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贯之①先生出了此题目，要我写。我的祖籍是广东客家，我的家乡是四川宜宾，但我半生都不在四川。在四川时，亦从小就住在成都，真在我家乡住的时间，合起来不过三四年。我现在只能一回想在四川的一些杂事。
成都是一有长远文化历史的城市，有不少的古迹，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数岁时的事，许多都忘记了。但是我总记得当时父母带我游草堂寺、武侯祠、青羊宫的情形。无论是在诸葛武侯、杜工部、黄山谷、陆放翁及老子的像前，我父亲总是要我行礼。记得，一次在青羊宫八卦亭前，对穿黄袍的老子像行礼。此事至今犹依依如在目前。我常想我到今日还能对中国古人，有一厚道的心情，去加以尊敬，亦许都由于在幼小时期，我父亲对我这种教育。
成都住家，人都知道是一极舒服的地方。但是我不喜欢成都人，与成都一般社会的风气。四川地方太大，川西、川南、川北、川东，各是一风气。川北人像北方人，比较坚苦笃实，陈子昂、陈寿、李白都是川北人。川东人更富于进取心，但商业气息比较重，秦良玉、鲍超、邹容，是川东人。成都属川西，是司马相如、扬子云的故乡。成都人以文采风流，聪明灵巧胜。川南人则比较敦厚，富于人情。三苏生于眉山，是上川南，嘉定以下是下川南，皆为岷江流域。岷江流域，在宋代已出人才不少：清末如廖季平、宋芸子、赵尧生诸老先生，都生于下川南。我的家乡宜宾，亦是下川南。宜宾位在岷江与长江金沙江之交，亦为四川与云南交通孔道之一城市。宜宾人作川滇间的生意，是有名的。宜宾有一条街名栈房街（即旅店街）。当一商人到云南采办货物回来，便堆在栈房街之栈房，请栈房主人代其卖，他自己再到云南去。栈房街之栈房主人，总是在高价时，才代其卖出。所以宜宾栈房街之栈房主人之忠厚、有信义，亦是著名的。我想宜宾之名字，亦许即由此而来。
宜宾的古迹，有吊黄楼、流杯池，是苏东坡与黄山谷同游之地。中国过去的古人，足迹无论到哪里，当地的人，都修建祠堂，加以纪念。如苏东坡足迹遍天下，而纪念的祠堂，亦遍天下。我现在距我故乡六七千里，然而想着苏东坡曾作岭南人，岭南人至今仍纪念东坡，我亦便不觉距故乡之远了。何况内子亦是苏东坡之小同乡呢？
大概是我的七世祖，才由广东五华到四川。据说他到四川后已成了孤儿。十五六岁，便为制糖店佣工，因得主人信赖，借与本钱，后便独立制糖，生意极好，糖由宜宾一直运出三峡。后来糖船翻了，乃在金沙江畔，购地业农。勤俭积蓄，在我四世祖，便有五六百亩田；我祖父一代才开始读书；我父亲十七岁，便入了学。民国以来，我家的佃户的儿子，亦确确实实有两个读完了高中，其他亦都在读书。中国过去的社会，是士农工商打成一片的社会，而不是阶级壁垒森严的社会。我的家世，便是一最明显的证明。
我的家在金沙江畔，与岷江长江相交处。长江的源，以前说是岷江，现在说是金沙江。苏东坡说“我家江水初发源”，这话不对，他是住在岷江边，我才可以说“我家江水初发源”。当然住在金沙江上流的人，更配说此话。不过我家距上流不远，便是屏山汉夷杂处之区了。
宜宾大名戎州，又名僰道，初亦为夷人所居。据说现在被迫入山之夷人，仍念念不忘宜宾。他们每日在天亮之前，都要教其小孩，以后要再回宜宾来。这事我幼时听讲，一方是怕，但一方亦非常同情。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呢？后来长大，有机会碰见夷人，我总不胜其同情。一次，一有知识的夷人告我，夷人崇拜孔明，称之为孔明老子，直到而今。当基督教初到云南向夷人传教时，最初亦只好说耶稣是孔明老子之哥哥。这事当即使我感动泣下，永不能忘。
我家距金沙江只数十丈，出门便可遥望江水，对江是绵亘的山。记得一次我父亲在门上写了一对联是“东去江声流汩汨，南来山色莽苍苍”，这是写实。金沙江最可爱的时候，是冬季，江水几全涸了，江底露出，并无沙，只见一片黑白红赭的石子，互相错杂，远望如一大围棋盘。偶然听见江上渔船歌声，绕湾又不见了。我每当此景，便会想起钱起《湘灵鼓瑟》的最后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有更切合此诗之意境的情调了。
凡在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中一年最值得留恋的生活，是秋收时的尝新、过年及清明时的上坟祭祀与到亲戚家去玩。秋收时的尝新，要先喂狗，因为据说，谷子是狗带来的。乡中人是不杀狗、不杀耕牛的，这一种对动物亦不忘恩的精神，真是中国文化中最可贵的一面。记得幼年时吃饭，是不许掉一颗饭的，如掉了，必被祖母责备，而外祖父对此点尤为严肃。当尝新时，他更要对此事，谆谆告诫。
