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朱子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略释】
这一节开宗明义，先交待《大学》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古代最高学——大学——的教育内容。朱子所说的古代，大概是指周代。有关周代的大学的记述，今仅见于《礼记》的王制、学记、大学等三篇。王制所记，偏重于学制；学记则泛论学业之阶段，学校之典礼，以至为师为徒者各自的资格和对待课业的态度；大学则专记所谓“大学之道”，乃教育内容的核心。这三篇能否确实地反映周代的学制及大学的教育内容，已无其他资料可供参证，但它们至少表示了先儒的理想学制和理想的教育内容。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容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略释】
这一节综述教育之所由起。人的天赋，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序文中所说的仁义礼智之性，亦即一般所谓的人性，宋儒称之为义理之性。这是人类专有，禽兽所无的；这是我们能够实现仁义礼智的根据，是人类尊严之所在。故此，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当在于这义理之性的充量实现。人类禀赋的第二个方面，宋儒称之为气质之性，本能欲望、品性才智等均属之；才智有高下之差，欲望有深浅之别，人各不同，所以这是人类禀赋的各别不齐的方面。人既有本能欲望，便难免受其牵引扰动，使义理之性不能充量表现。才智较高、品性较清、欲望较浅者，比较容易在具体生活实践中自觉这义理之性，因而较易使这义理之性充量展现出来；欲望较深、品性较浊、才智较下者则较难；于是有先觉者、后觉者之别。人有义理之性，所以教育有可能；人有本能欲望，所以教育有必要。人既有先觉者、后觉者之别，先觉者乃有创为教育、施行教育的责任，以啓迪后觉者的自觉；这正是古代君师之所由生，教育之所由立。由此可见；古代原来治教不分，为君者、为师者，皆以启发万民之自觉，从而使之充量显发其义理之性为目标；这是教育的目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目的。
三代之隆，其法寖（qīn）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略释】
这一节说明小学之教与大学之教的分别。夏、商、周之世，教育日益发达，学制渐趋完备，不同等级的地方单位，如：党、遂、国等，各有不同等级的学校，如：庠、序、学等。朱子按照所教的内容，把这些学校笼统地分成两大类：小学和大学。小学的人学年龄约为八岁；小学所收的学生，范围比较广泛，所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规矩礼节，以及乐、射、御等仪式，书、数等技能。大学的学年龄则为十五岁以上；大学所收的学生多为未来的当政者，如各级的公侯之继承人，以及平民中才华卓越，可以参政的人才，所教的是修己治人、成己成物的道理。然而，无论是小学或大学的教育内容，虽然都包含一定程度的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但归根究柢，毕竟都以道德教育为基本。道德教育是一种实践的教育，而不是知解的教育；所以，小学教的是实践之事，大学教的是实践之理。参与这样的教育，不管是教者还是学者，基本上都要在实践中进行：施教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以身作则，学习的最基本方法则是在日用人伦之间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则为君为师者除了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之中充量展现出仁义礼智之性外，更无其他，所以施教不难。而仁义礼智之性，乃人所固有，复有榜样楷模可循，而所学者又切近于日用行事，故此学习极易。于是由上至下，无人不是在自己的分位上专心致志于表现和发扬自己的义理之性。这样，教育之推行，自然顺畅无碍，而风俗之纯美，自然超迈先世，凌越后代。
及周之衰，圣贤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略释】
