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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化存神,本是说的圣人功化之妙。而圣人之功化亦正是心性之德所显现的大用。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尽心上13)
此章前半节,说霸者之民与王者之民。驩虞、同欢娱。皞通浩,皞皞、广大自得之貌。霸者以力(利)鼓舞人民,故民欢娱而兴奋;王者以德行仁,民受感化而不自知,故广大而自得。欢娱是一时的兴奋,皞皞是永恒的安适。尧时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此即孟子所谓“皞皞如也”的气象。
“杀之而不怨”,即“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之义(注九)。王者因民之所恶而除之,并非有心厉行刑杀,故民无怨。庸、功也。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并非有意施惠于人民,故民不知其功。王者敎化人民,亦是因其本善之性而引发之、诱导之,故民虽“日迁于善”而却不知是谁使之如此。
王者的政敎,何以能够显示这样的功能?此即孟子在后半节所说的过化存神。君子(圣王圣人)道德人格的光热,足以变化人之气质,他所经过之处,人民自然受化,故曰“所过者化”。圣者的生命,全幅是良知天理之发用流行,故其心所存主、自然神妙而不可测(莫知其所以然),故曰“所存者神”。子贡称说孔子“立之斯立,导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注一〇),便正是这种过化存神的境界。流、运行也。“上下与天地同流”,是说圣人之生命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盖圣人之教,功同天地,天地化育万物,圣人化育万民,而其功化之妙,如春风,如时雨,此正中庸三十章所谓“大德敦化”,不只是小小补益而已。
过化存神的境界,自非常人所易几及;但心性之德的发用流行,却本是人伦日用,乃人人之所与知、所与能,圣人亦不过“先得我心之同然”而“由仁义行”而已。依孟子之意,心性的表现,有“性之”“反之”的差异。尧舜顺本然之性安然而行,是性之;汤武反身而诚以复其性,是反之。(注一一)孟子说尧舜性之,是举尧舜以示范。但性之是称性而行,是超自觉的;而道德实践则是自觉的,所以必须“反之”。性之者“其德如天”,乃是天纵之圣;反之者,则是自觉地要求“与天合德”。由此可知,效法尧舜不能从“性之”着力(这里无须着力,亦着力不上),而必须通过“反之”的践履工夫乃能有效。所以孟子必说“反身而诚”。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4)
此章是说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浑然无物与我、内与外之分隔,这就是仁的境界。物我一体而不分,所以说“万物皆备于我”。(注一二)而所谓“反身而诚”,亦即孔子所谓“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意思。一念警策,反身而诚,“上下与天地同流”,则我的生命与宇宙生命通而为一(与天合德),此便是人生之“大乐”。若不能反身而诚,则我与物相对立,内与外相隔离:一个与天地万物相隔绝的生命,便是封闭而不能感通、不能觉润的生命,当然不能“与天合德”,因而亦无有“乐”之可言。故程明道识仁篇云;“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
强恕二句是说求仁之方。强、读上声。恕、是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王船山曰:“恕、仁之牖也。”意思是说,仁通内外、通物我,而恕即是仁往外通的孔道。人如果对天下民物不能一体相关,便表示仁心已为私意隔断,而不能通物我之情以合内外,所以必须勉强行恕,使仁心与天地万物相感通,这就是最切近的求仁之方(使仁心显现而发用流行)。
依于上文之说明,由尽心知性知天,而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再达于过化存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之境界,正显示出孟子“心性天通而为一”的道德形上学之义理规模。孟子是从心性说上去,而中庸(亦含易传)则是从天命天道说下来。依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敎”三语看来,其思路是从宇宙论落实于心性论,再开显价值论。而孟子则是从心性论上透存有界,而同时扩充心性以安立价价论(开道德界)。孟子的进路与中庸不同,而二者之归趋则相一致,皆是以道德主体为中心的思想。
论者或谓孟子为“心性论中心”,中庸易传为“宇宙论中心”,此实不谛之见。汉儒董仲舒的思想是“宇宙论中心”(注一三),而中庸易传不是。中庸易传乃是“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思想,它并不是“对道德价值作存有论的解释”,而是“对存有作价值的解释”。所以
(1)中庸讲“天道”是以“诚”来规定(诚者天之道也);易传讲天道(干道、易道)是以“生德”来规定(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
(2)中庸所谓“慎独、致中和”,所谓“至诚、尽性、赞化育”,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敎”;以及易传所谓“穷神知化”,所谓“穷理、尽性、以至命”,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些语句,都表示中庸易传是“以道德主体爲中心”的思想。
当然,中庸讲“天命之谓性”,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此,亦显示了一种从天道天命说下来的宇宙论的进路。但我们必须知道:中庸易传这一个讲法,一方面是呼应孔子以前“天命下贯而为性”的思想趋势,一方面是顺着孔孟的仁与心性而再向存有方面伸展,以透显心性的绝对普遍性(孟子言尽心知性知天,亦已表示这一种意向)。经过中庸易传这一步发展,道德界与存在界乃通而为一:讲道德有其形而上之根据,而形上学依然基于道德。在此,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所以是“性命天道相贯通”的思想。(注一四)
至于说孟子是“心性论中心”,话虽不错,但孟子的心性论并非与天道不相通。(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孔孟所开啓的儒家之学,不但内以求“人之所以为人”的心性之理,以成其敦厚;还须上以通“天之所以为天”的天道天理,以成其高明。)先秦儒家由孔子孟子发展到中庸易传,乃是一个相顺的发展,仁与心性这个“主体性”亦本是与“超越客观面”之天命天道相通的。我不能理解:孔孟之学为什么不可以向中庸易传的天道论发展?程伊川尝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本字、作动词用)。其实,圣人之道,固然“本天”,同时亦“本心”,而本天即是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心与天并非两层对立,而是上下相通(上下与天地同流)。程明道说“只心便是天”,这才是深契孔孟义理的通透圆熟之言。下文试进而对孟子言“天、命、天道”之意,作一说明。
注九:尽心上篇载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注一〇:语见论语子张篇。
注一一:孟子尽心下第三十三章云:“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者、印性之者,反之、即反之者。书心上第三十章又云:“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身之、谓反身而诚,以身体道。
注一二:按、“万物皆备于我”可有二义:一是一切存在之物与我同为一体而不可分。程明道识仁篇所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王阳明大学问所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正说此义。二是一切事物之理皆具于吾心。而此所谓事物之理,在古人实指应事接物的“当然之理、当然之则”而言。当然的理则(道德的律则)乃道德主体(本心、良心)本所含具,故“反身而诚”,不假外求。
注一三:按、所谓“宇宙论中心”的思想,是对价值作存有论的解释,或者说,是把道德基于宇宙论(先建立宇宙论而后讲道德)。董生之学,以天地之气(元气)分为阴阳,而此阴阳之气又运行于四时,布列为五行,再伸展到人生、社会、政教、学衡各方面,因而形成了“气化字宙论中心”之思想。董生此种思想,实已与阴阳家合流,而脱离了先秦儒家“以仁与心性为中心、以性命天道相贯通为义理骨干”之正轨而有所歧出。
注一四:关于易传之思想,范良光先生新著《易传道德的形上学》(台北、商务版)言之甚精透,可参看。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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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