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尊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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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周刊以“理性、人文、自由、民主、科学”五基本概念为宗旨。并 承编者不弃,嘱就“理性”一项,为文以明之。“理性”一词,表面看来极易了解, 因爲人天天在说理讲理,但是落实了,又极难说。理性,若简单指目出来,不外道德理性与逻辑理性两大纲领。我在本文不必就此两大纲领去讨论理性的本性。又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就有理性与反理性的对立,如唯物论、机械论,以及讲寡头的生命冲动者,都是反理性的,或是想冲破理性的藩篱的。我在这里也不想去叙述。本文是想就处在大时代里受苦的中国“如何站立起”一问题以明理性之义用。这话从哪里说起呢?

 

当抗战末期,张君劢先生在美国会见了怀悌海(A.N.Whitehead),他回国后对我说:那时怀氏已经很老了,躺在床上,不甚能行动,牙齿全脱落,说话亦极艰难。只简单地说:中国很好,是很合情理的(very reasonable)。我听见张先生转述此语后,心里非常喜悦。我能想象怀氏说此话的背景,以及他何以如此了解中国的心境。怀氏并未到中国来,他的著述中亦很少论及中国。他纯粹是西方学问传统中的哲人。但是他在他的《历程与真实》一伟著中,曾说:“本书有两个主断:历程是最后的(process is ultimate),事实是最后的(fact is ultimate) ”他又说两个主断所表示的理境不是西方的,乃是东方的。他所谓东方,很显然是指中国说。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思考问题的态度,有一个很显明的色彩,就是:其观点或态度是“功能的”(functional,或译作“作用的”),而不是“概念的”(conceptual),尤其不具备亚里士多德所传下来的那一套逻辑架子,或“本体属性”那一套概念架子。怀氏说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很合情理”,其背景就是他深契这个“功能的观点”。当然他毕竟还是西方学问传统中的哲人,他对于中国学问文化的了解,想来也不见得很多。他深契“功能的观点”,也不过是大体这样一说而已,可是这大体一说,却甚有所中。

 

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喜欢讲那抽象的死硬的理性,而是讲那具体的情理或事理。那就是说,他们讲的理是性情中的理,是事变中的理;在生活上,天理人情都要顾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合情理”是生活上的一种具体表现:是生活,亦是艺术,是道德,亦是智慧。性命、理气、才情,一起都在内。没有经过概念的分解,横撑竪架,把它撑开。(宋明理学已经有分解,但是在践履工夫中察识到,亦不像西方逻辑思辨那种概念的分解。)禅宗所谓“作用见性”正好是这样态度的表示。这种态度说好了,是“圆而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很合情理”;说坏了,是拖泥带水,泄沓散漫,软疲无力。其表现在社会日常生活的习性上常是感觉的、直觉的、不脱直接反应的型态。理性,若不经过一番撑开,而只是在合情理的具体表现中,这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具体的表现虽是圆融周匝,然从直接反应(随机应变)的型态上说,总是一点一点的,一条一条的,总之,不是一个间接的(重新陶铸的)“架构型态”。理性的架构表现若转不出,那是很难适应这个时代的,也是很难自立的。因爲具体的表现不是形成问题解决问题的 精神,那是生活的艺术,受用的精神。而架构的表现才是形成问题解决问题的精神。中国处于这个大时代里,恰恰遭遇到“如何站立起”一问题。“如何站立起”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近代化”的问题,而近代化可以从各方面说,可是若提纲挈领地说,则当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远不近,当从当中的政治方面说,此也就是普通所谓“建国”的问题,而建国的精神,显然需要一种架构的精神,即理性之架构表现的精神。本文愿就这点以明“理性”之义用。

 

 

