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解经 |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孔子一生的教学行谊,由弟子们记录下来,编成《论语》,特意把这句话放在第一篇的第一章的第一句,应是有其代表性的。什么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遍读《论语》,会不会得到一种感觉:孔子教我们学而时习,原来是要我们学习孔子自己,有没有这种印象?应该不可能有,因为孔子绝不可能讲这个话。他的弟子称赞他为圣人,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敢做圣人,孔子也不会教人只学他就好。各位!这不是已经大大不同于任何诸子,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宗教了吗?那么“学而时习之”到底学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现在,依照我的理解,我们不可能罗列出人间所有的学问,所以孔子没有说哪一种学问你该要学,也没有针对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问题要你去学。这就是圣人之言,这就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它的涵盖性是无远弗届的,它只是一个方向的指引。这种方向,叫做“智慧的方向”。作为一个人就是要“学”,“学”,本来就是人性深度的要求。一个想要对人性的深度有所开发的人,他必定是个好学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充实,我们的境界需要提升,我们就需要“学”。至于学什么?以我对孔子儒家的了解,凡是人类理性的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内容,这是无限深远无限宽广的内涵。假如用这种观念面对人生面对学问,我们就没有限制,面对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有新的观念,面对任何时代,我们都应有既守又为的志气,总之,即是以“理性”作为人生的指标。所以,只要知道一个“学”字,我们就不至于像五四以来那样面对西方和面对自己的传统了。所以五四以来的思维,明显违反了孔子的教导——“学”。

 

本来,如果善读《论语》的话,只一“学”字,就包括了实践,就尽了德性的全幅,甚至就涉及了人生乃至天地的一切内涵。而《论语》的这一章,说了“学”之后,更进一步,还讲“时习”,那意义就表示得更为完整了。有关“时习”,也有几种解读法,其中有一种是比较通用的,就是应该“随时去实践”!吾人所学的不仅是知识上的了解,还要成为生命真实的表现。西方马斯洛讲人生最高的要求、最高的价值是“自我实现”,他从心理学角度说一个人若能自我实现,是最大的幸福。而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说的“学而时习之”,无非就是要一个人自我实现,而且是深度的自我实现!这是人性本身自然的要求。假如谁说我没有这种要求,孔子会说你可能不是人,或者说你还没有真正了解做人的意义。

 

接着,孔子又说“不亦说乎”。人的真正成长,必须从“人性”上开发,能够多透悟人性,透悟了人生还有某些更深层的意义,所谓“下学而上达”,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理”从人事而达天理,那当然会触及更深的原理,进入更高的境界,而有日渐深刻的自我充实自我满足之感。所以,只要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有了清楚的方向,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日新又新,层层递进,那是很可喜可悦的,所以说“不亦说乎”。而且,孔子说“不亦说乎”,我认为我们要特别注意“乎”这个语气词。孔子并没有说“学而时习之,必说!”如果孔子这样讲,就不是至圣先师了。“不亦说乎”,你不是会感到内心无限的喜悦幸福吗?最后那个“吗”很重要。他是问你,要你自己感受,自己回答,不是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生命没有标准答案,他给我们指出方向,然后问:“你这样做了,不是会有这种感受吗?”所以假如说我们“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你真认为学而时习很苦,孔子大概也不会责备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感受。但是孔子问我们,等于是提醒我们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问:“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最后再问:“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要我们深刻反省、切己体察,在我们生命深处有无这些现象发生。因为人性是“心同理同”,四海本是一家,有朋自远方来,以文相会,以仁相辅,当然是人生之大乐。而“古之学者为己”,学习,本来就为了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表现给人家看的,因此不会为了别人了不了解而有“愠”。这个“愠”字,用得很好。孔门弟子文学成就很高,如果仔细看《论语》,每个字都用得很“精当”,刚才说的那个“乎”把孔子说话的语气神态写活了,所以这个虚字是不可以省掉的。而人不知而不愠,用“愠”字,是指内心里的“郁闷”之感,连一点“郁闷”之感都没有,才可以称得上“不愠”的“君子”。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有抑郁症吗?“忧郁”,是从“愠”开始的。如果他是一个君子,应该是不会得抑郁症的,我们现在有许多中小学生就有忧郁症的倾向,有大学生想不开就跳楼的,劝他们赶快去读《论语》吧!

