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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命”,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观念。孟子对这二个观念,曾有一次相对扬显的说明。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2)
耳目口鼻四肢,都是感觉器官,而亦各有它的作用。耳有听觉,目有视觉,口(舌)有味觉,鼻有嗅觉,四肢有触觉。每一种感觉作用,各有所对,亦各有所好:耳好美声,目好美色,口好美味,鼻好香气,手足四肢好逸恶劳。这些生理欲望,都是先天的自然之性,所以孟子亦说“性也”。(告子所谓“生之谓性”,正是就此一面而言。)不过,自然之性虽生而即有,但此种性的表现,却不能反求诸己,而必须求之于外。凡须求之于外者,当然不可必得,所以孟子又说“有命焉”。命、限制义。表示以上五者之得与不得,皆有客观之限制。既须求之于外,而又不可必得,表示它不是我性分之所固有,亦不足以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因此,“君子不谓性也”:不认为自然之性是人的真性、正性。
人,除了局限于形躯生命的“自然之性”,还有超越感性欲求的“道德理性”(内在的道德性),此即仁义礼智与天道。(按、孔子以前,即已显示“天命天道下贯而为性”的思想趋势,后来归结为“天命之谓性”一语。孟子亦指出道德心性乃天所与我者,故此章说性,将天道与仁义礼智合在一起说。)首先,孟子亦说这五者是“命”。因为父子应尽仁而未必能尽仁,如瞽瞍之于舜;君臣应尽义而未必能尽义,如商纣之于殷末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其余如宾主未必能尽礼,贤者未必能尽智(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圣人之于天道,不但体道于身各有偏全之异,行道于世亦有时势权位之限制,如孔子便不能行道于当世,故见获麟,曰:吾道穷矣。颜渊死,曰:天丧予。凡此,皆有无可奈何的限制,所以说“命也”。然而,仁、义、礼、智、天道五者,皆是我性分中事,岂可以之为命而不复致力?故舜尽其仁(孝),殷末三仁尽其义(忠),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主宰在我,人人皆可反求诸己,以各尽其性分。所以说“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注九)
孟子此章,藉“性”与“命”之对扬,以指出人的真性正性,不在自然之性一面,而在仁义礼智天道一面。自然之性为形躯生命所局限,实已落于“命”的限制网中而不能自主自足,唯有超越感性欲求而不受形躯生命约制拘限的内在道德性,才是人人性分本具的真性、正性。上章曾提及孟子言性,分别说过三句话:一是“此天所与我者”,这表示性的先天超越性;二是“我固有之”,这表示性的内在性(内具、本具);三是“人皆有之”,这表示性的普遍性。先天超越性是说,性德(如仁义礼智)受之于天,不是后天修为而得;内在性是说,性德内具于己,不待外求;普遍性是说,性德人人一样,无有例外。依据我们的考察,在古今中外的人性论中,只有孟子的性善说(儒家之人性论即以此为模型)最能同时涵具此三义。
平常有一种说法,以为孟子道性善,荀子主性恶,一个见到性善的一面,一个见到性恶的一面;二人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荀子倒真是只见到自然之性(生物本能、生理欲望、心理情绪)这一面,而没有见到道德理性(仁义礼智等)一面。孟子则不同,他见到了两面,而作了一个批判性的取舍。因为自然之性这一面,实在不足以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性正性(这是人与一般动物所同的一面,只可名之日动物性),唯有仁义礼智天道这一面的内在道德性才是人的真性正性(这是人所独有而一般动物所无的一面,这才是“人”之性)。
同时须知,孟子通过批判地取舍而肯定“性善”,并不是说现实上的人都是善人君子;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先天本具、内在于己”的善根善性,都有“人心所同然”的本心之良、天性之善,这亦就是“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根据。
注九:按、此章前半节云:“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后半节云:“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前后三“命”字,意指相同,皆限制义之命(命限、命定、命遇、命运)。而三“性”字则义旨有别。前半节“性也”,指自然之性(气性、气质之性)而言;“不谓性也”之性,则指人之真性、正性(道德理性、义理之性)、亦即后半节“有性焉”之性。又,孟子尝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又谓: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分定故也。此所谓“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之性,正指“根于心”而分有一定、无可增损的“性分”而言。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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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