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之学的兴起，是孔子讲学著书而使学术流布于民间的结果。班固说孔子“上承六艺（六经），下开九流”，可见“儒家”这一家，和其他诸子百家的身分地位是不相同的。一般所谓儒道墨法，儒家是其中的一家，为什么又和其他各家的身分地位不相同呢？因为儒家以外的各家，只是诸子之一而已。而儒家除了列为诸子之一，它还有另外一重身分——中华民族道统的代表者。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
甲、儒家所继承的，是二帝三王相承下来的全民族的文化业绩；从文献上说，就是人人皆知的“六经”。经者，常也。六经是立国的常经大法，代表民族文化的大统。在汉书艺文志里，六经著录在“六艺略”，诸子百家著录在“诸子略”。经与子的身分地位，有如根干与枝叶，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乙、儒家所开发的，是常理常道，而不是“一时之见、一家之言”。常理常道，是恒久不变的理，人所当行的道。所以，儒家学术不同于一套专门的知识，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依据。离开常理常道，人就不能表现生活的意义，不能成就人生的价值。而孔子所讲的仁，孟子所讲的怵惕恻隐之心，正就是这常理常道最内在的根核。
由此可知，儒家一面继承民族文化之统，一面又能开发常理常道。它既是诸子之一，同时又代表民族文化之统——道统。（通常对于秦汉以前的学术思想，笼统地称之为“子学”或“诸子哲学”，不但忽视了孔于以前的文化思想，实亦不能概括儒家“代表民族文化之统”的那个身分。）由于儒家具有双重身分，所以其地位是高于诸子百家的。尊儒，不是尊诸子百家之一的那个儒家，而是尊儒家所 承续光大的民族文化之统。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位性”，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再经历代儒者的护持与弘扬，更使得这个主位性与儒家紧密合一而不可分。这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事实，不是任何人所能强调出来的。所以，尊儒尊孔子，根本拉扯不上什么“思想独覇”“压制学术自由”这一类的诬妄之言。事实上，儒家的精神理想，一直在委屈限制中；而且历代受到政治权力迫害压制的，并不是诸子，而正是儒家。如秦代焚书坑儒、东汉党锢之祸、北宋南宋之禁伪学、明代东林之祸、清代之文字狱，以及今日大陆之批孔、毁坏孔林，莫不皆然。而儒家之所以特显“批判精神”与“抗议精神”，亦以此故。先秦诸子，大致可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代表。唐君毅先生曾经从“个人”“社会”“国家”这三方面，来比较四家思想的着重点：
顺着这个表，我们可以作如下之说明：
“道家”以致虚守静为修证工夫，其主要目的是要恢复自在的心境，求得心灵的自由，以达于逍遥无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他们只重视个体性的精神自由，对于社会的礼乐敎化、国家的政治责任，则轻忽而不加重视。所以说，道家只重视个人，而轻忽社会和国家。
“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勤劳、节俭，他们重视社会正义、国际和平，向往一个爱无差等的社会；但却疏忽礼乐敎化、典章制度、 以及国家的价值和责任。至于个体生命独立的地位，亦为墨家所轻忽，尤其在墨者集团的严格纪律之下，个体性的价值更是难以获得伸展和实现的机会。所以说，墨家只重视社会，而轻忽国家和个人。
“法家”特重君国之利，在他们眼中，人只是“耕战”的工具——耕以富国，战以强兵。至于个人的人品、节操、才学、艺能，则一概加以贬抑甚至抹煞。（参见韩非子五蠹篇）。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礼乐教化，亦采取敌视的态度，而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附注)。所以说，法家只重视国家，而轻忽个人和社会。
总之，道、墨、法三家皆有所偏，有得有失。只有“儒家”大中至正，无所偏失。个人方面的人格、品节、思想、才艺；社会方面的人伦常道、礼乐教化、公益事业；国家方面的建国创制、设官分职、以及保民养民的政治设施；这三方面同时兼顾并重，一一予以成全。
现在再换一个角度，从“文质”观念作一个考察。儒道墨法四家都看出“周文”之弊，都想“以质救文”。
（1）道家返璞归真（质），想要回到生命的真朴，以恢复自在自适的心境，求得精神的逍遥解脱。但一往不返，道心流为孤明，虽然有观照的智慧，却不能开出客观的人文价值之世界。
（2）墨家的“质”，只是自然质朴生命的直接表现，而不是精神实体的透显。墨家之道，既不足以润人，亦不足以自润，终于形成文化心灵之窒息与枯萎。
（3）法家后起，以利欲生命为“质”，而抹煞德性主体，否定文化理想，落到彻底反周文的地步。
据上所述，道、墨、法三家，都不能达成“以质救文”的目的。
（4）只有儒家，一方面继承文化传统，一方面疏通文化生命，点出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归于仁义之心——这才是常理常道的根、礼乐文化的“质”。至于文制度数，则可以本于“因、革、损、益”之义，而“与时变革”以制宜。所以在先秦各家之中，只有儒家可以承续文化生命，以开出人文世界，成就人文价值。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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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