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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孔子删诗、序书、订礼、正乐、赞易、作春秋。这个说法，今人每多致疑。然而论语明载孔子敎弟子“学诗、学礼”（季氏），述而篇亦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史记谓孔子以诗书礼乐敎学，自可信从。而据子罕篇 “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之言，更知孔子确确实实对“乐”与“诗”作过订正的工夫。再从孔子论礼之言，如礼之本，礼之用，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损益三代、百世可知，以及三年之丧等等，又可知孔子常赋予“礼”以新的阐释、新的意义。依类而推，孔子对于“书”，亦必有一番整理与阐述。而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在孟子书中早有明文，乃确然无疑之事。至于“易”，则问题比较复杂。论语书中有两处提到易。易传（十翼）虽然不是孔子亲笔，但易传的义理一定出于孔门。而且其中所引“子曰”之句，据徐复观先生的仔细考证，认为“可信其多出于孔子”（参考中国人性论史附录二、第八节。）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他是以述为作。赋予古文献以新的解释与新的意义，使它产生新的作用，表现新的价值，此便是“作”。
六经皆是古文献，从某一个意义上指说“六经皆史”，亦未尝不可；但经过孔子整理阐释之后，这原本“皆史”的六经，便不再是史，而是“经”了。经，是常理常道。一旦成为经，便不可以只作史料看。
孔子订正六经，儒家传述六经，因而在文献上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而孔子对于六经的整理与阐述，则更使六经本身“别开生面”——此便是孔子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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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