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今年元旦，辅仁大学主办了一次以“当代哲学与宗教问题”为主题的国际哲学会议，与会的学者来自德、意、英、美、加、印、菲、日、韩等国，加上国内各大学的哲学教授，共有五十余人参加。笔者因为有课，只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也最后宣读论文。我所提的这篇论文，说的都是通义常理，行文也力求平实。但出乎意料的，却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应。当论文宣读完毕，即有高思谦教授、薛保纶教授、晓云法师等发言谬赞和询问。休会之后，有几位外籍教授也来握手致意，并表示希望有机会到东海大学访问。接着高思谦老先生由于弄错了我的名字，又特地来致歉寒暄，晓云法师因为在华冈哲研所和我有同事之谊，也由她的女弟子陪同一起来相叙晤，并说到会通精神对当今宗教的重要；薛保纶教授则将他的大著《墨子的人生哲学》送我一册。而师大的张起钧教授更是情词恳切地特予谬许，说在今天这个场合我所表示的儒家立场，是适时而切要的，这种平正的道理应可视为这个会议的一个归结。张振东教授对我所说宗教真理中那个最后的实在只是一个，表示赞同。李振英（李震）教授则说，辅大哲研所的同学很需要了解我所提出的这一类问题，希望有机会为他们讲一讲。还有陆达诚司铎和韩国的郑仁在博士，更和我说了很多话。到闭幕式时，萧师毅教授（此次会议的秘书长）又特别提到他很赞同我的说法。我记述上面这些事，并没有私心欣喜的情绪，因为我所说的本就不是我个人的独见，而是通义常理，而诸位先生对我的谬赞，实在只是由于心同理同之故。虽然有些称赏的话，和我论文中的本意不尽相合，但会场热烈的反应，却也表示我文中所说，正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特于文前略缀数语，将文稿予以发表，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士来重视和研讨这个文化的根本问题。
一、文化的根源在道德宗教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文化问题。讲文化，除了民主与科学，还有道德与宗教，另外还有文学与艺术。
民国初年，大家讲民主、科学，而忽视道德、宗教。而且把道德看成是封建的、落伍的，是违背自由民主之原则的，所以不讲道德，以至于反道德，于是有所谓“礼教吃人”的咒诋。大家又认为宗教是迷信的、不科学的，因此不讲宗教，以至于反宗教，于是在1923-1924年间，出现了什么“反宗教大同盟”的组织。但照我们今天的了解，为了讲民主科学而去反对道德宗教，是不对的，这表示当时一些人对文化真理的了解，欠缺深度。须知文化的本质正在于道德与宗教。道德宗教的作用，不只能建立一个“日常生活的轨道”——如人伦生活的规矩，婚丧喜庆的仪节，以及祭祀之礼等等。而且它能开出“精神生活的途径”（1）就个人方面说，是人格的创造，以成圣、成佛、成真人；（2）就客观方面说，则是历史文化的创造。所以，道德宗教正是涌发“文化创造之灵感”的泉源，也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基于不同的道德宗教之信念与实践，才形成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体系。所以道德宗教才真正是文化的根源。
文学与艺术虽然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但它常常表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与乡土气息，这正是因为它与道德宗教的观念信仰，有着紧密关联的缘故。假如一旦撤除了道德宗教的根核，那是不可能创造出有深度的文学和艺术的。
至于民主与科学，虽然也各有它独立的本性，但在整个文化真理中，尤其在实践的过程中，仍然与道德宗教有着相依的关系。我们且不往深处说，大家只要简单地想一想，如果没有公正负责的政治家，没有奉公守法的人民，民主政治将如何可能呢？而“公正负责”“奉公守法”不就是良好的道德品性吗？至于科学家从事科学的研究，他仍然必须具有对真理的虔诚和持恒的努力，这仍然是道德的。而宗教信仰也可以开启人的心智，培养人的品行。
所以，民主科学与道德宗教并不相碍。而且道德宗教的精神，正大有助于民主科学的实现与创造。
二、道德与宗教的关系
人在道德生活中，常常会接触到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是属于道德范围以内的，有些则已逸出道德范围之外，而与宗教发生了交涉。而道德与宗教的关系，正可以从这些地方得到了解。
第一、道德与幸福一致的问题。
