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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与义，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以及人之所以成德成圣的根据，人伦世界的万善皆由此出，所以孟子七篇说仁义之言特多。茲先举出其中最具本质意义的语句作一解说，以便下文之申述。
一、仁义的意指
1“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16）
“仁”是“人”的本性，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內在的本，故曰“仁也者，人也”。反之，人而“不仁”，则“非人也”。所以必须仁心诚于中，仁行显於外，方能成其为真正的人。“合而言之，道也”，合、是合人与仁；人是名，仁是实，人而不仁，则有人之名而无人之实。故必合人与仁，乃能成就人道。（注一）仁心诚于中，是存养其本所固有的人性；仁行显于外，则是尽其理当践行的人道。可见人能实现仁，即是以身体道，身与道合一。就此而说“肉身成道”，亦便有了真实的意义。
2“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11）
所谓“人心”，是指“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不安不忍之心。所谓“人路”，即是人所当行、人所共由的道路。人的身心活动都是为了成就其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义”就是身心活动的轨道。易传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注二）正因为人的道德主体由仁义而显、人的行为标准亦由仁义而立之故。中庸云：“义者，宜也。”朱注谓：“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注三）王阳明亦说：“心得其宜谓之义。”（注四）总括地说，通过心的主宰断制，择善而固执之，无为其所不当为，无欲其所不当欲，然后乃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注五）取、不伤廉，予、不伤惠。（注六）由此可知，行事之宜与不宜，必须依据心之主宰断制而后能定。
3“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10）
身与心，皆须有个“安”处。身（血肉之身）安于高楼大厦，心（精神生命）则应安于人的本心性体。安于仁，即是“居仁”。人必须居于仁，而后能安；心安则理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所以说“仁，人之安宅也”。义，是事之宜。应事接物皆能合宜合理，便是“由义”，由义而行，亦就是行于正大之坦途。所以说“义，人之正路也”。在此，有一义须加明辨：路之正不正，不从路本身看，而必须从行路者之存心与行事上看。合义则正，不合义则不正。由吾心之义而行，则崎岖小道皆成坦途；否则，康庄大道亦将顚蹶倾覆，车毁人亡。
以上是就“仁义”之意义，顺孟子之言而略作解说。仁之内在，人无疑义；而义之内在，则有告子等人之致疑与论辩。
二、仁义内在与义内义外之辩
告子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敬）之，非有长于我也（并非我先有敬他之心），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顺物外表之色而认定它是白的），故谓之外也。”（孟子）曰：……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告子上4）
孟子主张“仁义内在”，告子认为“仁内义外”（注七），因而引起辩论。告子的意思，只承认仁（爱人之心）由内发，义（行事之宜）则由外铄，而取决于对象。故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意思是说，因为他年长，所以我敬他，并不是我内心先存一个敬长之心。但驳斥这个论点并不困难，所以孟子说：“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长者，只是一个实然的存在，人或敬他，或不敬他，长者不过被动地接受而已。所以，长者只是一个受义（受敬）的对象。反过来，对此长者应不应当敬？如何敬？这是“长之者”（表现义、表现敬的人）所当考虑决断之事，所以，长之者才是行义（行敬）的主体，义、发自行为者，而不是发自对象。据此可知，“义”不在作为外在对象的长者那里，而在于表现敬（义）的长之者这里。长者是“彼”是“外”，长之者是“此”是“内”，故“义在内而不在外”。
告子不明白行事之宜的“义”亦由“内”发，是由内心发出的一种道德判断（心之制），以及由此道德判断而树立的行为准则（事之宜）；所以他只把重点放在实然的对象上，而从对象上去看义。其实，对象只是一个客观的实然存在，认知它亦只是认知了一个对象，并无所谓义不义的问题。对这实然的存在而加以道德的判断，以决定相应的行为准则，这才是“义”。所以，义不是“实然”的问题，而是“应然”的问题。客观的对象本身是实然，对于实然，只能成立知识上的对错之判断（决定认知有无错误，如分辩那人是不是长者），而不能成立道德上应当的应然判断（决定行为是否合理合宜）。因为应当不应当，不是认知对象的实然问题，而是如何求行为合理的应然问题。而“义”（心之制、事之宜）却正是道德上的应然判断，而这义不义的应然判断，是从行为者之心而发出的，故“义在内、不在外”。总之，外在的实然非义，内发的应然之判断、以及由此判断而建立的行为准则，方是义。