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春节怀旧

 

自从各色各样的革命革新人物得势以来,数千年来,与劳苦大众的生活情调融合在一起的“年节”,被逼得走投无路,先委曲地称为“旧年”,现在再退一步,只好称为“春节”了。春节云者,即是我们劳苦大众过了几千年的年节。

 

风俗由人民生活的积累而成,人民生活的意味也是具体地浮雕在风俗里面。抹煞社会的风俗,即是抹煞了人民具体生活的意味,使人民只成为工具上的数字,这是很残酷的事情。我出生在穷困的农村。农村自富农以下,都是成天地在生产工具上打转。平时见不到酒肉,见不到娱乐,也没有亲朋来往,甚至脸上也没有笑容。这一切,只有在节日里才有其可能,尤其是“过年”的大节日。人不仅是为劳动而存在,也是为享受自己的劳动而存在。把劳动和对劳动的享受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人的生活”。而农村的劳苦大众,只有在节日里,尤其是在过年的年节里,才有享受自己劳动的机会,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存在,把生命生活的意义,从各方面表现出来。因此,节日,尤其是年节,是风俗的集结点。

 

我这里,特别提出农村的劳苦大众,只是说明一个事实,而不是想装作摩登进步的架式。过去的地主豪绅,乃至都市的富商大贾,再加上政府的达官贵人,过的是“天天献岁,夜夜元宵”的生活;年节对于他们,只不过是多余的点缀。有如因糖果吃得太多而闹牙痛的孩子,再请他吃糖时,口头上说声“谢谢”,心里面却感到为难。即使是住在大都市的勤劳大众们,可以得到年节的休闲;但五光十色,平时已经见惯,很难领略到年节由热闹而来的一番欢悦。只有成天在田地山林沼泽中工作的劳苦大众,有如一年吃不到一次糖的孩子,偶然遇到的即使是粗糖,对甜味才有真的感情,才有真的享受的感觉。因此,我认为,只有农村劳苦大众所过的年,才真能算是过年。只有农村过年的风俗,才真能表现人民活跃的生命。

 

过去的诗人文人们,对这类的风俗,远自《三百篇》,还有的加以歌咏,有的加以记载。到了现在,有的则站在云头上呼风唤雨,破旧立新。有的则在用典雕龙,或装洋画鬼。由勤苦大众的生命生活所形成的风俗,快埋葬以尽了。只有像我这种没出息的人,才偶然漂浮着一点轻岚薄雾。

 

 

秋收冬藏,照道理说,冬天农村是休闲的季节。但真正有点休闲意味的只是农历的十一月,我们乡下便称为“冬月”。因为此时的豆麦已经播种,即使是半自耕农或佃户,也不愁吃的粮食。但到了农历十二月腊月,许多人已是开始挣扎在粮食问题、债务问题里面,气氛便非常紧张了,一直要紧张到除夕才松一口气。

 

即以小康之家而论,为了年节作准备,家长和儿女们的心情,也不一样。下面的一首歌,正是两种不同心情的反映。“新年到,是冤家。男要帽,女要花,媳妇要勒儿走娘家。”男、女、媳妇的这点要求,在一年中,只有新年时才可以提出,家长们只好全力以赴,使儿女们在新年中得到一分喜悦。

 

到腊月底,要为年节特别准备食物,最特出的是三粑,即是糍粑、印子粑和豆渣粑。糍粑即是年糕,多半作款待客人之用。印子粑是把粘米粉揉好后,按入在各种雕花的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做便是几百个,这主要是留给自己吃的。但初一初二初三的三天也用来打发给乞丐。过年做豆腐多下来的豆渣,地主们是用来喂猪的,但富农以下,多当作菜来使用,过年时也做成粑,以补印子粑的不足。

 

到了除夕这一天,全村的儿童,都欢天喜地地出来做大扫除的工作,贴红纸春联更是大家抢着做的。除夕吃完了“团年饭”后,全家大小都围在火炉边“守岁”。此时讨债的人也不能讨债了。并且各家把大门早早关上,称为“封门”,以表示这一年的结束。一直等到五更左右,按照日历上所说的吉利时辰在爆竹声中把大门打开,向大吉大利的方向祭天祭地,以庆祝一年的开始。这称为“出方”或“出行”,还贴上“出行大吉”的红纸条。我的印象,农村的劳苦大众,只有除夕才是最平安的一晚;有了这样的平安的一晚,元旦才像个元旦,新年才像个新年。而定下一到除夕便不能向人讨债的规矩的人,大概真正是人民最伟大的领袖了。

 

 

元旦早上是要向亲长们拜年的,从自己村子里,可以拜到邻近的同宗的村子。小孩子开始可以尽情地玩,但最怕一个不小心,见人说出了不吉利的话,坏了人家一年的兆头。因此,新年时口里所说的话和平时有点不一样。好在大家知道,要孩子不乱讲话,是一件难事,所以先贴上“不禁童言”的红纸条,作为一种预防措置。

 

彼此见面拱手时最吉利的话是“恭喜发财”。还有穷极无聊的人,在新年的头三天,敲着一面小锣,向人家送财神菩萨,人家便得给他一点零钱或食物。印在粗糙黄纸上的财神菩萨也和现世的财神菩萨一样,有些面貌可憎,但这是新年中的事物,大家只好忍耐。

 

从初一到十五,是一年中穿得最好的,吃得最好的半个月。头三天甚么活也不做,三天过后,也只做点轻松的活。龙灯、采莲船、大头包、打狮子等游艺节目,农村里也只有此时才一齐出动。亲戚朋友,只有在这几天才有一番来往应酬。一年的劳苦,换下这半个月的休闲欢悦,所以这是真正的欢悦,是人作为是一个人,所必不能少的一点欢悦。而这些欢悦,只是出乎劳苦大众生命的要求,在集体生活中,日积月累地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展现出来,便与他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一时的舒展,为了再劳苦,准备了新的精力。假定老百姓连这点欢悦都没有了,连这点欢悦,也受到飞天夜叉的蹂躏,还有甚么道理可讲呢?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六日《华侨日报》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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