大体说来，道德生活有两个特质。第一是“不怕苦难”。人为了完成道德，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与危难，而且可以自觉地去忍受。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谓“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他所表现的就是这种不怕苦难的道德勇气。第二是“不求报偿”。道德行为只求自己心安理得，而不是为了报偿。人有恩德于我，我应感念不忘；但我有恩于人，则不可存之于心，更不可等待他人来报答。否则，便不能算是真道德。所以有心为善。虽然也算是好的行为，但不能算是大善。
不过话虽如此，但当一个好人受尽苦难，一个坏人却享尽荣华——颜回短命而死，盗跖却克享天年——这其间总会使人感到不平，而觉得天道不公。正如太史公所谓“天之所以报施善人，固若是乎？”这种不平之感，便是希望“道德与幸福一致”的深心的要求。又如《中庸》上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修德者既然不怕苦难，不求报答，为什么大德者又必得其位、其禄、其名、其寿？这便逸出了单纯的道德范围，而是一种宗教性的要求了。所以要求道德与幸福一致，乃是道德与宗教发生交涉的第一点。（注一）
第二、灵魂不灭的问题。
人的自然生命虽然有限，但人却不会愿意当他呼吸停止、躯体腐朽之后，就真的从此消逝了。于是，灵魂不灭的要求，便自然被引发出来。“灵魂不灭”这个观念，大体可以从两种型态来表示：
其一，是承认一个鬼神世界：中国的传统是有鬼神观念的。（注二）人们常如此认为：一般人死后成为鬼，仁人君子与忠孝节义之士则可成为神明。人的生死，正是彼世界（鬼神）与此世界（人间）的一个来回。《礼记·祭义篇》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说文也以人所归为鬼，而有“鬼者，归也”的说法。人死之后，既仍然可以和祖先同在以得其归依，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所以中国人绕着祖先的墓园走一走，看一看，或者躺在祖坟旁边休息一下，都会得到一种“慰情”之满足，我们也许以为受过科学的洗礼，便斥责鬼神观念为迷信，这个看法是否全对，暂可不论。但我们至少必须了解，世界上不止你我一二个人，不止某一部分人，而多数人心灵中的需求，即使不全是“真”，那也是不可忽视的。人生的道理，并不像一个普通的知识问题那么单纯。人如果只承认理智一层，绝对无法解答，更无法解决复杂的人生问题。
其二，是创造不朽的价值以得永生：春秋时代鲁国贤大夫叔孙豹曾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即所谓“三不朽”。人把自己的精神心灵，化为道、化为功、化为言，于是他的生命便随着他所创造的价值而垂于久远了。他永远活在后人的心里，因而他永生了。我们退一步说，人纵然不要求自己永生，至少我们希望圣贤能够永生。但光是希望，还不足以满足我们深心的要求，于是又立庙宇、塑金身、立神主，祭之、享之、祀之、敬之。所以圣贤孝子忠臣义士，都能俎豆馨香，血食千秋，我们都把他们看做不朽的神明。人要求灵魂不灭，要求不朽以得永生，这不仅是道德的，而同时又使它与宗教发生了交涉。
第三，普遍的精神生命之存在的问题。
道德生活一方面是自己的，一方面也是个人对他人的（如人伦生活）。在个人对他人的道德生活中，乃有生命与生命以及心灵与心灵的交感相通。譬如这次国际哲学会议，每天都有人在讲话，同时也有许多人在听，在讲者与听者的交感相通之中，我们便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不仅是我个人的，也可以通到他人生命中去。这里便呈现了一个超越我们个人，而又包含我们个人的“普遍的精神生命”之存在。这是当下现前就可以觉察到的一大真实。不过，这一个普遍的精神生命，在平时我们很容易忽略它，似乎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当我们处于痛苦困顿的时候，就会真实的觉察到。太史公说：“人穷则返本，惨痛哀恻则呼父母。”又说：“未尝不呼大也，未尝不呼父母也”。人为什么要呼父母？并不是以为父母有超人的力量，可以解除我们的痛苦，而是人有一种“回到生命根源中去”的愿望和要求。人是父母所生，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当我们一旦在人生的途程中失去凭依，而感到生命孤独凄凉的时候，我们就会生起一种深心的愿望，想要回到生命根源中去与它合一。于是我们哀号，我们呼父母。由父母直往上推，可以推到远代的祖先。而人类又为天地所生，所以人在困顿无助的时候，天啊！天啊！”这种呼求，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心灵深处发出来。因为“天”是最后的生命之根源，是生命之本体，是超越个人而又含摄个人的普遍的精神生命。人唯有和这个普遍的精神生命合而为一时，才能获得生命的舒泰和心灵的平安。中国人喜欢讲天人合一，也正可以从这个线索上去了解。
