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仁厚:儒家精神与道德宗教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文化问题。讲文化,除了民主与科学,还有道德与宗教,另外还有文学与艺术。

前言

 

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今年元旦,辅仁大学主办了一次以“当代哲学与宗教问题”为主题的国际哲学会议,与会的学者来自德、意、英、美、加、印、菲、日、韩等国,加上国内各大学的哲学教授,共有五十余人参加。笔者因为有课,只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也最后宣读论文。我所提的这篇论文,说的都是通义常理,行文也力求平实。但出乎意料的,却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应。当论文宣读完毕,即有高思谦教授、薛保纶教授、晓云法师等发言谬赞和询问。休会之后,有几位外籍教授也来握手致意,并表示希望有机会到东海大学访问。接着高思谦老先生由于弄错了我的名字,又特地来致歉寒暄,晓云法师因为在华冈哲研所和我有同事之谊,也由她的女弟子陪同一起来相叙晤,并说到会通精神对当今宗教的重要;薛保纶教授则将他的大著《墨子的人生哲学》送我一册。而师大的张起钧教授更是情词恳切地特予谬许,说在今天这个场合我所表示的儒家立场,是适时而切要的,这种平正的道理应可视为这个会议的一个归结。张振东教授对我所说宗教真理中那个最后的实在只是一个,表示赞同。李振英(李震)教授则说,辅大哲研所的同学很需要了解我所提出的这一类问题,希望有机会为他们讲一讲。还有陆达诚司铎和韩国的郑仁在博士,更和我说了很多话。到闭幕式时,萧师毅教授(此次会议的秘书长)又特别提到他很赞同我的说法。我记述上面这些事,并没有私心欣喜的情绪,因为我所说的本就不是我个人的独见,而是通义常理,而诸位先生对我的谬赞,实在只是由于心同理同之故。虽然有些称赏的话,和我论文中的本意不尽相合,但会场热烈的反应,却也表示我文中所说,正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特于文前略缀数语,将文稿予以发表,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士来重视和研讨这个文化的根本问题。

 

一、文化的根源在道德宗教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文化问题。讲文化,除了民主与科学,还有道德与宗教,另外还有文学与艺术。

 

民国初年,大家讲民主、科学,而忽视道德、宗教。而且把道德看成是封建的、落伍的,是违背自由民主之原则的,所以不讲道德,以至于反道德,于是有所谓“礼教吃人”的咒诋。大家又认为宗教是迷信的、不科学的,因此不讲宗教,以至于反宗教,于是在1923-1924年间,出现了什么“反宗教大同盟”的组织。但照我们今天的了解,为了讲民主科学而去反对道德宗教,是不对的,这表示当时一些人对文化真理的了解,欠缺深度。须知文化的本质正在于道德与宗教。道德宗教的作用,不只能建立一个“日常生活的轨道”——如人伦生活的规矩,婚丧喜庆的仪节,以及祭祀之礼等等。而且它能开出“精神生活的途径”(1)就个人方面说,是人格的创造,以成圣、成佛、成真人;(2)就客观方面说,则是历史文化的创造。所以,道德宗教正是涌发“文化创造之灵感”的泉源,也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基于不同的道德宗教之信念与实践,才形成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体系。所以道德宗教才真正是文化的根源。

 

文学与艺术虽然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但它常常表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与乡土气息,这正是因为它与道德宗教的观念信仰,有着紧密关联的缘故。假如一旦撤除了道德宗教的根核,那是不可能创造出有深度的文学和艺术的。

 

至于民主与科学,虽然也各有它独立的本性,但在整个文化真理中,尤其在实践的过程中,仍然与道德宗教有着相依的关系。我们且不往深处说,大家只要简单地想一想,如果没有公正负责的政治家,没有奉公守法的人民,民主政治将如何可能呢?而“公正负责”“奉公守法”不就是良好的道德品性吗?至于科学家从事科学的研究,他仍然必须具有对真理的虔诚和持恒的努力,这仍然是道德的。而宗教信仰也可以开启人的心智,培养人的品行。

 

所以,民主科学与道德宗教并不相碍。而且道德宗教的精神,正大有助于民主科学的实现与创造。

 

二、道德与宗教的关系

 

人在道德生活中,常常会接触到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是属于道德范围以内的,有些则已逸出道德范围之外,而与宗教发生了交涉。而道德与宗教的关系,正可以从这些地方得到了解。

 

第一、道德与幸福一致的问题。

 

