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孔门乐教传承的典籍——《乐论》与《乐记》的若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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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孔子这样地重视乐,乐成了孔门教化中的一大传统,所以荀子学问的性格,并不与乐相近,但他因为要继承孔门的大传统,所以写出了一篇完整的《乐论》。汉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汉书·艺文志),此即《艺文志》著录之《王禹记》二十四篇。又《艺文志》著录有《乐记》二十三篇。孔颖达《礼记正义》:“按《郑目录》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按指《王禹记》)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二十四卷记》,无所录也。”又谓:“案《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也,在刘向前矣。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入《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也。”按《汉书·河间献王传》言其所得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颜师古《注》谓“《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齐召南谓:《礼经》即《仪礼》十七篇。《礼记》,七十子后学所记,《艺文志》所谓百三十一篇是也,《戴记》在后。”今《礼记》四十九篇,本在百三十一篇之内,而《乐记》又在四十九篇之内。《乐记》之十一篇,不仅和献王与毛生等所采辑之《二十四卷记》(即《王禹记》)不同,且在刘向校录之前,早已别为一书,收入于《礼记》之中,而为其四十九篇中之第十九篇。刘向乃将《乐记》之十一篇,另加入十二篇,而为二十三篇;并非礼家由二十三篇中断取十一篇。《乐记》中前引《正义》“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之语,若非通观全文,即易使人发生误解。其有与荀子的《乐论》相同的地方,盖因其出于同一传承。而从文字看,整理《乐记》之人,尚在荀子之后,所以其中吸收了《乐论》。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答梁武帝之问中谓:“《乐记》取《公孙尼子》。”皇侃亦有此说,张守节《史记正义》在《乐书》里注谓“《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其说殆皆出自沈约。按《汉书·艺文志》儒家中录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中录有《公孙尼》一篇;其与《六艺略》中之《乐记》二十三篇,及《王禹记》二十四篇,全无关涉,彰彰明甚。则沈约之言,在《汉志》中可谓毫无根据。写定《隋书·经籍志》时,《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已亡;但儒家中仍录有《公孙尼子》一卷,若此《公孙尼子》之内容与《乐记》相同,则《隋志》应将其录入经部之乐类。《隋志》不将其录入经部之乐类,而将其录入儒家类中,可知写定《隋志》之人,固知其非言音乐之书。顾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子部儒家类《公孙尼子》一卷下引有马氏《玉函山房辑本序》,并谓辑本《公孙尼子》中,“有两引《尼》书,即《乐记》语,可证沈约之说有据”。按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中之《公孙尼子》共十五条,马氏因深信沈约“《乐记》取《公孙尼子》”,及刘瓛“《缁衣》,公孙尼子作”之说,故十五条中,将两条标题为“乐记”,一取自徐坚《初学记》引《公孙尼子》“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今《乐记》中有此二语而多一“故”字。一取自马总《意林》卷二《公孙尼子》第四节“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今《乐记》作“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铁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余十三条,马氏标题为《缁衣》,然未见于今《礼记·缁衣》。且此十三条之文意,与《缁衣》全不相类;是“《缁衣》,公孙尼子作”之语,乃刘瓛妄说,而为马氏所妄信。何况其中引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中“公孙之养气曰,里藏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悦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正……故君子道至气,则华而上。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一段,以为董仲舒系孙自《公孙尼子》。然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中据抱经堂本校勘之《春秋繁露》,却以“公孙之养气曰里藏”八字为衍文,是董仲舒系引《公孙尼子》之说,已不能成立。《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七有“公孙尼子曰,君子怒则自悦以和,喜则收之以正”之语,马氏以此二语即上引《春秋繁露》“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悦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之二语。然上引《春秋繁露》之一段,其中心意义在“中和”;而此段中之上引二语,正紧承“而皆生于不中和”一语而来,故陈述君子以中和养气之实。《太平御览》中所引二语,有一“和”字,并无“中”字,与《春秋繁露》之每句皆有“中”字者不同,与上引《春秋繁露》一段中之“中和”观念不能相应。若《春秋繁露》系引自《公孙尼子》,则《公孙尼子》之原文,在意义上不应残缺不全。因此,《太平御览》所引之《公孙尼子》,系转引自《春秋繁露》之可能性为大。

 

再推上去,若《乐记》系出自《公孙尼子》,而《意林》所引《公孙尼子》“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一语,“军旅”下原无“铁钺”二字;《乐记》中引用此文,却无端多出“铁钺”二字,这在引书的例子里也是很少见的。因此,《意林》所引之《公孙尼子》二语,大概也系转引自《乐记》。同时,马氏辑本中标题为“缁衣”之十三条,不仅为今《缁衣》所无,与《缁衣》不相类;且其内容以养生为主,语意绝非出于先秦人士之口。由此,我可以掲穿一个秘密:《汉志》列入情家的《公孙尼子》二十八的情形,我不敢断定至于《隋志》著录的《公孙尼子》一卷,或者是《汉志》列入杂家的《公孙尼》一篇,或者是连这一篇也早亡了,全由后来的人所伪托。但不论是属于哪种情况,《隋志》中的《公孙尼子》一卷必是西汉之末(《汉志》上的),或东汉之末(假定《汉志》上的已亡),由不相干的人所托名杂凑的;而以出自西汉之末的可能性为最大。因为其中杂凑了《乐记》的若干话,所以沈约便以为《乐记》出于《公孙尼子》。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则今人“《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①的说法,全系粗率的臆说。把此一文献上的纠葛问题弄清楚了,便容易了解《乐记》中关于音乐的理论,正是总结了孔门有关音乐艺术的理论,恐怕也是世界上出现得最早的音乐理论。因为下面的叙述,随处都与此种文献有关,所以在这里先作一交代。

 

①见郭沫若著《青铜时代》,页一八二至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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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徐复观,转载自:《中国艺术精神》第一章 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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