对于这个“普遍的精神生命”，我们称之为“天、天道”，耶教称之为“上帝、天主”，印度教名之曰“梵天”，回教又叫它“阿拉”，名号虽然不同，而它所涵指的意义层次，是相同的。孟子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易传》所谓“与天地合德”，程明道、王阳明所谓“与天地万物为一礼”……这些话都表示人对这个普遍的精神生命，有一种“由内在通向超越”的要求。因此，人之呼天呼父母的“呼求之情”，不能只看做是道德的，它更是宗教的。
从以上三点说明，可以了解道德本就可以通往宗教，只讲单纯的道德而不注意宗教真理，总觉得有些不足够。不过，（1）在西方，道德与宗教大体是采取分开的方式。它们的道德概念是比较初层次的，而较高层次的精神心灵之生活，与生死幽明之际、天人之际的问题，则交托给宗教。（2）在中国，则将道德与宗教融通而为一，所以作为中国文化之主流的儒家，不但具备道德精神，而且也具备宗教精神与宗教情操。
三、重新认识儒家的性格
要说明儒家是否也具有宗教的性格，首先应该分辨一下“宗教真理”与“宗教形态”。宗教真理是“一”，而宗教形态是“多”，宗教真理中那个最高的主宰、最后的实在，只是一个，无论你赋予它什么“名”，而指归是同一的。但宗教的形态，则要通过人的生命来表现，来完成。而人的生命又是各不相同的独立的个体，因此依于孔子之“仁”，释迦之“悲”，耶稣之“爱”，遂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教”之形态，任何一个宗教，皆只是表现宗教真理的形态之一。（所以，“上帝”可以是普世的，而“xx宗教”则不可能是普世的。）
在中国，向来都是“儒、释、道”三教并举，但民国以来，一般人却不认为儒家是一个宗教。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民国初年康有为陈汉章等人的孔教运动失败，而造成一种情绪上的反感和心理上的禁忌（注三）；另一方面是大家常以西方宗教为模式来作对比，只从形式上来观察，以为儒家既没有教会组织，又没有僧侣，也没有很特殊的宗教性的仪式，在这些“事”上，使得儒家不像一个宗教。其实，形式或形态本就是多样性的，我们没有理由限制宗教的多样性，也不应该主张凡是宗教就一定要采取某一种形态。更何况从宗教之“理”上来说，儒家又确有宗教性，也能表现一般宗教所表现的作用，和担负一般宗教所担负的责任。儒家讲道德，常含有宗教性的意义，而不只是单纯的道德。单纯的道德只及于人生界，而儒家教义所重视的则不限于人生界，同时也重视“死”与“祭”。
子路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一般人常以为这是孔子只重视生、而不重视死的证明。这实在是不思之过。我们只要细细一想，应该可以看出孔子这句话，只是对子路指点生死的本末轻重与先后之序，而并不表示孔子不重视人生之“死”的问题。孔子不是说过吗？“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从生到死，再到祭祀，都以礼一以贯之，这表示人的孝敬之诚，是彻通生死幽明的。而重视丧祭祀敬，也正表示重视人生之“死”的问题，后来由荀子所讲的礼之三本：君师、祖先、天地，而演变为三祭之证。试问，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能把它看做仅仅是道德的吗？这其中，当然有宗教性的情绪，宗教性的虔诚，以及宗教性的要求。而孔子的超越意识，尤其明显而深挚。他“知天命”、“畏天命”（畏敬畏义）、“下学而上达”（上达天德），又说“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一类的言词，都是我们倍该加以正视的。
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曾说，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亦宗教亦哲学。我们也可以说，儒家的性格，是亦哲学、亦道德、亦宗教的。唯其如此，所以儒家的礼乐伦常，可以成为人民生活的轨道，而儒家这个天人合德之“教”，乃能安顿中华民族的生命。（附按：佛教传入中国，曾有过极为兴盛的时代，但佛教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因为中华民族既已有了儒家作宗主，佛教便自然在中国居于宾位。佛教如此，其他传入中国的宗教，也同样不能例外。）
四、礼教三祭所表示的意义
儒家的道德宗教精神，具体地表现在中国的礼教之中。礼教的形式虽已衰微，但它内涵的思想精神，仍然活跃在文化心灵之中。在此，我们无暇叙述礼教的内容，而只能就它最能显示宗教精神的“三祭”之意义，来作一个反省和考察。
