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贯之①先生出了此题目,要我写。我的祖籍是广东客家,我的家乡是四川宜宾,但我半生都不在四川。在四川时,亦从小就住在成都,真在我家乡住的时间,合起来不过三四年。我现在只能一回想在四川的一些杂事。
成都是一有长远文化历史的城市,有不少的古迹,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数岁时的事,许多都忘记了。但是我总记得当时父母带我游草堂寺、武侯祠、青羊宫的情形。无论是在诸葛武侯、杜工部、黄山谷、陆放翁及老子的像前,我父亲总是要我行礼。记得,一次在青羊宫八卦亭前,对穿黄袍的老子像行礼。此事至今犹依依如在目前。我常想我到今日还能对中国古人,有一厚道的心情,去加以尊敬,亦许都由于在幼小时期,我父亲对我这种教育。
成都住家,人都知道是一极舒服的地方。但是我不喜欢成都人,与成都一般社会的风气。四川地方太大,川西、川南、川北、川东,各是一风气。川北人像北方人,比较坚苦笃实,陈子昂、陈寿、李白都是川北人。川东人更富于进取心,但商业气息比较重,秦良玉、鲍超、邹容,是川东人。成都属川西,是司马相如、扬子云的故乡。成都人以文采风流,聪明灵巧胜。川南人则比较敦厚,富于人情。三苏生于眉山,是上川南,嘉定以下是下川南,皆为岷江流域。岷江流域,在宋代已出人才不少:清末如廖季平、宋芸子、赵尧生诸老先生,都生于下川南。我的家乡宜宾,亦是下川南。宜宾位在岷江与长江金沙江之交,亦为四川与云南交通孔道之一城市。宜宾人作川滇间的生意,是有名的。宜宾有一条街名栈房街(即旅店街)。当一商人到云南采办货物回来,便堆在栈房街之栈房,请栈房主人代其卖,他自己再到云南去。栈房街之栈房主人,总是在高价时,才代其卖出。所以宜宾栈房街之栈房主人之忠厚、有信义,亦是著名的。我想宜宾之名字,亦许即由此而来。
宜宾的古迹,有吊黄楼、流杯池,是苏东坡与黄山谷同游之地。中国过去的古人,足迹无论到哪里,当地的人,都修建祠堂,加以纪念。如苏东坡足迹遍天下,而纪念的祠堂,亦遍天下。我现在距我故乡六七千里,然而想着苏东坡曾作岭南人,岭南人至今仍纪念东坡,我亦便不觉距故乡之远了。何况内子亦是苏东坡之小同乡呢?
大概是我的七世祖,才由广东五华到四川。据说他到四川后已成了孤儿。十五六岁,便为制糖店佣工,因得主人信赖,借与本钱,后便独立制糖,生意极好,糖由宜宾一直运出三峡。后来糖船翻了,乃在金沙江畔,购地业农。勤俭积蓄,在我四世祖,便有五六百亩田;我祖父一代才开始读书;我父亲十七岁,便入了学。民国以来,我家的佃户的儿子,亦确确实实有两个读完了高中,其他亦都在读书。中国过去的社会,是士农工商打成一片的社会,而不是阶级壁垒森严的社会。我的家世,便是一最明显的证明。
我的家在金沙江畔,与岷江长江相交处。长江的源,以前说是岷江,现在说是金沙江。苏东坡说“我家江水初发源”,这话不对,他是住在岷江边,我才可以说“我家江水初发源”。当然住在金沙江上流的人,更配说此话。不过我家距上流不远,便是屏山汉夷杂处之区了。
宜宾大名戎州,又名僰道,初亦为夷人所居。据说现在被迫入山之夷人,仍念念不忘宜宾。他们每日在天亮之前,都要教其小孩,以后要再回宜宾来。这事我幼时听讲,一方是怕,但一方亦非常同情。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呢?后来长大,有机会碰见夷人,我总不胜其同情。一次,一有知识的夷人告我,夷人崇拜孔明,称之为孔明老子,直到而今。当基督教初到云南向夷人传教时,最初亦只好说耶稣是孔明老子之哥哥。这事当即使我感动泣下,永不能忘。
我家距金沙江只数十丈,出门便可遥望江水,对江是绵亘的山。记得一次我父亲在门上写了一对联是“东去江声流汩汨,南来山色莽苍苍”,这是写实。金沙江最可爱的时候,是冬季,江水几全涸了,江底露出,并无沙,只见一片黑白红赭的石子,互相错杂,远望如一大围棋盘。偶然听见江上渔船歌声,绕湾又不见了。我每当此景,便会想起钱起《湘灵鼓瑟》的最后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有更切合此诗之意境的情调了。
凡在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中一年最值得留恋的生活,是秋收时的尝新、过年及清明时的上坟祭祀与到亲戚家去玩。秋收时的尝新,要先喂狗,因为据说,谷子是狗带来的。乡中人是不杀狗、不杀耕牛的,这一种对动物亦不忘恩的精神,真是中国文化中最可贵的一面。记得幼年时吃饭,是不许掉一颗饭的,如掉了,必被祖母责备,而外祖父对此点尤为严肃。当尝新时,他更要对此事,谆谆告诫。