这一节说明“大学”一文写作的背景、缘由和经过。在夏、商、周的盛世，贤人在君师之位，政治教育不分，一贯施行，于是政治修明，风俗纯美。及周由盛转衰，为君为师者不得其人；贤圣如孔子者却不得居君师之位，无由直接参与一贯的政治和教育。孔子惧怕这种完全的教育泪没失传，于是将小学与大学之所教，通过口头的讲论，授诸门人弟子，希冀此学能辗转授受，流传后世。门人弟子习闻孔子之说，每每加以笔录，书诸竹帛，着为文章。今礼记一书中有许多篇就是这一类的文章；例如：曲礼、少仪等篇章，其内容所述，大致都是实践之事的规矩节目，乃小学所教之属。但有关大学所教的记述，却只见于“大学”一文。幸而此文所述，不仅能反映出大学之教的修己治人、成己成物的规模，更详细列明所以修己、所以治人的要目。这篇文章之纲领，固然出诸孔子，但将其中的义蕴发挥至尽，则独赖曾子。可惜在孟子以后，这篇文章便为人所忽略，一直隐没于礼记之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朱子之以“大学”纲领为孔子所说，义蕴则由曾子发挥，实与他对“大学”作者的看法相一致。他断言“大学”之经文乃孔子所说而曾子述之，传文为曾子所述而曾子之弟子记之。但在本书第一部份的第贰节，我们已明确指出朱子这种看法并不是考证的结果，只是他的推断而已。以上几段的性质也大体如此。朱子虽以历史记述的方来表达，它们其实只是朱子根据经籍中极为有限的记载，加以综合和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而朱子采取这种方式的表达，其目的亦不在于记述一件“历史事实”，乃在于给“大学”一文之起源、内容及其重要性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明”。故此，我们实不必站在历史考证的立场，要求子上述的说明，必须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略释】
儒学由孔子奠定基础，经曾子、子思、孟子等几代的发展，义理规模，已经成熟完备。可是，从战国末年到汉初，黄老之术至为风行，儒学得不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汉武帝以后，儒学定于一尊，儒家经籍之注疏如雨后春笋，迅速增长，但儒学的中心义理并未因而更广泛地、更深刻地为学者所理解、所体会，反而在一些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更为隐晦。究其原委，一方面由于大多数的为君者之提倡儒学，其意只在巩固个人的权位，于是仁义之说，化作口号，礼乐之教，流为虚文。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一般儒生之研习儒家经籍，亦不过以之为晋身之阶，故此专务词章记诵之业，苦读十年，只求博取功名利禄，真可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不甘心与世俗同流者，对这些儒生及为政者之私心自用，深感愤慨不平之余，更连带排斥彼等所提倡的儒学。另一方面，从魏晋到隋唐，道教和佛教亦因君主的信奉而大盛。这两种宗教的教理比较玄虚，与政治社会的现实比较没有直接关系，正好给不满现实的读书人一条思想出路，于是不少聪明才智之士，翕然从风，潜心探求佛道的思想了。佛、道思想，无疑各有精妙，但陈义虽高，于人伦日用之事，竟有隔，于开物成务之业，未能无阙；可是，在种种因缘下，儒学仁义礼智之理，竟然历千年而不明，而“大学”修己治人之教，亦随之经千载而不彰。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修明。于是河南程氏両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旨，粲然复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略释】
这一节说明所以编写“大学章句”的缘由。宋朝是历史上国力较弱的朝代，但学术却十分兴盛，儒学要义之重光于世，亦在这个时代。北宋儒学，由周敦颐（公元一0一七－一七三，即真宗天禧元年－神宗熙宁六年）啓其先声，张载（公元一0二0-一0七七，即真宗天禧四年－神宗熙宁十年）随即响应，遂开一代之学风。他们主要以易傅和中庸为典据，以发扬儒学核心的心性论；论语和孟子，他们较少提到，大学则更少涉及。及周敦颐的弟子程颢（公元一0三二－一0八五即仁宗明道元年－神宗元丰八年）和程颐（公元一0三三－一一0七，即仁宗明道二年－徽宗大观元年）兄弟继起，始大力表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认为此四书最能代表儒学的精髓。自此之后，儒学的中心典据乃逐渐由五经转移到四书。朱生于南宋，无缘亲炙二程子之教；他虽受业于李延平，却私淑二程，尤其是程颐。他毕生致力于四书的编定和注疏，对于大学，用功尤多；直到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才大致编定大学和中庸，于是在二月写“大学章句序”（即本文），三月写“中庸章句序”。第二年，即光宗绍熙元年，在漳州刊刻四书；这就成为后世四书合刊的先河。
注：原文选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选自岑溢成教授《大学义理疏解》一书，台湾鹅湖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