一、祭天地：这里所说的“天”，不是天文学上的天，而是有意志的天，在以前也常称之为“上帝”。（上帝之名，在《诗经》《书经》等典籍中屡见不鲜，如“皇皇上帝”、“上帝鉴汝”、“对越上帝”等等。）天，除了含有人格神这一层意义，又可以转为形上实体的意义，而说天道、天命、天理、天德等，这表示“天”有丰富的内容。因而许多具有不同类型的宗教情绪的人，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它引生诚敬，而来尊信它。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文化特别具有涵盖性与包容性。其次，这里所说的“地”，也不是地理学或地质学上的地。中国人看地是大地生机，是持载之德。《中庸》说“天覆地载”，地能持载万物，这就是地的伟大。而中国文化也正表现“载”的精神，能承受一切好的东西。因而也能包容各种宗教与文化真理，这就是“地德”。天为乾、为父，地为坤、为母。天在上，地在下，而中国文化精神不但能上达天德，也能下开地德。天德成始，地德成终。终始条理，金声玉振，而后大成。可见中国人祭拜天地，其中所涵容的意义，是非常充实饱满而圆盈完足的。
二、祭祖先：天地创生万物，是一切生命之始，而祖先则直接给予我们生命。所以祖先的恩德，是可以和天地相提并论的。祀敬天地和祖先，同样都是“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精神。我们不承认生命的可贵则已，如果承认生命的可贵，那么，中国人之敬祀祖先，就无疑的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传统。有人说，中国人敬祀祖先，乃是一种“祖先崇拜”，这是以那些原始部落原始民族的“xx崇拜”来作比附，是一种“非善意的贬视”。须知“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根本不是一般祈福消灾的心理，而是致诚敬以彻通幽明的限隔、颂祖德以期于孙之继述光大。这种绵绵穆穆的深挚情怀，既表示精神生命的扩展与延伸，同时也是一人神交通的精神生活。所以说，“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则，那些原始民族的什么什么崇拜，岂足以和中国人之敬祀祖先，同日而语？
三、祭圣贤：天地是宇宙生命之始，祖先是个体生命之始，圣贤则代表文化生命。圣贤人物之所以值得崇敬，就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德性、智慧，开发了人类精神无限的向上之机，使人反求诸己，就可以觉识到生命中庄严神圣的意义。圣贤立人伦、兴教化，为人类安排了一个精神生活的轨道，开辟了一个精神心灵的领域。他所提揭的文化理想，也为民族文化指出了一个正大的方向，而使之有文化慧命之永恒相续。孟子说：“圣人者，人伦之至也。”圣人既是人格世界最高的型范，当然值得我们永远来祀敬。当我们面对圣贤的时候，那种庄严肃穆的心情，就直接地使我们个体的生命，和民族文化生命的大流通在一起。父母生我们七尺之躯，而圣贤则使我们的生命通贯古今，而能自觉地表现“横通天下之志，纵贯百世之心”的绵绵相续的意义。
五、宗教精神的终点与归宿
中国人对生化万物、覆育万物的“天地”，自己生命所从出的“祖先”，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并此三者而同时祭祀之、崇敬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较普通宗教更高明广大的宗教精神。因为礼教三祭并不局限于一定之神，而且其精神内涵更是在生长扩大与创新之中。中华民族当然有雅量容受其他宗教，但我们也要维护自己的礼教。任何民族都该有它自己的传统，人能守护他自己民族的价值规范，不但是极为可贵的，也是绝对应该的。
人如果不归于自己，不通过自觉、自主、自律的道德实践以上达天德，而只是一心一念想把自己的生命向外交托，是否就真能交代得了？这是个值得省思的问题。我们是人，所以不能放弃人本人文的立场，也不应该忘怀人间。耶稣上了十字架，回到上帝身边，但是他还要在人间复活。复活为了什么？为了爱人。佛教有菩萨，菩萨是自己可以成佛，但“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他要度尽天下一切众生。这又是为什么？乃是为了慈悲。在此，我想起了近年故世的唐君毅教授的几句话。大意是说：一切宗教徒，当他成道得救之后，他仍将化身为儒者，回到人间来救世救人。而儒家正是要“与人为徒”，以成就人伦人道，和创造人文价值。依此而观，儒家“本天道以立人道，立人德以合天德”的天人合德之教，应该是一切宗教精神的终点，而可以作为各大宗教共同的归宿。
世界各大宗教之间，或多或少都不免有些本质上或事实上的冲突摩擦（宗教战争即因此而起）。我们认为，只有发扬儒家宽平而开放的精神，才能打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隔阂，而使一切道德宗教的真理会通在一起。也唯有撤除彼此的藩篱，开诚布公，与人为善，各大宗教才更能发挥它的作用，以达成救世救人的目的。
六、余言：再提出几点看法
