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滕文公章句下>第9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生，是生民。

○当时杨墨之言充满天下，孟子欲防卫吾道，不得不辞而辟之，故有疑其好辩者。公都子亦不知孟子之心，乃问说：“夫子一言一论，必皆有为而发。然今在外之人，皆说夫子好为辩论，以求胜于人，是必有故矣。敢问夫子何为如此？”孟子答说：“君子之处世，岂不欲与相忘于无言，然义理有当发明，事势有当救正，虽欲不言，有不可得者。若我之于今日，岂故好为辩说，哓哓然与人争论哉？乃有不得已于言者耳。所以不得已为何？盖自上古以来，天下之有民生，非一日矣。气化人事，相为循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当其气化盛，人事得，则天下为之一治。及其气化衰，人事失，则天下为之一乱。反覆相寻，未有常治而不乱者，其势然也。”夫由治而之乱，虽圣贤不能止其来，然拨乱而反治，在圣贤岂得辞其责？故虽至艰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为者，而况于言乎？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jiàng）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j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泛滥，是水流横溢。下，是卑地。上，是高地。巢，是架木为居。营窟，是掘地而处。洚水，是无涯之水。菹，是水泽生草之处。江、淮、河、汉，是四水名。险阻，即指洚水说。

○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一治一乱者，何以征之？昔当帝尧在位之时，洪水滔天，都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致横溢弥漫遍于中国，凡平陆之地皆为蛇龙所居，天下人民无有定止，地势卑的则架木为巢以居，地势高的则掘地为窟以处，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书》上说：“洚水儆予。”言此洪洞无涯之水，乃是天降灾异以示儆戒。所谓洚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时气化乖沴，害及生民，便是一乱。于是帝尧忧之，举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委任而责成焉。禹思水之性必有所归，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将这泛滥之水注之于海，而不使其横决；以蛇龙之性必有所居，于是驱逐蛇龙，放之菹泽之地，而不使其盘踞。水既归海，则下流不壅，得以顺其轨道而行于地中，即今江、淮、河、汉之水是也。此时水患尽平，险阻既远，不但蛇龙已归菹泽，不为民害，而凡鸟兽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后地平天成，四隩可宅。下者不必为巢，上者不必为窟，举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其乐生之愿矣，岂非天下之一治哉！”即此观之，可见水旱之灾，虽圣世不能免，惟当时为君者儆惧于上，为臣者勤劳于下，故能挽回气运，转乱而为治如此。然则救灾拯溺之道，信不可不究心也。

尧 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

○宫室，指民居说。园囿、汙池，是君上游观之所。沛，是草木所生。泽，是聚水之处。○孟子承上文说：“当尧舜之时，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尧舜既没，圣人仁民爱物之政，湮灭无存。历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继而起，都要侈于自奉，不顾民生休戚，将百姓所居之室，毁坏以为池沼，使之无所安息；将百姓所耕之田，荒弃以为园囿，使之不得衣食。虐政既兴，风俗日坏，其在下之臣民又肆为邪诐之说，暴慢之行而害人者众矣。且田土弃为园囿，宫室坏为汙池，则凡生民之所聚者，皆化为水草之区。沛泽日多，禽兽因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浸淫不已，以至于商纣之身，愈为不道，毒痛四海，而天下又大乱焉。乱极思治，非武王、周公，其孰能挽回气化，以安天下也。”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奄，是东方国名。飞廉，是纣之幸臣。丕，是大。谟，是谋。烈，是功烈。咸正无缺，是正大周密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当纣之时，天下大乱，于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为之辅佐，伐暴救民，奉行天讨，以诛独夫之纣。又以奄国之君助纣为虐于外，则兴师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诛戮；又以幸臣飞廉，助纣为虐于内，则驱之于海隅而戮之；又灭纣之恶党五十余国，而后人害以息。且驱其园囿之中所畜猛兽，如虎、豹、犀、象皆使之远去，而物害以消。当时天下之民，苦于暴君虐政久矣，一旦睹圣王之泽，莫不欢欣鼓舞，交相庆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故《周书·君牙篇》说道：“丕显哉，文王创业之谟！丕承哉，武王致政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开迪我后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尽善尽美，而无一毫之亏缺也。”盖周公于治定功成之后，制礼作乐，以光文武之道如此，一代之王业不由此而兴乎！此又世之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有作的“有”字，与“又”字同。

○孟子承上文说：“周自文武、周公以来，天下已治。及传世既久，至平王东迁之后，国运渐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于是纪纲紊乱，风俗陵夷，邪说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无道之极，至于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天理灭绝，彝伦攸致如此，是世之一大乱也。孔子生当其时，既不得君师之位，操赏罚之权，以施其拨乱反正之术，甚为世道人心忧惧，乃假《鲁史》旧文，作为《春秋》之书，以教后世。这《春秋》所载皆王者惇典庸礼，命德讨罪之法。如为善者褒，是法之所必赏；为恶者贬，是法之所必罚，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说：“《春秋》之作本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谓其以片言之间，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伦大明于世，其维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谓其以匹夫之贱而假天子之权，使黜陟赏罚之柄托于微言，其惟此《春秋》乎！然则此书之作，使君子有所劝而为善，则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惧而不为恶，则罪我亦所不辞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虽不得兴治道于一时，而使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岂非天下之一治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hèng）议，杨朱、墨翟（dí）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páo）有肥肉，厩（jiù）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piǎo），此率兽而食人也。’杨 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sè）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圣王，指尧、舜、文、武说。处士，是未仕的人。横议，是肆为议论。

