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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书中，有二处说到“居仁由义”。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33）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10）
士志于仁义，故不可为“非仁、非义”之事。仁，是人之安宅，所以应该居于仁；义，是人之正路，所以应该由义而行。士虽未得大人（公卿大夫）之位，但既已居心于仁，则已具备了仁义之政的“体”；由义而行，则已具备了行仁义之政的“用”。而大人之事，亦无非行仁义之政而已。由此可知，士并非无所事事，尚志（志于仁义）即是他的事。
其实，既然仁义内在，人皆有之，则“居仁由义”便是人人之事（不只是士之事）。而且，人亦理当以仁存心，由义而行，这不是外加的责任，而是人的天职、人的性分。人之禀赋不足，可以弥补，人之气质不美，可以变化，所以人人皆应而且皆可“居仁由义”，以安顿自己的生命，开拓人生的前途。只有“自暴”之人，讥议礼义，拒而不信；“自弃”之人，排斥仁义，弃而不为。这是世间最可惋叹之事。世上如真有下愚而不可移者，恐怕就是这种“自暴自弃”的人。
但自暴自弃者仍然是人，人与禽兽毕竟不同。庸众的生活虽然经常落在感性意欲的层次，但只要一念警策，存养这点仁义之心，它便自发内发地扩充出来，而通贯于生活行事，以成就道德价值。故孟子曰：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见离娄下19）
明、是明达各种事物之理；察、是辨察人伦之道，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应事接物不能离开仁义，处人伦亦不能离开仁义。仁义，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价值标准，而是内在于我心的天理（道德的律则），所以孟子特加指点，说是“由仁义行”，而并非“行仁义”。“由仁义行”，是顺我先天本有的仁义天理而行，这样作道德实践，是自觉的、自律的、自主的、自决的，是自发命令、自定方向的。故康德名之曰“自律道德”。若是“行仁义”，便是将内在于心的仁义天理推出去，视为外在的价値标准，然后遵而行之。这样的道德实践，正是转主动为被动，是被动地遵奉一个外在的道德价值之标准，而不是自主自决地践行一个内在的生命原则。这时，便欠缺自发内发的力量，不是“依自力”而是“依他力”，而道德实践亦将失去先天的必然性，此之谓“他律道德”。
儒家讲道德，一直以自律道德为主流（只有荀子朱子是例外），而自律道德的根据，即是孟子所透显的道德主体：内在的道德心性。孟子曾说：
“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16）
这一章正可作为“由仁义行”的例证。舜耕于历山之时，与树木土石同处，与麋鹿猪羊同游，在生活行迹上与那些山野之民几乎没有分别。他之所以成为圣人，只是“先得人心之同然”而已。是以，闻一善言，见一善行，便即时引发心性之源，好像长江大河决了口，浩然充沛地“由仁义行”，一发而莫可遏止，终于成就了盛德大业。由此可知，性善之有根，犹如江河之有源，原泉滚滚，不舍昼夜，盈科后进，止于至善。儒家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坚定贞固的信念，正是建基于此。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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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