我们说儒家含具宗教性，只在指出这个历史文化的事实，并希望大家正视这个事实。但儒家却无意于和其他宗教相对立，以竞一日之短长。儒家可以和任何高级的宗教，互相观摩，互相取益。儒家也尊重一切宗教徒在信仰上所作的主观抉择，而不会对某一个宗教存有先在的成见。但是，如果别的宗教对儒家先存有一种执意的误解，或者采取一种有心的混抹，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强制儒家“默尔而息”。当然，无论儒家主动地宣说自己的义理思想与精神方向，或者被动地起来维护自己而驳斥别人，也仍然是本乎公诚之心，以申述义理之正。数千年的历史事实是如此，而当今儒家的学者们，也同样持守着这样的态度，而且具有这样的襟怀。本着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我愿意提出几点浅见，贡献给与会的贤彦学者，特别是宗教领袖们，希望加以参证采择。
第一、近年来，宗教界似乎有一种倾向，或者说一种心愿，想把西方宗教的一些观念，拿来和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的观念相比配，以为经过一番调和混同，就可以打通观念，消除思想宗趣上的差异。我个人虽然很钦佩这种用心，但却觉得不免有“助长”之失，因为不够相应中肯的比配，事实上是很难避免“欲速则不达”乃至于“徒劳无功”之后果的。这个会议的主旨，是要讨论哲学与宗教的问题。因此，我应该被容许说一句率直的话：如果西方宗教只想在中国增加教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个人不想表示意见，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一向肯定而且尊重的。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真心诚意地想和中国文化精神相会通、相融摄，则虚怀地学习了解和体验，实在远比匆率而勉强的解释判断，更为需要，而且更能符合实际的效益。
第二，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过去一二千年，是儒、释、道三教相互摩荡的过程，今后必然将是儒、佛、耶（含公教与新教）三教相互摩荡，以求融通。而文化价值系统的融通，一要“精诚”，二要“机缘”，三要“时间”，这是急不来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先能真正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观摩。然后，各本真诚与信念，在不离失自己本性的原则下，充实自己，改进自己，以与异质文化相资相益、相融相摄，而导致一个“和而不同、交光互映”的人类文化之新境界。
第三，我认为当代的哲学和宗教，有一个共同的重大使命，那就是“反物化”。反物化必须从两方面着眼和着力。凡是趋向于物欲恣纵、情意泛滥的观念意识，以及实际追求感性层之物质享受的，都将消磨人类向上的意志，腐蚀人类道德的心灵。乃是一切纯正哲学和宗教的共同敌人。在此时刻，我们已经无可避免地要对它们两面作战。而且必须战胜它，才会有哲学慧命的延续和光大，也才能发扬道德宗教的光辉。
附注
注一：德与福一致的问题，极为幽邃深远。今年五六月间，牟宗三教授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曾谈到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东方讲“圆教”所应含有的义理。他表示将写一部书解答这个问题，书名可能叫做“圆善”.
注二：按儒家对鬼神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不去描述鬼神世界如何如何）。而祭祖先祭圣贤乃是慎终追远、崇德报功，要者是在致诚敬，与光大祖德、承续慧命。至于祖先圣贤是否精灵不散，是否已经成神，则并不视为问题的中心所在，所以用不着去作理智性的探索（鬼神也本非理智所知的对象）。而且儒家的宗教性，也不能直接就鬼神说，而应该从天、天命、天道方面说。关于儒家的天与天人关系，须别论。
注三：民国初年，康有为陈汉章等人发起的孔教运动，由于迂固愚诚而无实，结果当然失败。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本来就没有走一条宗教的路，而是摄宗教于人文，以人文精神净化宗教、充实宗教。如果将儒家作宗教看，它也是“即道德即宗教”的天人合德之教，可名之曰“道德的宗教”。它既与以舍离为首要义的“灭度的宗教”（佛）不同，也与以神为中心的“救赎的宗教”（耶）不同。我们在此说儒家含具宗教性，也并不是要以儒家作为一个普通的宗教，来和其他宗教争高低、争长短。我们的意思，是在说明历史文化的事实，以祛除一般心理上的禁忌，俾能敞开心灵之门，对儒家的精神宗趣，作更为相应更为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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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新儒家的精神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