○孟子承上文说：“自上古以来，治乱相寻，大略如此。至于今日，则尤有可惧者，盖圣王不作，为日已久，列国诸侯，力政相争，而放恣于法纪之外。于是异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学，横议于其间，如杨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杨朱、墨翟之说，布满天下。天下之论学术者，不归于杨，则归于墨，而去圣人之道远矣。夫杨氏之言，主于为我，自一身之外，治乱安危漠然不恤。如此，则天下国家，谁与共理，是无君也。墨氏之言，主于兼爱，视天下之人远近亲疏曾无差等，如此则天性至亲何异路人，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与禽兽何异。横议惑人，一至于此，其害可胜言哉！昔公明仪曾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原是有为而发。乃今观杨、墨之害，则有甚于此者。盖以仁事亲，以义事君，本万世不易之道。自尧舜以来，传之孔子，而杨、墨以无君无父之教乱之，使杨、墨之道流而不息，则孔子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说诬惑人心，而充满天下以蔽塞仁义也。仁义蔽塞，则人皆无父无君，陷于禽兽。是杨、墨倡禽兽之教以坏人心，即所谓率兽食人者，其祸至于人相残食，而乱臣贼子之祸，接迹于天下矣。其为生民之乱，岂特如春秋之时而已耶？”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 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闲，是卫。先圣，指孔子说。距，是绝。放，是驱而远之。淫辞、邪说，都指杨墨之言说。

○孟子既推异端之害，遂以卫道自任，说：“杨墨流祸之深如此，吾为天下忧之，思欲防卫先圣仁义之道，使之著明于世，不为异端所塞。故于杨墨之学则深距而痛绝之，以放斥其淫荡无归之辞，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其为非，而邪议之说不得复起以诬民，此所以卫道也。盖邪说之作虽发于言论，实本于心术，既作于其心，则见之一身，凡举止应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于事矣。既害于其事，则措之天下，凡纪纲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于政矣。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此理之必然，虽圣人复起，亦必不能易吾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则圣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乱又何时而已乎？此吾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大抵异端之害，在于学术之偏，而其本始于心术，心术既坏，则发于言语，皆淫邪之辞，施为政事，皆偏私之举，而天下之乱实基于是矣。孟子之辟杨墨正为此也。挽回世道者，当以正人心为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 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抑，是止。兼，是并。膺，是击。惩，是创。

○孟子既叙三代圣人维世之功，乃总结说道：“由往古之事观之，可见治乱相寻，固有定数，而维持救正则存乎其人。昔大禹排抑洪水，则能拯民之灾，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则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宁；孔子成《春秋》之书，则明大义于当时，垂法戒于来世，而乱臣贼子有所畏而不敢为恶。是自生民以来天下所以乱而复治者，皆三圣之功也。况今杨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兽之灾，盖有惨于夷狄乱贼之祸者。《诗经·鲁颂》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是说周公于戎狄、荆舒之国，膺击惩创使之畏威从化，莫敢拒违，圣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严如此。今杨墨之教，无父无君，坏乱纲常，与戎狄无异，正周公之所击而远之者也。有救世之责者，岂可坐视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bì）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 墨者，圣人之徒也。

○邪说三句，都指杨墨说。诐，是偏僻。淫，是浮荡。三圣，即大禹、周公、孔子。

○孟子承上文说：“大禹、周公、孔子拨乱之功如此，皆其责之所在，不得已而然也。今我于杨墨之害，乃不能排而正之，则有负于三圣矣。故当此之时，亦欲讲明仁义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杨墨之邪说，拒绝其偏僻之行，摈斥其浮荡之辞。如此者，正以承三圣之功，拨乱世而反之正也。然则予之丁宁反覆，而不免于多言者，岂好辩哉？邪说之横流方炽，则斥之不容不严；人心之蔽锢已深，则启之不容不力，诚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若使天下之人，有人立为言论，以距杨墨之说，而斥其“为我＇、“兼爱＇之非者，虽其学之所造，未必有得，然能辟邪崇正，以闲先圣之道，则亦禹、周、孔子之徒也。可见异端之教，人人得而辟之，况予有世道之责者，岂得以好辩自嫌而遂已于言耶？外人之论可谓不谅予心者矣。”夫当时纵横名法之学害圣人之道者，不知其几。而孟子独辟杨墨者，盖百家之言，害在政治，浅而易光，杨墨之说，害在心术，深而难知，使非孟子极力辟之，则世道之沦溺，亦不知其所止矣。后人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正谓此也。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