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通向新外王的道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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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会友,今天是我们人文友会第二十一次的聚会。上两次是采取自由讨论的方式。现在有几位是新参加听讲的,恐怕一时不能把握住线索,可以把过去的讲词看一看,不过讲词并不够,不够不要紧。还有要点要说的,即常常参加这样的聚会,可以把精神凝聚一下,提撕一下,初参加的,不要抱着求知识的态度,我们这里有许多与生活有关的话,一时听不懂不要紧,切不可急躁。我们这个聚会已有一年多,从未间断,而且精神很好,这就表示大家已有一种精神的凝聚,我们现在讲内圣是为了什么,这一点必须知道。过去讲内圣,即在通外王。事功,即外王的表现,所谓事功、事业、政治、经济、典章、制度,通通是外王。现在的建国,即根据内圣之学向外开,亦即是外王。向外开,在现在讲是两行:一是科学,一是民主。

 

过去我国讲外王,是由内圣直接推出来。如《大学》所讲的正心、诚意,即内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外王。后者是由前者直接推出来。故曰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现在如此讲法已不够。因为科学,虽与正心,诚意有关:以之为本,但不能直接推出科学来。王阳明讲良知,并不能产生科学。以前的讲外王都是直接从内圣推出来。例如刘宗周曾答崇祯帝说:“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朱子上宋孝宗书言天下事,必从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说起。又如李世民之争帝位,非常激烈。此类问题最根本的解决,说来说去,还是归在正心、识意、修身、齐家上。中国以前讲外王,到这里即无办法。过去的问题,不外有三:(一)王位的世袭,(二)朝代的更替,(三)宰相的难处。这都是属于外王直接内由圣推,一方面也表示对于外王无办法。现在讲外王与事功,乃集中在科学与民主。但从内圣上并不能直接推出科学与民主,其中有一转折,只有间接关系,而无直接关系。唯这一转折真是难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即一方面科学和民主,与良知有关系,一方面科学和民主又有独立性。若从做事上讲良知,确可使事情做得好些,但对科学民主却无直接关。五四运动以来,认为科学,民主与中国文化对立,故非打倒中国文化不可。至于一般老先生的讲法,则又以为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固有的。这两种见解都不行,我们现在要把科学、民主与中国文化接起来。我们要他们接起来,首先了解这一转折,即科学、民主与良知有关,但科学、民主亦有独立性。我国讲科学、民主已有数十年,为什么还不出来?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民主言,像宪法、权利、义务、自由、平等、选举、被选举等观念,大家现在都知道,为什么生活上不习惯这一套呢? 即这一套观念尚未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这些名词,从表面上看很易了解,但欲其进到意识里面来,在生命里面生根,这却很难。这难,却与过去的中国文化有关,现在就从这里讲。

 

这基本的关键是在:中国的文化生命在以前其理性的表现是“运用的表现”(Functional Presentation)。西方文化的精神,其理性的表现,则是“架构的表现”(Construcctive Presentation)。唐君毅先生写文章,常谓西方文化是“方以智”,中国文化是“圆以神”。在我的历史哲学中说,西方文化是“分解的尽理的精神”,中国文化,则是“综和的尽理的精神”。这在西方近代有怀悌海,亦了解此意。他曾对张君劢先生说:“中国文化very reasonable。”我过去最爱读怀氏的书。在他的《Process and Reality》这部巨著里,他说有两个主要的观念,即“过程是最后的,事实是最后的”(Process is ultimate ,Fact is ultimate)。他的意思是反对亚里斯多德以来所谓本体、属性这一套概念架子。他认为具体事实即是最后的、最根本的,而凡是一个具体事实都是一个动的过程,故过程亦是最后的,最根本的。事实与过程就是“真实”。不必于此呈现的真实外再推寻那不呈现的抽象的“本体”以为真实。这种观点就是一种功能的观点。同时,中国人的理性表现也是功能的、作用的,中国人喜讲情理,是活的,所讲的都是情中。不讲干枯的抽象的理性。故怀氏谓为Reasonable。因此,科学、民主出不来。中国人讲道,即在眼前,当下即是。这是作用见性。佛教在中国出禅宗,也是表现中国人的这种特性。总括起来,西方人讲道是概念的方式,即抽象的,静态的:中国人讲道是功能的方式,即具体的、动态的﹔中国人讲道的功能的方式,即具体的、动态的。

 

古代的圣君贤相之治理家国天下全是德化的表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种功能的方式之下,作皇帝只要有点雄心,一定是对一切都管,所以这需要一套架子予以限制,但中国却素来没有。这从好的方面说,好处很多,情、理、法,通通在内。从坏的方面说,坏处也很多,如浑沌、拖泥带水等。现在的人骂中国文化,都是从坏的方面说的。现在要生存,须有架构的表现。良知的表现是运用的表现。故曰:“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这即是作用表现之最恰当的话头。运用表现是最高的境界。我们所要说的转折,即如何从理性之运用表现转为理性之架构表现。我们中国所缺者,即在架构表现(论境界,架构表现并不如运用表现为高)。復次,中国人之思考是感觉的、直觉的,而且太重实用,不重抽象,故科学出不来。(现在的学生,都喜读工学院,不喜理学院,即是一例。)中国之生活情调与精神,从理性上讲是运用的表现,从行动上讲则喜讲“革命”。革命是突破,不能常革命。常革命,则大家都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敌人。关于这些,我过去有一篇文章论政道与治道,大家可以看看,作为参考。政道即架构表现,治道即运用表现。创造民主政治,须靠政治家与政治思想家。这当是儒家学术在外王方面的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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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人文讲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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