。到我发蒙的一年，即是辛亥革命的这一年，设馆在白杨河东岳庙里，已经有近二十名学生；其中有几个已经有十七八岁，作整篇的文章，在当时便称为“大学生”。后来有一年，县里“劝学所”（后来的教育局）举行全县师资考试，我父亲考了第一名，他自己高兴得不得了，邀学生时比以前更容易，他的蒙馆应当称为“私塾”了。及民国六年县中学招考，我正在县城住高等小学，也私自报名投考（当时并不严格限定资历），头一场考了个第一名。当时考中学的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我年十三岁，又矮又瘦，在旁人眼睛里，是地道的穷孩子。高小的同学，给我取了两个浑名：一是“逃水荒的”。鄂中沔阳县一带，遇着大水灾时，便成群结队，向外县逃亡乞食，称为“逃水荒”。一是“卖油果子的”。我们县内只有县城里才有油条卖，城里人称油条为“油果子”；穷苦的小孩子，提着竹篮里装的上十根油条，在小巷里大声喊着“油果子呵！”“油果子呵！”地叫卖。但一旦由我考了个第一名，在科举气氛还十分浓厚的情形下，简直哄动了。
下巴河的闻、陈（陈沆的后人）两大世家及暴发户汤化龙家的子弟们，联合起来要和我打架。因为这些关系，父亲教书的行情也提高了，虽然不是教书中的“大先生”，但学生人数增加，收入也增加。到民国七、八年以后，家庭生活，渐由春季缺粮而进到谷麦相接；再进到只吃谷，不吃麦，可以称为富农了。民国十五年以后，公立的初、高级小学，慢慢发达起来，社会也把科举的观念转向到大、中、小的学校教育，私塾受到自然淘汰。但我父亲的私塾教书生活，一直继续到抗战末期。
三
科举改八股为策论，同时提倡数学，数学好的也可以“进学”为秀才。我不知道我父亲从什么时候起，练习起数学来。到我七八岁时，他已经不常练习了。但我还发现厚厚的竹纸算草本子，保留了十几二十册，用的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用的中国数字，但零和点都已用上了。除了加减乘除外，还有一两册是勾股（三角）的算草。这一切，都是为了考试。考试不用了，我父亲也就放弃了。但他教书时，也教一点数学。
我父亲一生精神上最大的压力，是科举中考试的失败。自己没有完成的志愿，当然寄托在儿子身上。开始是我哥哥上学，但因生活的紧迫，哥哥到十一二岁时便改学种田。我四五岁时，父亲在小河口的一间空下的铺房里教师，离家只有两里路，有时便带我去玩。有一次，一个小孩背《三字经》，背了两句接不下去，我一面玩，一面替他接下去。这时还未教我认字，大概听到旁的小孩读，便和儿歌一样地记下了。隔壁的屠户老板跑过来再要我背，我也胡乱地背下去，我父亲开始发现我有点聪明。但一连两三年，蒙馆改在较远的地方，所以直到辛亥年才正式发蒙。父亲开始有了点“新”的观念，从“人”、“山水”、“耳目”、“手足”的教科书第一册教起。第一册读完后，读第二册及《小学韵语》和《论语》，而没有读《龙文鞭影》及《幼学琼林》这类的故事入门的书，因为考试时不消作诗赋的原故。当时儿童在开始作文以前，先教联字。两字一联时，老师在写出的一个字的上面或下面，画一个圆圈，教学生填进一字，看与老师所写的字，在意义上是否联得上。再进一步便是四字一联，以成一句。这大概要发蒙一年以后，才作这种训练。我发蒙后的三四个月，有一天大家围在一张圆桌子边，我父亲写“日入”两字，再圈上两个圈，让大家填。有的说“过夜”（我们乡下，吃晚饭称过夜），有的说“困醒”（称睡觉为困醒）等等，我父亲都不满意。我挤进去说“而息”，我父亲和几位大学生都大吃一惊，因为并没有教我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两句话；追问起来，我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这年下季，便开始作文，几十个字写得承接清楚。这样一来，把自己害苦了；我父亲把两代没有达到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恨不得能“一锄头挖一口井”。