我十六岁才回乡，以前从未上坟，亦无祖宗之观念。记得祖母在时，他从故乡到成都，总是带一本家谱。每见我无聊，便说你何不看看家谱。我觉非常好笑，家谱有什么好看呢？而且我在十三四岁时，便看了新文化运动时反对跪拜的文章，故以后回乡，亦不再去上坟，祭祀时亦不跪拜，若以此为奇耻大辱。到我父亲逝世，才知祭祀跪拜，乃情不容已。后来回乡，便总要去上坟，晨昏亦亲在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及祖宗神位前敬香。我同时了解了人类之无尽的仁厚恻怛之情，皆可由此慎终追远之一念而出。
我十二岁半以前都在成都，十一岁时入高小，是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我记得每周星期一第一堂是修身，由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祝屺怀先生亲自教。国文是萧中仑先生教。第一篇是《庄子》的《逍遥游》，第二篇《养生主》。萧先生要我们背诵抄写。对于高小学生，以《庄子》为教材，现在人一定要以为太不适合儿童心理。但是我对“北溟有鱼”“庖丁解牛”，当时亦能感趣味。我后来学哲学，亦许正源于此。我在成都读书时，我记得当时校长来与先父下聘书时，总是用一封红封纸聘书，亲自交与先父，同时还要作揖。据说再早一些时，校长还要对孔子像向教员跪拜，表示代父兄郑重将学生付托于先生之意。成都大成学校校长徐子休先生，躬行儒学，士林所宗。虽年逾七十，但其对校之先生岁数小三四十岁者，亦亲自跪拜。我于民国十八年在大学中休学一年，第一次在成都教书时，校长较我长三十岁，送聘书时，亦向我三揖，使我当时大为惊异。但到了民二十一年，我再回四川教学时，便莫有此风，只是校长亲来一握手而已。到二十六年，我到华西大学教书，便根本未见过校长的面，而那校长，还本是我先父曾教过的学生呢。后来在许多学校教书，便是除了系主任见一面以外，每期由工友送聘书了。现在香港，便用邮政送聘书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文化的进步呢，还是退步呢？
我与江水有缘。我生在金沙江岷江边；读小学，在成都之锦江边；读中学，在重庆之嘉陵江边。金沙江水深，岷江岸阔，锦江温柔，嘉陵江曲折多姿。我所读重庆联中，在重庆两路口骆家花园。在民国十一二三年的两路口，不似抗战时之两路口之喧闹，纯是一片乡村景象。石板路上的戴笠者，与路旁的凉棚卖茶，几根甘蔗倚在案边，处处显得安闲、恬静而萧疏。此校是川东书院旧址。礼堂上，尚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学校之后有山名鹅项颈，其上可左瞰长江，右瞰嘉陵江，直上即浮图关。当时之浮图关，只有一座一座牌坊与坟墓。夕阳古道，秋风禾黍，使人念墓下潜寐人，千载永不寤。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浪潮输入四川之时，重庆首当其冲。共产党之萧楚女、恽代英、张闻天，都曾来联中演讲。萧楚女在重庆主编一报，口口声声要去掉五千年文化毒。当时国家主义派国民党，亦在重庆活动，但是我们学校的师生，都另有抱负。我所最难忘的是当时几个十五六岁的朋友，都并不全随潮流走，而要融贯今古中西。其中一个是和尚，后称映佛法师，他亦在我们学校读书。一个名宋继武，他半年理一次发，天天要改革社会。一个名游鸿儒，最为特殊，他所穿的粗布长袍，只长到膝。他床上只有一硬被，堆满了书，如《二十二子》之类，他真以鸿儒自居。小小年纪，便看不起胡适与陈独秀诸人。他下笔千言，无事便静坐，我真自愧不如。他与我相约，每周读《宋元学案》一学案，又以必为圣人之志，与我相勉。但一次他回乡再来。他说路上看见人之啼饥号寒，心里难过，觉宋明理学太莫有用，一定要从事实际社会政治事业。于是他在校中组织了二十四人的团体，我亦在内。他另参加了国家主义组织，但我未参加。转瞬中学毕业，在民十四年，我们同到北平读书。但到北平，他的思想就逐渐的变左。先把名字由鸿儒改为鸿如，后来他与宋君竟同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十六年到南京，因左右派都在拉青年，我觉麻烦。遂成了讨厌政治的不革命的青年，从此走到学术的路上去。直到而今，仍不喜现实政治。他们到了武汉，总写信骂我不革命即反革命。我一时很伤心，曾写信问：“难道不与你们同政治主张，便无友谊了吗？”我记得清楚他们之回信，是“战场上的人是不能相握手的”。我得此信，只有付之长叹而已。但后来武汉清党，宋君被捕枪毙。游君到了南京，仍躲在我处。他谈到党派斗争之情形，与他恋爱的挫折，再回想到他中学时之思想，于是矛盾苦恼，不能自拔，几乎自杀。此时他十分感谢我对他之友谊，他说我使他再生。他后来亦对政治消极，回重庆去了。