中国自辛亥革命后,我们建造了民主共和国。但民主政治的政体始终是个空架子,一直没有真实的实现,没有客观的实效性。民主政治的政体中有许多概念,如选举、被选举、依法进退、权利、义务、公民、自由等等,这一切对于我们都是很生疏的。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但一落实,总不对劲。没有在生命里生根,所以在情感上总觉着有隔,遵守这些,总觉着受委屈:不自然,不方便,不舒坦。清末遗留下来的秀才翰林当然不习惯这些。严复翻译了好多书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看,但是不必说接受、实施,就是理解亦不容易。就是严复本人也不过是翻译了而已,他没有以全幅的生命来担负起这个理想:他不是一个积极的思想家,疏通致远,弘扬新理论;他也不是一个有毅力有气度的政治家,百折不挠,以实现新政体为其宗教。这当然有个人的根器问题,亦因时代的限制使然。但无论如何,这一新政体的开国,只是移置了一个空架子,它缺乏一种文化背景与之相配合。军人、官僚、政客,閙得一塌糊涂,简直没有内容来填充这个架子。

 

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接触到了文化背景的问题,但只是横剖面地提出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还不能说是相应“新政体的实现”的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是正面的两个口号,还有反面的两个口号,便是反帝反封建。而最易打动人之心坎,首先进入人之意识中的,却是反帝反封建。反帝是因爲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此中直接所函的意识是要求富强的意识,反封建是觉得中国老文化不能适应这个时代,此中直接所函的意识是打倒老的,趋骛新的。这两个意识在社会上极爲普遍流行,无孔不入。种种反应都以此两意识为底子,然如何富强,如何新,却很少有能相应新政体的充分实现而用其诚。“建国”一观念,因种种因缘(我这里不必提),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我简直可说,直到今日,人们对建国一观念尚无积极而清晰的意识。是不啻对如何富强如何新一问题,人们的反应全歧出(绕出去)而不中肯。不能审慎思量如何富强,则只是富强一意识本身不是一途径,而很可以颠倒惑乱,与动反动而流于邪。谁不想中国富强,谁不愿中国好?但只是此意识,则无用。※※※此即所谓与动反动而流于邪。同样,如不能审慎思量如何新,则只是新这一意识本身亦不是一途径,结果只有在“时式”中追逐,为时间之俘虏,疲于奔命,而永追不上。

 

知识分子毕竟不同,名词观念多一点。如是,对应如何富强如何新一问题,便转到科学与民主那两个正面的口号。但是近三四十年来,科学与民主始终未出现,而那两个口号亦未发生积极的影响。几十年来,讲科学与民主的人,一直不了解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精神,亦不了解其在西方首先出现之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 而只是横剖面的截取来以爲诟诋中国文化之工具。关于这方面,我们近四五年来 说的话已不少。本文不想多说。本文想把这三四十年来科学与民主的表现形态略说一说。科学与民主看起来很易了解,但实在亦不容易了解,尤其作起来促其实现,更不容易。科学是学问的事,研究的事,这需要慢慢发展。只要国家建立起,政治上轨道,社会有秩序,则逐步上路是不难的。说中国文化妨碍科学,这是怨天尤人的举动,说中国人没有研究科学的智力,这更不成话。惟中国人实用的习性以及超然的理智兴趣之缺乏,这对于科学的研究确实是一种阻力。但只要把学问的精神及中西文化的动脉疏通明白了,这种习性是可以改变的,超然的理智兴趣是可以诱发的。就眼前中国问题讲,民主一项更爲重要。这是富强生新的总关键之所在。但是不幸,这三四十年来,这方面的表现太差了。

 

我已说民主政治这个政体的真实意义很难进入到人们的意识中。五四运动后的民主更无人过问,还不如民初尚有“告朔之饩羊”的意味。好像这里已不是问题之所在,因爲我们已经是中华民国了,所以人们想问题便不直接就民主政体之实现而用其诚。当政的则在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前提下走军政训政的途径(……)

 

常闻来自美国方面的解析,民主是一种生活。这话不错。在英美那种国家,国家已经建立起,政治体制已有定轨,这种说法自然是很好的,但若看我们的国家,认清我们的主要课题,则这种说法便显得不够。因爲它太广泛。这个广泛的意义,上面不能不有一个体制上的括号。这个说法的意义是国家已经建立起,政治已有定轨下的一种说法。国家若未建立起,政治体制若未民主化,则徒宣扬这种说法,必然得不到积极的结果。这表示:若民主是一种生活,生活得像一个轨道的样子,则必须先从种种歧出中归复到它的政治上、建国上体制的意义。人们的意识中先要认清这主要的课题。