回忆起来，我从小就是任天而动、毫无志气的孩子。不仅要我立志做官，使我发生反感；实际是懵懵懂懂，什么志向也没有。
假定当时诱导向做学问的路上去，情形可能两样；但在长期八股迷的家庭里，这是不可能的事。父亲用科举鼓励我的千言万语，只当作耳边风。这越发使父亲焦急起来，逼得越紧。我每早背完《论语》、《孟子》、《论说入门》这类的东西以后，都要讲一遍给他听，错一点，轻则用手纠脸皮，重则在头上打“栗壳”。字的好坏，和考试有关系，每天练字时，他站在旁边，一笔不对，便一栗壳打下来，打得我泪眼模糊，越写越坏。有时我被打得性起，把纸笔一丢，索性不写，这样便要大打一顿，我就大哭一场，他再百样地哄我。晚上带我睡觉，在我睡意正浓时，突然考我某一句书或某一段文章；若是睡着不醒，或答得不对，便用手扭小腿肉。旧历年放假，但我没有假放。除日村中儿童从事大扫除，我非常想参加，却不准我参加。有时母亲看到我坐呆了，叫我出去溜一溜。我前面走出去，父亲便从后面追出来，逼着我回到书桌边去。大年初一，可以玩一天；有一次，我挤在一群孩子中间，也陪着“跌钱”玩，父亲来了，就是几栗壳。在旧书柜中找到一部板本精美的《聊斋志异》，惊为奇书；还未看完，被父亲发现了，投之于火。小时非常喜欢读诗，十岁左右便弄清楚了平仄。但因此时考试不出诗题，也不准读。在十二岁进县城高小以前，所读的是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东莱博议》、《古文观止》、闱墨（选印考举人进士所作的策论）等。父亲听到举人高锦官姻长说《困学纪闻》、《廿二史劄记》很有用，买回给我看，我一点不感兴趣。一直到前年（一九七一年）偶然在《困学纪闻》中找一项材料，方惊叹王伯厚氏以抄书为著书中的鸿裁卓识，欲写一文加以发明而无暇进一步用力。总之，父亲教我的都是以应付他所经历、所想象的考试为目的，此外不准旁骛。
四
十二岁送到县城住高等小学，把我拜托给一位国文教员高少庵先生。他和我的伯父是儿女亲家，虽然此时伯父及三堂兄已死，高小姐并未过门，但总算有点亲戚关系。高先生在当时很有点名望，听说他的诗、古文词作得很好；但性情傲慢而懒散，人一提到“高八先生”或“高八麻子”，总有几分敬惮之意。父亲带我到他的房间里，首先磕了一个头，说了一番恳笃拜托的话，看到有旁的客人来，便走了。高先生回头给我一枝铅笔、一张十行纸，叫我作一篇《学而时习之》的作文；我站在他的桌子头边，大概写了两三百字，把铅笔放下，站在原地不敢动。客人走了，高先生问：“你为甚么还不作？”我说：“已经作好了。”把写好的一张纸送到他面前，他看完后，向抽屉里一放，不说一字的好或坏，只指着窗子下的一张小长方桌说：“你可以在这里坐。”过了几天，有位相当有名的拔贡严恩露先生来看高先生，高先生从抽屉里拿出我的作文给严拔贡看，并小声说：“这个小鬼比徐味三强。”徐味三是离我们十五六里路的一个大地主，又是举人，做了几任知县（县长），在我们族中，威灵显赫，家里曾听人多次讲到。突然听了高先生这句话，心里感到莫名其妙的自负：“原来我比他强呀！”这句话，再加上第二年在中学招考时考了个第一，还有位亲戚私下向人说：“这孩子在科举时代已经是举人了。”可以说，把我的幼年时代完全葬送掉了。
