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第六章 【原文+注音+各家注疏】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比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这一章是解释经文诚意的说话。

○毋，是禁止之辞。

○自欺，是自己欺谩，不肯着实。

○谦字读做慊字，是心中快足。

○独，是心上念虑发动，独自知道的去处。

○曾子说:“经文所谓诚其意者，是要人于意念发动之时，就真真实实禁止了那自己欺谩的意思，使其恶恶如恶恶臭的一般，是真心恶他，而于恶之所在，务要决去。好善如好好色的一般，是真心好他，而于善之所在，务要必得，这等才是好善恶恶的本心，无有亏欠，才得个自己心上快足，所以谓之自慊。然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实与不实，人不及知，我心里独自知道，这个去处，虽甚隐微，却是善恶之所由分，不可不谨。所以君子在此处，极要谨慎，看是自欺，便就禁止，看是自慊，便加培植，不敢有一毫苟且，亦不待发现于声色事为之际，而后用力也。”经文之所谓诚意者，盖如此。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已，如见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闲居，是没人看见的去处。

○厌然，是消沮闭藏的模样。

○独，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

○曾子说:“小人独居时，只说没人看见，把各样不好的事，件件都做出来，及至见了君子，也知惶恐，却消沮闭藏，遮盖了他的不善，假装出个为善的模样，只说哄得过人，殊不知人心至灵，自不可欺，我方这等掩饰，人看得我，已是件件明白，恰似看见那腹里的肺肝相似。似这等恶不可掩，而善不可诈，岂不枉费了那机巧之心，有甚好处，所以说则何益。夫掩恶诈善，如此无益，这便是实有那不好的心在里面，自然有不好的形迹露在外面，独知之地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必谨慎于己所独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

○既能慎独，则其发见于外者，自无不善矣。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这是门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语，以发明上文之意。

○严，是可畏的意思。

○曾子说:“那幽独去处所干的事，人只说无人看见，无人指摘，可以苟且，岂知天下之事，有迹必露，无微不彰。那为善的，虽不必求知，毕竟人自然晓得。那为恶的，虽要遮盖，毕竟也被人识破，一些掩不得，莫说无人看见，乃十目之所共视也，莫说无人指摘，乃十手之所共指也。幽独之中不可掩，一至于此，岂不甚可畏乎。”

○知其可畏，则慎独之功，自不容已矣。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这是说能慎其独的好处。

○润，是华美。

○广，是宽大。

○胖，是舒展的意思。

○人若富足，自然用度充裕，而华美其屋，人若有德，自然诚中形外，而华美其身。盖有德的人，他心里没些惭沮，便自然广大宽平，而其发于四体，亦自然从容舒展，身心内外之间，浑然是个有德的气象，所谓德润身者如此。然德自诚意中来，所以为学的君子，必慎独以诚其意，好善则如好好色，恶恶则如恶恶臭，必到那自慊去处，则德全而有润身之效矣。○这一章是为学工夫极要紧处。盖克念作圣，罔念作狂，与治同道，与乱同事，都在这一念上分，是个初发动的机括，诚不可不慎也。

○上传之六章，释诚意。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毋，音无，禁止之辞。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在上的“恶”字是动词，音乌，去声，讨厌的意思；在上的“好”字也是动词，音号，喜欢的意思。

○自谦，郑玄认为“谦”当读作“慊”，音切，餍足的意思；朱子承其说，释“慊”为快也、足也。

○独，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

○厌，音yàn，厌然，躲躲藏藏的样子。揜，即“掩”，遮掩的意思。著，音注，显著地表现。

○“十目”和“十手”的“十”并非实数，乃表示数量众多之意。其严乎，十分可畏的意思。

○润，润泽、润饰。广，宽平。胖，或音盘，安舒的意思，这是朱子的解释；或读作肥胖的“胖”，体肥叫胖，三国时代吴国的诸葛恪引用此二语时就把“胖”作肥泽解，义亦可通。

【疏解】

朱子认为这一章申述诚意之旨，所以定为傅之第六章。

傅的第五章是申述“致知在格物”之意的，而传的第七章（即下一章）则释“修身在正其心”；依前后文例，则这一章应当申述“知致而后意诚”和“正心在诚其意”之意。但这一章的内容，却显然集中于“诚意”之含义的讨论；至于诚意与致知或正心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交待。朱子在这些方面，有相当详尽的补充和发挥。他说：

“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朱子语类卷第十五）

能即物而穷其理，以达到致知的境地，然后于理无所不明。可是，知及之者并不一定仁能守之，烛理虽明，并不一定能切实依理而行；唯有意念之发，诚实不欺者，才能切实地为善去恶。因此，格物致知是知之事，诚意是行之事，不可混而为一。但两者虽然不一，其间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格物致知是诚意的条件。所以朱子说：

“今之学者，只说操存，而不知讲明义理，则此心愦，何事于操存也。”（朱子语类卷第十五）

此外，更利用比喻来说明“知至而后意诚”的道理：

“知至而后意诚，须是真知了方能诚意；知苟未至，虽欲诚意，固不得其门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迳如此，知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因指烛曰：如点一条蜡烛在中间，光明洞达，无处不照，虽欲将不好物事来，亦没安顿处，自然著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盏灯用罩子盖住，则光之所及者固可见，光之所不及处则皆黑暗无所见，虽有不好物事安顿在后面，固不得而知也。”（朱子语类卷第十五）