我十六岁才回乡,以前从未上坟,亦无祖宗之观念。记得祖母在时,他从故乡到成都,总是带一本家谱。每见我无聊,便说你何不看看家谱。我觉非常好笑,家谱有什么好看呢?而且我在十三四岁时,便看了新文化运动时反对跪拜的文章,故以后回乡,亦不再去上坟,祭祀时亦不跪拜,若以此为奇耻大辱。到我父亲逝世,才知祭祀跪拜,乃情不容已。后来回乡,便总要去上坟,晨昏亦亲在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及祖宗神位前敬香。我同时了解了人类之无尽的仁厚恻怛之情,皆可由此慎终追远之一念而出。
我十二岁半以前都在成都,十一岁时入高小,是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我记得每周星期一第一堂是修身,由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祝屺怀先生亲自教。国文是萧中仑先生教。第一篇是《庄子》的《逍遥游》,第二篇《养生主》。萧先生要我们背诵抄写。对于高小学生,以《庄子》为教材,现在人一定要以为太不适合儿童心理。但是我对“北溟有鱼”“庖丁解牛”,当时亦能感趣味。我后来学哲学,亦许正源于此。我在成都读书时,我记得当时校长来与先父下聘书时,总是用一封红封纸聘书,亲自交与先父,同时还要作揖。据说再早一些时,校长还要对孔子像向教员跪拜,表示代父兄郑重将学生付托于先生之意。成都大成学校校长徐子休先生,躬行儒学,士林所宗。虽年逾七十,但其对校之先生岁数小三四十岁者,亦亲自跪拜。我于民国十八年在大学中休学一年,第一次在成都教书时,校长较我长三十岁,送聘书时,亦向我三揖,使我当时大为惊异。但到了民二十一年,我再回四川教学时,便莫有此风,只是校长亲来一握手而已。到二十六年,我到华西大学教书,便根本未见过校长的面,而那校长,还本是我先父曾教过的学生呢。后来在许多学校教书,便是除了系主任见一面以外,每期由工友送聘书了。现在香港,便用邮政送聘书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文化的进步呢,还是退步呢?
我与江水有缘。我生在金沙江岷江边;读小学,在成都之锦江边;读中学,在重庆之嘉陵江边。金沙江水深,岷江岸阔,锦江温柔,嘉陵江曲折多姿。我所读重庆联中,在重庆两路口骆家花园。在民国十一二三年的两路口,不似抗战时之两路口之喧闹,纯是一片乡村景象。石板路上的戴笠者,与路旁的凉棚卖茶,几根甘蔗倚在案边,处处显得安闲、恬静而萧疏。此校是川东书院旧址。礼堂上,尚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学校之后有山名鹅项颈,其上可左瞰长江,右瞰嘉陵江,直上即浮图关。当时之浮图关,只有一座一座牌坊与坟墓。夕阳古道,秋风禾黍,使人念墓下潜寐人,千载永不寤。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浪潮输入四川之时,重庆首当其冲。共产党之萧楚女、恽代英、张闻天,都曾来联中演讲。萧楚女在重庆主编一报,口口声声要去掉五千年文化毒。当时国家主义派国民党,亦在重庆活动,但是我们学校的师生,都另有抱负。我所最难忘的是当时几个十五六岁的朋友,都并不全随潮流走,而要融贯今古中西。其中一个是和尚,后称映佛法师,他亦在我们学校读书。一个名宋继武,他半年理一次发,天天要改革社会。一个名游鸿儒,最为特殊,他所穿的粗布长袍,只长到膝。他床上只有一硬被,堆满了书,如《二十二子》之类,他真以鸿儒自居。小小年纪,便看不起胡适与陈独秀诸人。他下笔千言,无事便静坐,我真自愧不如。他与我相约,每周读《宋元学案》一学案,又以必为圣人之志,与我相勉。但一次他回乡再来。他说路上看见人之啼饥号寒,心里难过,觉宋明理学太莫有用,一定要从事实际社会政治事业。于是他在校中组织了二十四人的团体,我亦在内。他另参加了国家主义组织,但我未参加。转瞬中学毕业,在民十四年,我们同到北平读书。但到北平,他的思想就逐渐的变左。先把名字由鸿儒改为鸿如,后来他与宋君竟同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十六年到南京,因左右派都在拉青年,我觉麻烦。遂成了讨厌政治的不革命的青年,从此走到学术的路上去。直到而今,仍不喜现实政治。他们到了武汉,总写信骂我不革命即反革命。我一时很伤心,曾写信问:“难道不与你们同政治主张,便无友谊了吗?”我记得清楚他们之回信,是“战场上的人是不能相握手的”。我得此信,只有付之长叹而已。但后来武汉清党,宋君被捕枪毙。游君到了南京,仍躲在我处。他谈到党派斗争之情形,与他恋爱的挫折,再回想到他中学时之思想,于是矛盾苦恼,不能自拔,几乎自杀。此时他十分感谢我对他之友谊,他说我使他再生。他后来亦对政治消极,回重庆去了。