我到了县高小后，吃饭是由哥哥送米送菜，把米用饭碗量给学校请的厨手，菜交给厨手回锅，再算点柴钱给他。同学们的菜有很大的差别。我家里除了偶然送点豆腐乳以外，实在送不出甚么菜来，零用钱更少。我经常的菜，是一块豆腐剖做两边，上面洒点盐，在饭上蒸一蒸，作午晚两餐之用。我不在乎吃得好和坏，只是一脱离了父亲的掌握，除了每次回家把没有读完的《左传》按照指定的页数，背给他听以外，完全过糊涂日子，并不好好做功课。开始有点怕高先生，以后发现他并不管我，玩的胆子越米越大。回想起来，没有进高小以前，我虽然也有些调皮，但是一片纯朴、真诚，没有丝毫的坏念头。一进了高小以后，除了不用功外，各种坏习惯、坏念头，都慢慢沾上了。我常常想，受不够水准的学校教育，完全是人生堕落的过程。
在家里不准看《聊斋志异》，此时便放胆地看章回小说。所有小说都是手掌大小的本子，油光纸上印着小得不可再小的字。有一次，晚上自习的时间，我把功课摆在桌面上，抽开抽屉，把小说放在抽屉里偷偷地看。突然一只手从我背膀上伸了下来拿住我的小说，回头一看，原来是高先生，真把我吓坏了。他一言不发地把其余的三本一起拿走。过了几天，他又一言不发地归还给我，大概他知道我是向人借的。好像黄梨洲不反对人看小说，今人也多鼓励看小说。住三年高小，把可以找得到、借得到的章回小说，几乎看完了。我在小说得到了甚么好处，真是天晓得。
不久，有另外四位同学，在一块儿玩得最好，结拜成兄弟，这是当时的风气。一位姓陈的是老大，他专门出些坏主意。有位李鼎同学，后来大学毕业，当中学校长当得不错，但当时文字不通，是一个小地主的独生子。他父亲来送东西给他，穿得相当地破烂；但这位李同学告诉我们，他父亲的钱，都是装在瓦罐里放在床底下，床底下的钱罐子简直塞满了；陈老大便出主意叫他偷，偷来我们“打平和”（此间所谓“打牙祭”，我们县里称为“打平和”），我们都赞成。自此以后，李同学回去一次就偷一次。有一天，我们在李同学房里，关着门开始大花脸来大蹦大跳，突然校监来拍门，我们藏在门后，李同学把门一开，我们便一冲而出，逃到烧热水的地方洗脸。洗完后，回头伏在窗子外面窥看，监学扭着李同学的耳朵，扭到房内每一脏乱的地方便打上几栗壳，总打了十多次，我们忍不住又哄笑起来逃掉了。
其中有位王同学步云，年龄和我不相上下。功课方面，我只有作文一样出色，他的作文，绝不在我之下；但我的字写得乱七八糟，他的大小字已经有个样子；此外英文、数学等科，无一不行。人生得很秀气，一看就是小说中的才子乃至是天才型的人物，读书又比我用功。高小毕业后，我们便分了手。一直到我住国学馆，有一次放假特别绕道从兰溪去看他。沿路经过秋风岭等景物绝佳的山地，到他的风景如画的村子里住了两天。他的祖父是位进士，留下有印的诗集，曾送我一部，早已丢掉；父亲早死，母亲守节抚养他成人。家境应当是小地主，家里藏有不少的书。他感叹地对我说：“你已有点名气了（其实并没有），但我在家里也读了不少的书，只是没有方法出外去闯闯。”说后把《皇清经解》他看过的地方翻给我看。我对学问完全外行，对他除了少年时的一番怅惘之情外，也说不出点甚么。再过几年，知道他因到县城狎妓等等，不到三十岁便死去了。在一个沉闷腐烂的旧社会中，像我和王步云这种有希望的孩子，不知不觉中都糟蹋掉了。
我虽然在中学入学考试时考了个第一，但为了避免纠纷，由县长路孝植出一面告示，把我夸奖一番，结语说因我年龄太小，应俟高小毕业后再进入中学。但我在高小越来越不像话了。中学和高小都在莲池校舍之内。中学有位潘临淮学监，因为人很和善，学生便送他一个浑名叫“潘糍粑”，糍粑即是由糯米所做的年糕。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打了玩，潘学监从旁经过，我说：“不要打，漫打出黑糍粑来了。”加一个“黑”字是讥笑他不通文理的意思。潘学监气急了，告到我们校长前面，校长的意思，打两下手板，敷衍潘学监一下面子也就算了。