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孔子为开山,这是人人皆知的。“儒”字在古籍中首见于《论语》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据《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章太炎在《原儒》文中以为儒字从需,本为求雨之师,故衍为术士之称。胡适之继作《说儒》,又作了一番推想。文中主要的论点大致如下:
1.儒是殷遗民祖先教的教士,穿殷人衣冠,治丧以相礼为业,而形成一特殊的社群,人称之为儒。
2.周初,殷士开始为周人服役,经数百年之时间,养成柔顺的人生态度。但他们有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复国预言,而“达者”孔子被认为是应运而生的圣者。
3.孔子与孔门弟子特重礼,亦相礼,可见与殷士有很深的渊源。
4.结果,孔子却探取了“吾从周”的态度,又把柔逊取容的殷儒,变为“仁以为己任”的新儒。
5.老子是一位正统的“老儒”,将儒敎变成法利赛人式的文士式的宗敎,而未能成为民众宗教,后来的墨子则成为民众宗敎的领袖云。
胡氏的说法,带有很多的想象。第五点可勿论,第四点则颇为中肯有见。13二点后面再说,第2点乃是以犹太民族与耶稣降生为模式,而提出的一种联想式的比附。事实上,
(1)殷人亡国不同于犹太之亡国——犹太亡于异族,是彻底亡国;而殷人之祖先契(司徒),与周人之祖先弃(后稷),同为舜帝之大臣。殷人的王朝虽已倾覆,而宗祀未灭,宋国尚存。
(2)周不同于罗马——罗马以异族征服犹太,而周之代殷,则非异族征服,而是以伯长号召诸侯吊民伐罪,以取代共主的地位。
(3)孔子不同于耶稣——孔子并不托其国于天上,而是要重整人间秩序(周文)。至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信念,是表示天命靡常,天下应归于有德者;与犹太民族“人王”的预言根本不同。而且殷人对周,亦不可能产生如同犹太对罗马一般的敌忾之情。尤其到了孔子的时代,所谓“殷遗民”的意识,早已淡漠无存了。
至于以“相礼”为业而名为“儒”的礼生,可能与殷士有关,亦可以与所谓“术士”关联起来作一解说。古代的术士,实即当时的知识阶层,亦多半属于贵族,其中显达的担任王朝或侯国的太史、师保、祝史、家宰,不能显达的便散于乡里教人以道艺,并以相礼为副业。周初的殷士,亦大致与这种情形相类似。因此,在民间敎道艺与相礼为业的人,当与殷士系统有历史演进上的关连。这种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儒”。
孔子既告诫弟子“毋为小人儒”,而要做“君子儒”,则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当然是“别开生面”了。孔子设敎授徒,亦是民间敎师。但他“好学”“博学”“就有道而正”,他以当时最高的学术——诗书礼乐敎弟子,又赞易、作春秋,并且创发了“仁敎”。仁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而君子与小人之别,最后亦就是仁与不仁之别。仁者立己以立人、成己以成物,孔子时时透露对普遍人间之肯定,他的政教亦是以天下为对象的。他所开创的“儒家”是刚毅进取而志在天下的新儒——君子儒。我们如果把他对子夏所说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改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意思应该是这样:
你要做一个有人格,有学问,有文化理想,有道德勇气,能够以仁为己任,以维护人道尊严自任的知识分子;千万不可以成为一个只靠一点小学问、小知识,以谋求温饱的知识分子。
至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自亦反映一部分历史事实,但却忽视了学术思想兴起的“时代、社会”之背景以及“人”的因素。其实,儒家的开创,乃是孔子之功。孔子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而含弘光大、恢廓发皇的。所以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由于孔子开创儒家,而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与气概,成为一个有生气、有理想的新学派,终于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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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