不过，这并不表示未达到知至的境界便不能做任何诚意的工夫。要知道由形容词转为动词者，如“致知”之“致”（由知至之至转成）、“诚意”之“诚”、“正心”之“正”等，有时是表示使之至、使之诚、使之正的活动，有时却表示使之至、使之诚、使之正的结果。当我们说“物格”、“知至”、“意诚”、“心正”等时，格、至、诚、正等皆就结果而言；“知至”就是知之无所不至，“意诚”就是意之无有不诚。从结果方面看，知至是意诚之必要条件；换言之，要意无不诚，必须先能知无不至。但从活动方面看，致知和诚意是可以而且应该同时进行的，断不可说物有未格、理有未穷、知未能至，便不用诚其意。故朱子说：

“此是当初一发同时较底工夫，及到成时，知至而后意诚耳；不是方其致知，则脱空妄语，猖狂妄行，及到诚意方始旋收拾也。”（朱子语类卷第十五）

然则，虽说致知是知之始，诚意是行之始，两者其实都是以心为其本。依朱子的看法，人的心灵除了有虚明之知以外，还于应物处事之际发而为意；知之主要功能在识别，意之主要功能在行为。人既知理之所在，便会随之发而为意，以实现此理于行为之中。行为之如理者就是善，不如理者是恶。人之所以为人，乃因其禀有光明澄澈的心灵，所以人之本心，莫不好善厌恶。故此，让本心之好善厌恶表现于“意”，或使“意”真实无妄地依理而发，那就是“诚意”了。可是人每每被气禀所拘，物欲所蔽，见理不明，立意不定，以至明知应当为善而不能切实为善，明知应当去恶而不能切实去恶；又或者外表苟且以从善，而内心则含糊以

容恶。这样，便会使自己的“意”不能真实无妄地依理而发；这就是自欺。要诚意，首先千万不可自欺。人遇到难受的臭味时，很自然地会感到讨厌，遇见美好的事物时自然会有喜乐之情。假如意念能如同这厌恶、喜乐之情一样，毫无曲折杂染地、直截条畅地发露，这意念便是真实无妄地依理而发。意依理而发，则为善便是十分真实地为善，于是为善必勇，去恶便是十分真实地去恶，于是去恶必决。如此，自然会快然足，表裹如一；这就是自慊。欲自慊，唯一的方法就是于意念将发而未发的几微之际，戒慎恐惧，使意念不致有所虚欠杂染，皆能依理而发。意念将发而未发的几微之际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的，所以“大学”的作者称之为“独”，并将达致自慊的唯一方法称为“慎独”。元儒金履祥认为这一节是全章的核心，自欺是诚意之反说，自是诚意之正义，而慎独则是诚意的工夫。

从“小人闲居为不善”到“其严乎”可视作这一章的第二节。这一节从反面申述小人自欺的极弊，以显诚意慎独的重要。小人深陷于物欲之中，平常作为，无有不恶。但一旦遇见德行修整的君子，竟会表现出躲躲藏藏的样子，把恶行收敛掩藏起来，装出行善的外貌。这种异常的举动，正显出其是非羞恶之心，固未尝完全泯灭；只是他一向自欺，胡作妄为，无所不至。然而，他平日既纵恣物欲，一旦要覆蔽种种恶行，装出为善的形貌，难免会露出破绽。君子但须观其气象辞色，即可立决其为诈；装模作样，毕竟无益。此无他，乃因其实有诸中，则必然形见于外；既形见呈露，其恶自然为衆人所见，欲掩不能，所以十分可畏。故此，为君子者必须在意念将发未发的几微之际戒慎恐惧，使意念真实无妄。

正因为实有诸中，必须形见于外，所以有德君子，心无愧作，自然心怀宽平开朗，身体舒泰肥壮；这无一不是诚意的结果，所以君子一定诚意。这一节正面申述诚意自的可见的功效，作为整章的终结。

余下来的问题，便是诚意与正心的关系。依朱子的看法，知与意皆以心为本，所谓正本清源，似乎先使心正，然后能使意诚，今“大学”则说“意诚而后心正”，那麽，这是朱子的理解不符“大学”之意呢？还是“大学”作者把话倒说了呢？朱子对这问题有所解释：

“心无形影，教人如何撑挂，须是从心之所发处下手，须先去了许多恶根。如人家里有贼，先去了贼方得家中宁。如人种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种。须去了自欺之意，意诚则心正。”（朱子语类卷第十五）

心既无形影，自然无从直接、着实下工夫使之正，意是心之所发，有形影，才是着实下工夫之地，因此，在修养工夫的历程中，诚意是在正心之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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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章传文，原文本来不长，但朱子认为关系重大，所以发挥和补充都相当详尽。儒学是一种求为君子、求成圣贤的实践之学；朱子认为这样的一种学问有两个基点：致知和诚意。他把这二者比喻为两个关隘致知是觉关，意是善恶关、人贼关、凡圣关。人若不能自觉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更不知此理原与万物之理实同一的“理”，便会蒙昧昏沈，如在梦中地、浑浑噩噩地虚度一生；故此，能格物致知者便觉，过不了此关，便不可能知道人生的目标当在为君子，成圣贤。人在意念发动几微之际，若为物欲私活杂染，便无法切实地、表里如一地为善去恶，如此，就不可能成为君子圣贤，终不免为小人。故此，诚意一关之透得与不透得，正是君子小人、圣贤俗子之分野。

对于儒学，致知、诚意重要如此，朱子的解说自然要比较周详了。

编自：岑溢成《大学义理疏解》（台湾鹅湖出版社）

岑溢成教授，一九五二年生，原居香港，大学时负笈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一九八四年获香港新亚研究所博士。在台、港两地，先后受教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刘述先、戴琏璋等名师。一九七五年，与曾昭旭、王邦雄、杨祖汉等师友，共同创办《鹅湖月刊》。一九八六年，获聘至台湾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

先生学术横跨中西，于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因明学、历代文学理论、分析哲学等领域，皆有精湛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