 

 

民主政体的充分实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课题,这是建国的主要关键。

 

在此步工作上,人的理性表现是架构表现。

 

民主之为政治上建国上体制之意义,这是近代之所以为近代之最本质的而且是最佳之内容。科学工业好像是变量,纵使再进步一点或即未进至现在的样子,亦不妨碍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近代之所以为近代。因爲这是知识与技术之程度问题,而不是生活方式以及政体方式问题。它固可有助于民主,亦可有助于极权。

 

惟反之,在民主政体下,科学技术易见其较爲纯正而易滋长,而且易见其学术上之独立的价值与意义,而在极权奴化下,则便作不到。

 

科学与技术是人的理性之用于物,处理对象,这是对付“是什麽”方面的事。而民主则是人的理性之用于其自己,处理其自己,首先,不是处理其自己之为“自然的存在”,如医学之所为,而是处理其自己之为一“实践的存在”,不,为一政治实践之存在。所以民主是属于“人之自觉地决定其方向”这一个原则下的,属于价值理性之表现的。

 

但它不同于道德。道德是价值理性直接披露于个人,所谓“德润身”。民主政体是相应“处理公共事务”而自觉地设立的一个架子。何以要设立这个架子?因爲这样才公道、才合理、才能保住人们的各种自由。这个架子显然不是自然的现成物,它是需要人们的自觉奋斗才能出现的。所以它是人的“自觉设立”是无疑的。人间不能不有“公共事务”这个领域。处理这公共事务的人自身有德有才有能是一回事,安排一个架子,让他在这里守着架子所定的轨道以表现其德才能,又是一回事。道德是价值理性直接披露于个人,民主政体之出现是价值理性之间接的表现,亦即架构的表现,表现而为一架子。这架子不是任何个人身上的属性,然人们却要自觉地设立它、维护它,为它而奋斗。

 

必须记住:民主政体是价值理性之架构的表现。人爲此奋斗,亦必须具有“理性之架构的表现”这种德性才行。这是说:为民主政体奋斗的人,他不必定要取得行政权,即取得之,他自己亦必须自觉地遵守这个政体所定的轨道。如此,方可说这个人具有“理性之架构表现”之德性。具有这种德性之人,名曰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在中国,民主政体尚未充分实现,尚在创造之时,更需要有“理性之架构表现”这种意识与德性。在奋斗过程中嚷民主,既得权位,却不遵守民主政体所定的轨道,此种人即不具备此种意识与德性。因此亦不得名曰政治家。依中国的惯例说,此种人名曰权奸。譬如民初的袁世凯。

 

革命家是价值理性之冲破的表现,不是架构的表现。如果因冲破的行动而取得政权,遂终身据有之,且传之于子孙,则其理性即转爲非理性。依此,君主专制政体(所谓家天下)是非理性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理性之架构表现。因爲最高领导原则是“力”不是理。这个首出庶物之最高的源头处是“非理性的”。这 里触不得,亦不许人过问,人的价值意识不能向这里贯注。人的意识只能顺这个力向下向外看,不能返而向这个“力”本身看。只能顺这个力向下向外看,便是吾常说的“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所以中国以前理性之架构表现是只在治道上,而不在政道上。在治道上之架构表现,便是中国以前关于“宰相之德与体”的观念所表示的,宰相之德与体上之架构表现是被动的,没有独立性,因爲这个架构表现并没有扬眉吐气完全透出来,即并不是最高的。而最高的权源,则是非理性的。以前儒家对于这个“非理性的”,也想叫它理性化。但始终没有从架构表现上立出一个政道以客观化之,而只是想从德性上叫皇帝尽君道。因此,君主专制政体亦得名曰圣君贤相政体。到此可以看出,理性只剩下“运用的表现”,而不显“架构的表现”,连宰相上那点架构的表现亦被运用的表现所涵盖所吞没。此种运用的表现运用得好(或从好处说),真能符合于圣贤二字之义,而在此德化的陶养下,人民的生活情调亦真能如情如理,即本文首段所说之“很合情理”。这里有许多好处可说,亦有许多坏处可说。读者只要看看唐君毅先生《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末后几章即可明白。本文对此不想多说。但自政治上言之,这种理性化究竟太弱。所以从“运用的表现”透现“架构的表现”,是价值理性实现上之必须有的一步,也是政治形态上之必然无疑的一种进步。所谓透现架构表现立出一个政道,就是要返而向那个“非理性的”力本身看,不能只顺那个力向下向外看。意识要贯注到这不可触之最高源头处,作一个架构的表现,不能只是道德的表现。理解了意识向“力”本身贯注,即可理解民主政体何以是理性之架构表现,亦可以理解以前儒家虽未作到这步架构的表现,然他决不与这个表现相冲突相妨碍。因爲儒者亦正是向这个“力”处用心。不过其形态较弱而已。此如最近徐复观先生在《民主评论》六卷十二期上所讲的修己治人之道之不同。 这是以前儒家的一个普遍意识。不过没有以政治法律的形态来制度化而已。而民主政体之为“理性之架构表现”正是这种意识、倾向、规模之制度化。孔孟程朱陆王复生,爲何不欢喜赞叹?