 

这是何等光明何等积极的生命!孔子只是教我们,我们的生命要尽量清澈明朗,我们的生活要尽量积极进取,而这个清明积极,本就是人类本性之自我要求。我们按照本性去做,就对得起自己。而且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假如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实践我们的本性,就是圣人,圣人也就不过如此而已。这不是很简单吗?但它又最难,孔子自己都说不敢当圣人的称号,甚至连君子之名也敬谢不敏,孔子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就是君子有四种表现,我连一样都做不到。连孔子都做不到的是哪四种了不起的德行呢?“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就是说,用要求儿女孝敬我的心来孝敬我的父母,用要求属下事奉我的忠诚来事奉我的君上,用要求晚辈尊重我的态度来尊重我的长上,用要求朋友对我的情份我先对他如此。孔子说,一个君子之人应该做到的这四件事,我连一件都做不到。这是一种怎样的学问呢?这是一种“说来简单,做来难”的学问,那就是生命的学问,实践的学问。而所以实践的基础在哪里?它的基础并不是任何人强迫我们的,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圣人的教导,而是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感受圣人何以有这样的生命。圣人是怎样有的呢?只不过是“从理性而行”!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从良知而行”,只不过如此。《论语》每章每节讲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世界上有一门学问,是要我们把人做好,有一种学问,是要开发我们的人性,那么这种学问你还去反对它做什么呢?它妨碍了我们什么呢?它不正是任何学问的基础吗?

 

何况,从“理性”、“良知”而行,依理性和良知的本质,不只要求成就德行,也要求成就知识。举例而言,现在,我们不是要科学救国吗?你要学科学,先要了解为什么学科学,然后了解如何学科学,进一步了解科学这种学问在整个人性中占什么地位。这样我们整个国家民族才能把科学学好,假如连这样的反省都没有,科学是没有根的。所以,我们学科学,首先应该确定它合乎不合乎人性,如果科学是合乎人性的,又在人性中占多少分量,要用多少比率的人生力气去努力,这样才是合理的,也才容易学成功。如果只是一味叫喊“我们要学科学!”“非把科学学好不可!”全国学童把百分之九十的力气都投在科学上,请问这样是合理的吗?这样的国家是有前途的吗?所以,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要以开阔的心胸,向我们认为是贤者的人去学习,这种学习精神是非常健康的,他不会只定一尊。

 

反而五四以来的教育,就定于一尊了,但不是定于孔子,也不是定于先秦诸子中的哪一家,而是定于以“科学”之尊,这就不合乎儒家的思想标准了。而不合乎儒家的思想,你科学就真能学好吗?我看,不但科学没学好,平白把其他的学问也丢弃了。如果我们跟从孔子的思想“见贤思齐焉”、“学而时习之”呢,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深刻的反省和恰当的应对。如果科学真是人性之所在,则西方有科学,我们中国照常可以有科学。但又必须知道西方的科学成就从哪里来,它从科学的教育来,所以我们对科学的教育应有相当的了解。至少我们应该跟着成功的人来学,所以我们应该学着用西方的科学教育,来教我们的国民。至于西方所没有的呢?西方没有中国儒释道三家,我们是否也要跟着西方,看见它没有,我们就该放弃呢?这不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吗?所以,“学而时习之”这种儒家的基本人生态度就已经奠定了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人都该面对他自己,面对他的时代,以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他就可以日新又新。

 

所以,儒家并没有规定你的学问内容是什么,只是定下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又是一切学问的“本”,至少是一切求学的“正当态度”,孔子只给我们立下一个态度,没告诉我们具体的内容。如果《论语》中有些章句,只是当时特定事件的记载,我们也该从那些特定内容去体会背后的原理。所以假如记载的是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必历久弥新;假如记载的是事件,这个事情固然有它的时空因素,但我们可以从表面的事件去得到生命的消息,于是我们就可以从事件当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可以“因事见理”;这样,古事亦可以为现代所用。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山东人,他讲的两千多年前的事,现在用不着了,这样的读书法,古人叫做“死于句下”,把书读死了。这样切断历史时空,我们就丧失了被提醒的机会。孔子只是指点出你的智慧,指点的虽是孔子,但觉醒还是要靠自己。所以学圣人并不是墨守成规,如果一味墨守迂腐,也不是圣人之道。因此,孔子的思想并不限于一家,不限于一个时代,它只是一个“合理性/不合理性”的考虑,于是,儒家就具备了永恒的生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新的、都以新的面貌出现,除非人性没落了。

 

——选自季谦先生《经典、儒家与读经》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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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财贵,转载自:《经典、儒家与读经》。如欲深入了解王财贵教授哲学思想与教育理论,请关注本站,或购买正版《王财贵65文集》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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