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又问）“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又问）“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孟季子曰）：“所敬在此，所长在彼，（义）果在外，非在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日，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日，恶在其敬叔父也？（恶、读平声，何也。此句意谓何以刚才说敬叔父，此时却说敬弟呢？）彼将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乡人）在（宾）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庸敬、谓常时之敬。斯须之敬、谓暂时之敬。）”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如此）敬，敬弟则（如彼）敬，（敬、义）果在外，非在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之宜）亦在外也？”（告子上5）
公都子说：“行吾敬，故谓之内也”。这话并不错。故朱注云：“所敬之人虽在外，然知其所当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则不在外也。”可见“所敬”之人（对象）虽在外，而“能敬”之心则在内——义（敬）与仁（爱）一样，都是“能”，不是“所”。告子既然以仁为内，又安得以义为外？所以孟子说：“告子朱尝知义，以其外之也。”（注八）
不过，这段引文又牵涉到行敬行义的“时宜”问题，公都子未能通透而一时语塞，经过孟子指点才开了窍。论难一方的孟季子，提出行敬随对象而有别，故以为义在外。孟子则以“行经”与“行权”的道理予以分疏，指出敬兄是常时之敬（这是经），先酌年长于兄之乡人则是暂时之敬（这是权）。“行敬”本是一个应然的判断以求行为之合理者，何时当敬兄，何时当敬乡人，何时当敬叔父，何时当敬弟，皆须由吾心主宰断制以求其合理合宜；然则，义并不在事上，而是在于我对事物处置之合宜上，此理已甚明显。所以当孟季子再提出辩难时，公都子立刻驳斥道：冬日天冷饮热汤，夏日天热则舍汤而饮凉水，所饮之物虽在外而有不同，但求饮食之“宜”而作此取舍，却正是发自吾心的应然判断，难道这求宜的判断取舍亦在外么？
此外，孟子讲到心之同然时，曾说：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7）
理义乃人心所同悦，亦实人心所同具，故孟子谓之“同然”。陆象山“心同理同”之说即本此而言。口悦刍豢，是生理的；心悦理义，是道德的。心之本性即是义，故心之悦理义，乃是悦它“自具、自发”的理义，而不是去悦一个外在的对象。可知理义悦心，正与“仁义内在”之旨相通。
总括地说，要辨明“义内”与“义外”，必须把握三点意思：
1爱敬内发——爱（仁）敬（义）皆发自内心，并非由于外铄。
2能所之判——所敬之人在外，能敬之心在内。仁与义（爱与敬）皆是“能”，而不是“所”，故仁义内在。
3实然与应然——实然是“是什么”的问题，应然是“应当如何”的问题。对实然之事，只能成立知识上对错之判断，而不能成立道德上应当不应当之判断。而“义”乃事理之宜，属于道德上的应然判断（决定行为是否合理，应事是否合宜）；故“义”不在作为行为对象的事物本身，而在于人对外在事物处置之合理合宜上。
内在的“仁义”，是人之性分所固有的，是人之“内在的道德心性”。由内在的道德心性“自发命令、自定方向”而成就的道德，方是自律道德。（故孟子曰，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样的道德才是有根的。孟子发明“性善”，正提供了这个根，而“仁义内在”又为性善说提供了具体而真实的基础。
注一：按、朱注引或人之言，谓外国（高丽）本在“仁也者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若如此，则所谓“合而言之”便是合“仁义礼智信”而言之。此义虽可说，然仁义礼智信合在一起，乃汉儒之说，且如此言“道”，只显一综合之意思，义嫌松泛，不如就人体现仁（合人与仁）而言道，义较真切。故程子以为孟子此处之意，即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也。（见朱注引）
注二：语见易说卦传第二章。
注三：按、“义者宜也”，语见中庸哀公问政章。朱子章句解曰：“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而“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乃孟子梁惠王上首章朱子之注语。
注四：传习录下、王阳明答欧阳崇一书。
注五：孟子尽心上篇第九章。
注六：参见孟子离娄下篇第二十三章。
注七：按、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实不成义理。依告子“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之思路，“仁内”之说亦无法证成。唯本章主旨在正面阐述孟子之“仁义内在”，故不就告子之纠结而多所辞费。有关告子言性言义之意，见下第九章第一节。
注八：孟子公孙丑上篇第二章。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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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