 

当然这种架构表现使民主政体出现,是不容易的。你只看需要流血斗争而得之,便可知其不易。得之行之难,知之亦难,因爲无论是得之、行之或知之,俱需要有一种“理性之架构表现”的意识来支持。而广泛言之,中国人即不甚善长此种“理性之架构表现”。架构表现有各方面的成就。本文当然是只就民主政体言。广泛言之,这种精神过强、过普遍,亦不是无弊无病。但“当其分”而用之,则为必须。在科学知识上,在民主政体上,都是恰当其分的地方。就恰当其分的地方而言,中国人即常不擅长。是以不但由流血斗争而知其难,即就不擅长此种架构表现言,亦足见得之行之知之之不易。顺以前宰相之德与体的那点架构精神,即通常所谓识大体的精神,就比较容易向这里转进,亦容易使我们向这里了解。但是相应民主政体的架构精神是近代化的,而由此架构精神所确定的“识大体”亦是近代化的。这里有一种精神内容,不是“时式”。所以需要很大的“作意”与困勉以赴之。要常常提撕警觉而不坠落,要它在生命中生根。如是,方能说创造这体制,维护这体制。

 

假定我们不具备这种近代化的架构精神以及此中识大体的精神,而只是被动地在感受上嚷自由民主,则于民主政体的成立以及其充分实现,常无积极的助益。当然从自由民主上说,“感受”是很重要的。因爲有压迫,有极权,才有感受;有感受,才又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所以这种感受决不容忽视。但只是这种感受的要求,而无“理性之架构表现”的意识来支持,则常徒然无用。任何一件事之完成,都须从被动的感受引起,转到主动的精神才行。没有架构表现的意识,而只从感受上嚷,此亦为价值理性在自由民主方面之直接表现。

 

假若脱离民主政体之创造与维护而只退处于社会生活上嚷自由民主,此种个人主义名流式的自由主义亦为价值理性之直接表现,而于民主政体之创造与维护,亦常无积极的助益。因爲极权专制(……)有种种型可以让你有似是而非的自由。自古权奸名流相玩以处,而败坏风俗人心者,彰彰在目。此熊先生之所以常痛恨于奸雄与名士也(谓:政治坏于奸雄,学术坏于名士。)

 

(……)中国终将走上一条坦途,不能永远在激荡歧出中颠倒。当政者须谋国以忠,即不在其位之政治家思想家,发为言论,其用心与识量亦须谋国以忠。我个人微不足道。但五六年来吾人为使中国走上一条坦途,际此遭逢大难彻底反省之时,乃深入于中西文化命脉之疏导,以见西方何以出现科学与民主,中国何以不出现而有今日之劫运,决然不走五四运动时之途径,但相应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而期为新时代来临备一洽浃周匝之文化背景。其辞远,其言迂。然谓不当如此用心,则亦浅视时代之严重。怨天尤人,不如下学上达;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此之谓尊理性。

 

一九五四年《祖国》周刊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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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生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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