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本文选自蔡仁厚《孔孟荀哲学》一书，点击查看目录。点击查看更多儒家在线学习资料。
“义”字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仅次于“仁”与“礼”。兹先将有关的章节引录于后，并随文略作解说，借以了解孔子言“义”的意指:
1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喻、晓知之意。君子自立志存心到言行举止，只知要求“正当”“合理”；至于利害得失，从不加以计较。小人则唯利是图，只顾一己之私，心中只有一个“利”字，根本没有是否正当是否合理的观念。此条之“义”字，即“正当”“合理”之意。
2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3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季氏)
“不义而富且贵”，不“义”即不“正当”不“合理”之意。“见得思义”，意谓人凡
有所得，皆须合义；义，亦指“正当”“合理”而言。
4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
5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
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
“见义不为”，义、指“正当”“合理”。一个人见到理所当为的“正当合理”之事，如果逃避责任，弃而不为，便是无勇的表示。“君子义以为上”，故君子之勇，必须合乎“义”。义，亦指“正当”“合理”而言。正当合理的勇，是谓“义勇”。
6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
7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8子路问成人，子曰：……见义忘利，见危授命……”（宪问）
适音敌，是肯定、赞成之意。莫，是否定、反对之意。比（去声），从也。君子心中无私意、无成见，所以对于天下的人和事，都没有一味赞成或一味反对的特殊立场或态度。他一切只求“正当”“合宜”，唯“理”是从（义之与比）。次条言君子内外交修，文质兼备。他循礼而践行的，谦逊而表出的，信实以求完成的，正是那作为君子之质的“义”。“义”亦就是“理”，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应从他是否具有“理义”这个实质以为准衡。后条“见义忘利”，义、亦指“理义”。理义当前，岂可仍在“利”上作计较，当然必须忘利而由理义行。人能“见义”而“忘利”，自能“见危”而“授命”。国有危难，奋勇献身，亦正是忘利以尽义的最高表现。
9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颜渊）
10樊迟请学稼，子曰：“……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子路）
11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
前二条“好义”之好，即好善恶恶之好，“义”指“理义”“道理”而言。后条“言不及义”之义，亦指“道理”“理义”。
12子曰：……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13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
消极地说，一个人有了不善的言行而不能改过；积极地说，听到“正当”的“道理”而不能遵循而行；这都是令人忧念的事。“徙义”意同“迁善”，亦即遵行“正当之理”的意思。
14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
义。”（公治长）
子产一生，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使令人民，必须“公正合理”，人民才会中心悦服，循令而行。
15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雍也）
敬事鬼神而不媚神祈福，一心一意只是致力践行作为一个人的“正当责任”（人事之所当为），这就算是一个明智的人了。
16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
朱注云:“求其志，守其所达之道也；达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当其求时，犹未及行,故谓之志；及其已行，将达之天下，故谓之道。不合道，不得曰志；不合义，不得曰道(不合义之道，谓之苟道)。所以必须“行义”而后乃能使道达之天下。行义之“义”，指“应然之理”，亦含有“正当责任”之意。
17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
这是子路转述孔子之言以告荷蓧大人。文中共有三个“义”字。“不仕无义”之义，指 “道理”而言。“君臣之义”与“行其义也”，二“义”字，既指“道理”，亦兼含“正当责任”之意。君子成己以成物，志在淑世以康济天下；而出仕，正是他完成淑世济民之“正当责任”的最佳途径。
依据以上的考察,可知各条的“义”字，大体不外“正当”“合理”“合宜”“理义” “道理”“正当责任”等意思。总括起来说,“义”，是事理之当然，亦是人事之所当为。 所谓“事理之当然”，意即理当如此，必须当下肯定，不容怀疑。譬如对国家之忠，对父母之孝，都是事理之当然，是天理合当如此，亦是我的良知(道德心)当下之肯定。对于这种当然之理，不可看作寻常的事件来究诘。人所应加以讲论讨究的，唯是如何尽忠，如何行孝；亦就是说，只须对此“所当为”的事讲求“如何为”，以期完成正当的责任。据此可知：
一、义有定然性、不变性，是“理”之应然与必然。
二、义亦有时宜性、适应性，是“事”之所宜为、所可为。
继孔子之后，孟子亦言“仁”言“义”，并常“仁、义”并举，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所谓“人路”，即是“人所当行”，而且是“人所共由”的道路。人的身心活动，都是为了成就其为一个真正的人。而身心活动的轨道，就是“义”（人路）。孟子又有“居仁由义”之言。由义，是说我们生命行为的表现，应该经由“义”而行。经由“义”而行，才能合乎事理之宜。故中庸云：“义者，宜也。”我们应事接物而能“合宜、合理”，便是“义”。
但亦须知，义虽是事理之宜，是人事之所当为。但这作为“事理之宜”的“义”，却不在于外在的事物本身，而是在于我们对事物态度的合理合宜上。所以朱子以“心之制，事之宜”二语解释“义”。王阳明亦说：“心得其宜谓之义。”（注一）可见义与不义，是必须断之于行为者之心的。通过心的主宰断制，以明辨是非，择善固执，而后才能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取不伤廉，与不伤惠”。因此，义在本质上乃是道德的应然判断（价值判断）。譬如“见义不为，无勇也”，我何以知道此时所见的事，是义或非义、当为或不当为，这并不能从我所见到的对象（事物）本身看出来；而必须根据我心对此一事物所作的价值判断，始能辨别它合义不合义，和决定这件事当为不当为。同时须知，同类的事物，常因时间地点与情境之不同，而或为义，或为不义。同一件事情，亦因行为者之责任、立场、境遇等等的差别，而有不同的应事态度与处置方式。反过来说，虽然应事处世的态度方式不相同，但只要是依事理之当然而行，都算是合义的行为。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孟子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正表示人的行为方式可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措其宜。总之，行事的态度方式可以变，所不变的乃是“惟理是从，义之与比”。而“从理”“从义”，又必须以“心”（本心良心）为准衡；离开了“心之制”（应然的判断），是不可能表现“义”的。（按、有些乡原与蝙蝠主义者流，常以“此一时彼一时”为口实、为盾牌；甚至各种各类的卖身投靠之辈，亦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借口。其实，这全都是一些抛亲原则、背义违理的败类。试问，天下有弃宗忘本、认贼作父的“俊杰”乎？有背义违理的“时务”乎？对于这些人，只须用一个“义”字来检证他，则是非正邪，立时可判。）
注一：见王阳明“传习录”中卷、答欧阳崇一书。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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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