大体说来,道德生活有两个特质。第一是“不怕苦难”。人为了完成道德,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与危难,而且可以自觉地去忍受。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谓“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他所表现的就是这种不怕苦难的道德勇气。第二是“不求报偿”。道德行为只求自己心安理得,而不是为了报偿。人有恩德于我,我应感念不忘;但我有恩于人,则不可存之于心,更不可等待他人来报答。否则,便不能算是真道德。所以有心为善。虽然也算是好的行为,但不能算是大善。

 

不过话虽如此,但当一个好人受尽苦难,一个坏人却享尽荣华——颜回短命而死,盗跖却克享天年——这其间总会使人感到不平,而觉得天道不公。正如太史公所谓“天之所以报施善人,固若是乎?”这种不平之感,便是希望“道德与幸福一致”的深心的要求。又如《中庸》上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修德者既然不怕苦难,不求报答,为什么大德者又必得其位、其禄、其名、其寿?这便逸出了单纯的道德范围,而是一种宗教性的要求了。所以要求道德与幸福一致,乃是道德与宗教发生交涉的第一点。(注一)

 

第二、灵魂不灭的问题。

 

人的自然生命虽然有限,但人却不会愿意当他呼吸停止、躯体腐朽之后,就真的从此消逝了。于是,灵魂不灭的要求,便自然被引发出来。“灵魂不灭”这个观念,大体可以从两种型态来表示:

 

其一,是承认一个鬼神世界:中国的传统是有鬼神观念的。(注二)人们常如此认为:一般人死后成为鬼,仁人君子与忠孝节义之士则可成为神明。人的生死,正是彼世界(鬼神)与此世界(人间)的一个来回。《礼记·祭义篇》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说文也以人所归为鬼,而有“鬼者,归也”的说法。人死之后,既仍然可以和祖先同在以得其归依,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所以中国人绕着祖先的墓园走一走,看一看,或者躺在祖坟旁边休息一下,都会得到一种“慰情”之满足,我们也许以为受过科学的洗礼,便斥责鬼神观念为迷信,这个看法是否全对,暂可不论。但我们至少必须了解,世界上不止你我一二个人,不止某一部分人,而多数人心灵中的需求,即使不全是“真”,那也是不可忽视的。人生的道理,并不像一个普通的知识问题那么单纯。人如果只承认理智一层,绝对无法解答,更无法解决复杂的人生问题。

 

其二,是创造不朽的价值以得永生:春秋时代鲁国贤大夫叔孙豹曾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即所谓“三不朽”。人把自己的精神心灵,化为道、化为功、化为言,于是他的生命便随着他所创造的价值而垂于久远了。他永远活在后人的心里,因而他永生了。我们退一步说,人纵然不要求自己永生,至少我们希望圣贤能够永生。但光是希望,还不足以满足我们深心的要求,于是又立庙宇、塑金身、立神主,祭之、享之、祀之、敬之。所以圣贤孝子忠臣义士,都能俎豆馨香,血食千秋,我们都把他们看做不朽的神明。人要求灵魂不灭,要求不朽以得永生,这不仅是道德的,而同时又使它与宗教发生了交涉。

 

第三,普遍的精神生命之存在的问题。

 

道德生活一方面是自己的,一方面也是个人对他人的(如人伦生活)。在个人对他人的道德生活中,乃有生命与生命以及心灵与心灵的交感相通。譬如这次国际哲学会议,每天都有人在讲话,同时也有许多人在听,在讲者与听者的交感相通之中,我们便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不仅是我个人的,也可以通到他人生命中去。这里便呈现了一个超越我们个人,而又包含我们个人的“普遍的精神生命”之存在。这是当下现前就可以觉察到的一大真实。不过,这一个普遍的精神生命,在平时我们很容易忽略它,似乎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当我们处于痛苦困顿的时候,就会真实的觉察到。太史公说:“人穷则返本,惨痛哀恻则呼父母。”又说:“未尝不呼大也,未尝不呼父母也”。人为什么要呼父母?并不是以为父母有超人的力量,可以解除我们的痛苦,而是人有一种“回到生命根源中去”的愿望和要求。人是父母所生,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当我们一旦在人生的途程中失去凭依,而感到生命孤独凄凉的时候,我们就会生起一种深心的愿望,想要回到生命根源中去与它合一。于是我们哀号,我们呼父母。由父母直往上推,可以推到远代的祖先。而人类又为天地所生,所以人在困顿无助的时候,天啊!天啊!”这种呼求,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心灵深处发出来。因为“天”是最后的生命之根源,是生命之本体,是超越个人而又含摄个人的普遍的精神生命。人唯有和这个普遍的精神生命合而为一时,才能获得生命的舒泰和心灵的平安。中国人喜欢讲天人合一,也正可以从这个线索上去了解。