民二十一年我再回重庆后，再遇见他，又变成一谈吐风生的人。我们曾重到一儿时旧游之地，茶馆中谈天。他忽然立在台上，好似对我讲演。他说“我当过青年党，当过共产党，当过国民党；曾过儒家生活，曾过道家生活，亦曾读佛书与西洋书，我现在要为中国人建立一人生哲学，你可以帮我的忙”。当时我觉他态度有点好笑，但其志亦殊可嘉。后来分手了，隔三四年，忽然得他一信，说他为了要建立人生哲学，必须对佛家之精神境界，求有一实证。故静坐求证道，已入三禅天境界。但因一念矜持，着了魔，现已入肺病第三期，势不能久。
我记得他最后几句是：“带孽以去，茫茫前路，不知何所底止。”并希望我在他死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因为只有我了解他之一生。字迹一如平时，无一潦草之态。在他信后，有他夫人批了数字，说鸿如已于某月某日辞世，他死时不到三十岁，我得此信，真是悲伤，感慨万端，不知如何想起。我只有照他所说，为他念《金刚经》半月。我从他的事，既叹息中国青年之死于政治斗争者，不知凡几，又了解中西新旧文化冲突的悲剧，与人心中之许多深微奥妙的问题。我在好多年总想到死友墓上一去，终未得果。回想在嘉陵江边，同游的朋友多作古，或不知去向。现在只有那一和尚映佛法师，还在支那内学院（据说现在亦停办了），他随欧阳竟无先生、吕秋逸先生学佛学，二十年如一日。我后亦常遇见他，只有他能一直以一恬静而悲悯的情怀，谈论着当时的朋友们之死生忧患。但是他又何尝知在此天涯海角，我在此作文纪念他们呢？
处此大难之世，人只要心平一下，皆有无尽难以为怀之感，自心底涌出。人只有不断的忙，忙，可以压住一切的怀念。我到香港来，亦写了不少文章，有时奋发激昂，有时亦能文理密察。其实一切著作与事业算什么，这都是为人而非为己，亦都是人心之表皮的工作。我想人所真要求的，还是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坟上、先父的坟上、祖宗的坟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得见我家门前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之东去江声，亦就可以满足了。
（1952年1月《人生》半月刊）
①王道 先生（1909.4.4—1971.3.6），字贯之，福建永春县长安乡熙里院后坑村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东方人文学会发起人之一，《人生》杂志和人生出版社创始人，曾任香港新亚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作品有文集《人生之向往》三集，《人生之向往续集》三集，《人生之向往选集》，诗集《去国集》《心声集》《心声後集》。其和夫人沈醒园女士创办《人生》杂志，从1951年1月6日到1971年王贯之先生纪念专号，创刊20年，《人生》作者逾千，发行《人生》杂志400馀期，出版“人生丛书”60馀种。他与香港新亚书院港台诸师友如钱穆、唐君毅、程兆熊、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谢幼伟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俨然成为一儒学之中心。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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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生命的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