谁知我连校长也骂起来，弄得下不了台，挂牌把我开除学籍。这时已快放寒假，离毕业只有一学期。我回到家后，当然不敢直说，只在父亲面前把学校批评得一钱不值，认为没有住毕业的价值，不如在家自己用功。父亲看到我进高小后，并没有一点进步，觉得我的话也不错，我便安心“过年”了。哪里知道，过年以后，父亲从一位亲戚口中，知道我是被开除掉的，气得要死，对我说：“现在也不打你，你过了十五（元宵）后，要回到学校去。回不去，再狠狠地打。”这样一来，只有再去，点名册子上根本没有我的姓名，但我依然嘻嘻哈哈地跟着同学一起上课。一直到毕业考试的前两个月，册子上又突然有了我的姓名。以最优秀的学生入校，以倒第六名毕业。这是民国七年的六月初的事情。
五
小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已成为我乡横直三四十里内有数的教书先生。但对我毕业后应做甚么，实在说不出一个办法来。升学，经济情形绝对不许可。教蒙馆又年龄太小。我便提议学中医，并约一位姓陈的同学打伙开中药铺，父亲都赞成，并把药柜也买好了。我对药柜的许多抽屉是早已感到兴趣的。七月初到县城去拿毕业文凭，听说武昌有个省立第一师范，五年毕业，住食等项都由公家供给，回家后告诉父亲，父亲便四处为我借盘费，这样便在民国七年考进武昌省立第一师范。
师范校长是黄陂刘凤章（号文卿）先生，讲阳明之学，提倡知行合一，校规严肃，读书风气很盛。同时，同学的国文水准很高，图书馆藏书也相当丰富，请的教师也相当整齐；这样，在精神上不知不觉地把我向上提了一步。这时我看的书，乃至写文章的能力，可能比父亲要高一点了。但寒假回家，还一定要我每星期作一篇文章给他改。我虽不敢反抗，但总是作他最不喜欢的翻案文章，父亲看了也无可奈何。
父亲在学问上没有成就，对时代一点也不了解（乡下从来没有报纸），精神上始终脱不了科举的枷锁。但在家庭内，孝弟出乎自然的本性。对儿女的慈爱和教养，用尽了他的心血。他虽然常常打我，有的是来自我的蹩扭，有的是来自他的希望太切，有的是来自他的识见所限；他爱我，和爱我的姐姐、哥哥、弟弟，完全没有两样。在乡里间，除了竭心尽力教书以外，绝无旧式读书人喜欢干预农村他人生活，从中讨便宜的心理与行为。二十岁左右吐血，四十、五十岁之间，经常患头风，发时痛得直叫唤。加以生计寒苦，营养不足，所以身体很瘦弱。但五十以后，反而非常健康。生于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死于一九五六年，以高年身经巨变，依然活了八十五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生活非常有规律，凡医生认为不应吃的东西，便绝对不吃。不抽烟，不沾一滴酒。在我全村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是起得最早的一个人。第二，除教书所消费的时间外，勤于体力劳动。一有空，便村前村后，收捡猪粪牛粪，作农田的肥料。一生没有沾一分不义之财，没有做一件败德之事。他很希望我能升官发财，这一点，也隐伏着父子思想与感情的差距。但有几个旧式读书人真能跳出千余年的科举遗毒呢？从某一方面说，我父亲是旧社会中的牺牲者。从另外方面说，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农村里的读书人、教书人。
癸丑旧历正月三日于九龙
一九七三年三月《明报月刊》第八卷第三期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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