 

对于这个“普遍的精神生命”,我们称之为“天、天道”,耶教称之为“上帝、天主”,印度教名之曰“梵天”,回教又叫它“阿拉”,名号虽然不同,而它所涵指的意义层次,是相同的。孟子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易传》所谓“与天地合德”,程明道、王阳明所谓“与天地万物为一礼”……这些话都表示人对这个普遍的精神生命,有一种“由内在通向超越”的要求。因此,人之呼天呼父母的“呼求之情”,不能只看做是道德的,它更是宗教的。

 

从以上三点说明,可以了解道德本就可以通往宗教,只讲单纯的道德而不注意宗教真理,总觉得有些不足够。不过,(1)在西方,道德与宗教大体是采取分开的方式。它们的道德概念是比较初层次的,而较高层次的精神心灵之生活,与生死幽明之际、天人之际的问题,则交托给宗教。(2)在中国,则将道德与宗教融通而为一,所以作为中国文化之主流的儒家,不但具备道德精神,而且也具备宗教精神与宗教情操。

 

三、重新认识儒家的性格

 

要说明儒家是否也具有宗教的性格,首先应该分辨一下“宗教真理”与“宗教形态”。宗教真理是“一”,而宗教形态是“多”,宗教真理中那个最高的主宰、最后的实在,只是一个,无论你赋予它什么“名”,而指归是同一的。但宗教的形态,则要通过人的生命来表现,来完成。而人的生命又是各不相同的独立的个体,因此依于孔子之“仁”,释迦之“悲”,耶稣之“爱”,遂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教”之形态,任何一个宗教,皆只是表现宗教真理的形态之一。(所以,“上帝”可以是普世的,而“xx宗教”则不可能是普世的。)

 

在中国,向来都是“儒、释、道”三教并举,但民国以来,一般人却不认为儒家是一个宗教。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民国初年康有为陈汉章等人的孔教运动失败,而造成一种情绪上的反感和心理上的禁忌(注三);另一方面是大家常以西方宗教为模式来作对比,只从形式上来观察,以为儒家既没有教会组织,又没有僧侣,也没有很特殊的宗教性的仪式,在这些“事”上,使得儒家不像一个宗教。其实,形式或形态本就是多样性的,我们没有理由限制宗教的多样性,也不应该主张凡是宗教就一定要采取某一种形态。更何况从宗教之“理”上来说,儒家又确有宗教性,也能表现一般宗教所表现的作用,和担负一般宗教所担负的责任。儒家讲道德,常含有宗教性的意义,而不只是单纯的道德。单纯的道德只及于人生界,而儒家教义所重视的则不限于人生界,同时也重视“死”与“祭”。

 

子路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一般人常以为这是孔子只重视生、而不重视死的证明。这实在是不思之过。我们只要细细一想,应该可以看出孔子这句话,只是对子路指点生死的本末轻重与先后之序,而并不表示孔子不重视人生之“死”的问题。孔子不是说过吗?“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从生到死,再到祭祀,都以礼一以贯之,这表示人的孝敬之诚,是彻通生死幽明的。而重视丧祭祀敬,也正表示重视人生之“死”的问题,后来由荀子所讲的礼之三本:君师、祖先、天地,而演变为三祭之证。试问,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能把它看做仅仅是道德的吗?这其中,当然有宗教性的情绪,宗教性的虔诚,以及宗教性的要求。而孔子的超越意识,尤其明显而深挚。他“知天命”、“畏天命”(畏敬畏义)、“下学而上达”(上达天德),又说“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一类的言词,都是我们倍该加以正视的。

 

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曾说,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亦宗教亦哲学。我们也可以说,儒家的性格,是亦哲学、亦道德、亦宗教的。唯其如此,所以儒家的礼乐伦常,可以成为人民生活的轨道,而儒家这个天人合德之“教”,乃能安顿中华民族的生命。(附按:佛教传入中国,曾有过极为兴盛的时代,但佛教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因为中华民族既已有了儒家作宗主,佛教便自然在中国居于宾位。佛教如此,其他传入中国的宗教,也同样不能例外。)

 

四、礼教三祭所表示的意义

 

儒家的道德宗教精神,具体地表现在中国的礼教之中。礼教的形式虽已衰微,但它内涵的思想精神,仍然活跃在文化心灵之中。在此,我们无暇叙述礼教的内容,而只能就它最能显示宗教精神的“三祭”之意义,来作一个反省和考察。

 