民二十一年我再回重庆后,再遇见他,又变成一谈吐风生的人。我们曾重到一儿时旧游之地,茶馆中谈天。他忽然立在台上,好似对我讲演。他说“我当过青年党,当过共产党,当过国民党;曾过儒家生活,曾过道家生活,亦曾读佛书与西洋书,我现在要为中国人建立一人生哲学,你可以帮我的忙”。当时我觉他态度有点好笑,但其志亦殊可嘉。后来分手了,隔三四年,忽然得他一信,说他为了要建立人生哲学,必须对佛家之精神境界,求有一实证。故静坐求证道,已入三禅天境界。但因一念矜持,着了魔,现已入肺病第三期,势不能久。
我记得他最后几句是:“带孽以去,茫茫前路,不知何所底止。”并希望我在他死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因为只有我了解他之一生。字迹一如平时,无一潦草之态。在他信后,有他夫人批了数字,说鸿如已于某月某日辞世,他死时不到三十岁,我得此信,真是悲伤,感慨万端,不知如何想起。我只有照他所说,为他念《金刚经》半月。我从他的事,既叹息中国青年之死于政治斗争者,不知凡几,又了解中西新旧文化冲突的悲剧,与人心中之许多深微奥妙的问题。我在好多年总想到死友墓上一去,终未得果。回想在嘉陵江边,同游的朋友多作古,或不知去向。现在只有那一和尚映佛法师,还在支那内学院(据说现在亦停办了),他随欧阳竟无先生、吕秋逸先生学佛学,二十年如一日。我后亦常遇见他,只有他能一直以一恬静而悲悯的情怀,谈论着当时的朋友们之死生忧患。但是他又何尝知在此天涯海角,我在此作文纪念他们呢?
处此大难之世,人只要心平一下,皆有无尽难以为怀之感,自心底涌出。人只有不断的忙,忙,可以压住一切的怀念。我到香港来,亦写了不少文章,有时奋发激昂,有时亦能文理密察。其实一切著作与事业算什么,这都是为人而非为己,亦都是人心之表皮的工作。我想人所真要求的,还是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坟上、先父的坟上、祖宗的坟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得见我家门前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之东去江声,亦就可以满足了。
(1952年1月《人生》半月刊)
①王道 先生(1909.4.4—1971.3.6),字贯之,福建永春县长安乡熙里院后坑村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东方人文学会发起人之一,《人生》杂志和人生出版社创始人,曾任香港新亚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作品有文集《人生之向往》三集,《人生之向往续集》三集,《人生之向往选集》,诗集《去国集》《心声集》《心声後集》。其和夫人沈醒园女士创办《人生》杂志,从1951年1月6日到1971年王贯之先生纪念专号,创刊20年,《人生》作者逾千,发行《人生》杂志400馀期,出版“人生丛书”60馀种。他与香港新亚书院港台诸师友如钱穆、唐君毅、程兆熊、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谢幼伟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俨然成为一儒学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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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生命的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