一、祭天地:这里所说的“天”,不是天文学上的天,而是有意志的天,在以前也常称之为“上帝”。(上帝之名,在《诗经》《书经》等典籍中屡见不鲜,如“皇皇上帝”、“上帝鉴汝”、“对越上帝”等等。)天,除了含有人格神这一层意义,又可以转为形上实体的意义,而说天道、天命、天理、天德等,这表示“天”有丰富的内容。因而许多具有不同类型的宗教情绪的人,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它引生诚敬,而来尊信它。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文化特别具有涵盖性与包容性。其次,这里所说的“地”,也不是地理学或地质学上的地。中国人看地是大地生机,是持载之德。《中庸》说“天覆地载”,地能持载万物,这就是地的伟大。而中国文化也正表现“载”的精神,能承受一切好的东西。因而也能包容各种宗教与文化真理,这就是“地德”。天为乾、为父,地为坤、为母。天在上,地在下,而中国文化精神不但能上达天德,也能下开地德。天德成始,地德成终。终始条理,金声玉振,而后大成。可见中国人祭拜天地,其中所涵容的意义,是非常充实饱满而圆盈完足的。

 

二、祭祖先:天地创生万物,是一切生命之始,而祖先则直接给予我们生命。所以祖先的恩德,是可以和天地相提并论的。祀敬天地和祖先,同样都是“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精神。我们不承认生命的可贵则已,如果承认生命的可贵,那么,中国人之敬祀祖先,就无疑的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传统。有人说,中国人敬祀祖先,乃是一种“祖先崇拜”,这是以那些原始部落原始民族的“xx崇拜”来作比附,是一种“非善意的贬视”。须知“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根本不是一般祈福消灾的心理,而是致诚敬以彻通幽明的限隔、颂祖德以期于孙之继述光大。这种绵绵穆穆的深挚情怀,既表示精神生命的扩展与延伸,同时也是一人神交通的精神生活。所以说,“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则,那些原始民族的什么什么崇拜,岂足以和中国人之敬祀祖先,同日而语?

 

三、祭圣贤:天地是宇宙生命之始,祖先是个体生命之始,圣贤则代表文化生命。圣贤人物之所以值得崇敬,就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德性、智慧,开发了人类精神无限的向上之机,使人反求诸己,就可以觉识到生命中庄严神圣的意义。圣贤立人伦、兴教化,为人类安排了一个精神生活的轨道,开辟了一个精神心灵的领域。他所提揭的文化理想,也为民族文化指出了一个正大的方向,而使之有文化慧命之永恒相续。孟子说:“圣人者,人伦之至也。”圣人既是人格世界最高的型范,当然值得我们永远来祀敬。当我们面对圣贤的时候,那种庄严肃穆的心情,就直接地使我们个体的生命,和民族文化生命的大流通在一起。父母生我们七尺之躯,而圣贤则使我们的生命通贯古今,而能自觉地表现“横通天下之志,纵贯百世之心”的绵绵相续的意义。

 

五、宗教精神的终点与归宿

 

中国人对生化万物、覆育万物的“天地”,自己生命所从出的“祖先”,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并此三者而同时祭祀之、崇敬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较普通宗教更高明广大的宗教精神。因为礼教三祭并不局限于一定之神,而且其精神内涵更是在生长扩大与创新之中。中华民族当然有雅量容受其他宗教,但我们也要维护自己的礼教。任何民族都该有它自己的传统,人能守护他自己民族的价值规范,不但是极为可贵的,也是绝对应该的。

 

人如果不归于自己,不通过自觉、自主、自律的道德实践以上达天德,而只是一心一念想把自己的生命向外交托,是否就真能交代得了?这是个值得省思的问题。我们是人,所以不能放弃人本人文的立场,也不应该忘怀人间。耶稣上了十字架,回到上帝身边,但是他还要在人间复活。复活为了什么?为了爱人。佛教有菩萨,菩萨是自己可以成佛,但“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他要度尽天下一切众生。这又是为什么?乃是为了慈悲。在此,我想起了近年故世的唐君毅教授的几句话。大意是说:一切宗教徒,当他成道得救之后,他仍将化身为儒者,回到人间来救世救人。而儒家正是要“与人为徒”,以成就人伦人道,和创造人文价值。依此而观,儒家“本天道以立人道,立人德以合天德”的天人合德之教,应该是一切宗教精神的终点,而可以作为各大宗教共同的归宿。

 

世界各大宗教之间,或多或少都不免有些本质上或事实上的冲突摩擦(宗教战争即因此而起)。我们认为,只有发扬儒家宽平而开放的精神,才能打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隔阂,而使一切道德宗教的真理会通在一起。也唯有撤除彼此的藩篱,开诚布公,与人为善,各大宗教才更能发挥它的作用,以达成救世救人的目的。

 

六、余言:再提出几点看法

 

我们说儒家含具宗教性,只在指出这个历史文化的事实,并希望大家正视这个事实。但儒家却无意于和其他宗教相对立,以竞一日之短长。儒家可以和任何高级的宗教,互相观摩,互相取益。儒家也尊重一切宗教徒在信仰上所作的主观抉择,而不会对某一个宗教存有先在的成见。但是,如果别的宗教对儒家先存有一种执意的误解,或者采取一种有心的混抹,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强制儒家“默尔而息”。当然,无论儒家主动地宣说自己的义理思想与精神方向,或者被动地起来维护自己而驳斥别人,也仍然是本乎公诚之心,以申述义理之正。数千年的历史事实是如此,而当今儒家的学者们,也同样持守着这样的态度,而且具有这样的襟怀。本着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我愿意提出几点浅见,贡献给与会的贤彦学者,特别是宗教领袖们,希望加以参证采择。

 

第一、近年来,宗教界似乎有一种倾向,或者说一种心愿,想把西方宗教的一些观念,拿来和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的观念相比配,以为经过一番调和混同,就可以打通观念,消除思想宗趣上的差异。我个人虽然很钦佩这种用心,但却觉得不免有“助长”之失,因为不够相应中肯的比配,事实上是很难避免“欲速则不达”乃至于“徒劳无功”之后果的。这个会议的主旨,是要讨论哲学与宗教的问题。因此,我应该被容许说一句率直的话:如果西方宗教只想在中国增加教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个人不想表示意见,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一向肯定而且尊重的。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真心诚意地想和中国文化精神相会通、相融摄,则虚怀地学习了解和体验,实在远比匆率而勉强的解释判断,更为需要,而且更能符合实际的效益。

 

第二,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过去一二千年,是儒、释、道三教相互摩荡的过程,今后必然将是儒、佛、耶(含公教与新教)三教相互摩荡,以求融通。而文化价值系统的融通,一要“精诚”,二要“机缘”,三要“时间”,这是急不来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先能真正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观摩。然后,各本真诚与信念,在不离失自己本性的原则下,充实自己,改进自己,以与异质文化相资相益、相融相摄,而导致一个“和而不同、交光互映”的人类文化之新境界。

 

第三,我认为当代的哲学和宗教,有一个共同的重大使命,那就是“反物化”。反物化必须从两方面着眼和着力。凡是趋向于物欲恣纵、情意泛滥的观念意识,以及实际追求感性层之物质享受的,都将消磨人类向上的意志,腐蚀人类道德的心灵。乃是一切纯正哲学和宗教的共同敌人。在此时刻,我们已经无可避免地要对它们两面作战。而且必须战胜它,才会有哲学慧命的延续和光大,也才能发扬道德宗教的光辉。

 

附注

 

注一:德与福一致的问题,极为幽邃深远。今年五六月间,牟宗三教授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曾谈到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东方讲“圆教”所应含有的义理。他表示将写一部书解答这个问题,书名可能叫做“圆善”.

 

注二:按儒家对鬼神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不去描述鬼神世界如何如何)。而祭祖先祭圣贤乃是慎终追远、崇德报功,要者是在致诚敬,与光大祖德、承续慧命。至于祖先圣贤是否精灵不散,是否已经成神,则并不视为问题的中心所在,所以用不着去作理智性的探索(鬼神也本非理智所知的对象)。而且儒家的宗教性,也不能直接就鬼神说,而应该从天、天命、天道方面说。关于儒家的天与天人关系,须别论。

 

注三:民国初年,康有为陈汉章等人发起的孔教运动,由于迂固愚诚而无实,结果当然失败。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本来就没有走一条宗教的路,而是摄宗教于人文,以人文精神净化宗教、充实宗教。如果将儒家作宗教看,它也是“即道德即宗教”的天人合德之教,可名之曰“道德的宗教”。它既与以舍离为首要义的“灭度的宗教”(佛)不同,也与以神为中心的“救赎的宗教”(耶)不同。我们在此说儒家含具宗教性,也并不是要以儒家作为一个普通的宗教,来和其他宗教争高低、争长短。我们的意思,是在说明历史文化的事实,以祛除一般心理上的禁忌,俾能敞开心灵之门,对儒家的精神宗趣,作更为相应更为清楚的了解。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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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儒家精神与道德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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