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公孙丑章句上>第3章

孟子曰:“以力假(jiǎ)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wáng),王(wáng)不待大。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shà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曰:“以力假(jiǎ)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wáng),王(wáng)不待大。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谓土地甲兵之力。

假仁者,本无是心,而借其事以为功者也。

霸,若齐桓晋文是也。以德行仁,则自吾之得于心者推之,无适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shà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赡,足也。

诗大雅文王有声之篇。王霸之心,诚伪不同。故人所以应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邹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于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无意于服人,而人不能不服。从古以来,论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编自:朱熹《四书集注》

孟子曰:“以力假(jiǎ)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wáng),王(wáng)不待大。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霸,是诸侯之长,言其势力强大,足以把持天下,如齐桓公、晋文公是也。

孟子说:“古今论治道有二端:一是霸道,一是王道。欲知王霸之异道,亦观其心术而已。若恃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假托于救世安民之事,其事虽公,其心实私,这等的叫做霸。霸者必据有大国,然后威势足以制人,名号足以鼓众,天下皆畏而服之,此所以能合诸侯而成霸业也。苟非大国,则无所凭借以立功名,何以成其霸乎?若以大公至正之德,而行其救世安民之仁,心皆实心,政皆实政,这等的叫做王。王者则至诚自足以感动,善政又足以招徕,不待土地之广,甲兵之强,而人心自然悦服,可以朝诸侯而王天下。如成汤起于亳都,地不过七十里而已;文王起于岐周,地不过百里而已。惟以德行仁,遂建有商周之王业,何待于大国乎?夫王霸之所为皆仁也,顾出于假即为霸,出于诚即为王。心术之诚伪甚微,而治道之纯驳顿异,如此。”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shà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赡,是足。《诗》,是《大雅·文王有声》之篇。

孟子承上文说:“王霸之心术不同,故人之服之者亦异。霸者以力假仁而人服之,虽外面顺从,却不是真心爱戴;特屈于力之不足,寡不敌众,弱不敌强,故不得已而服之耳。若王者以德行仁而人服之,非是勉强顺从,乃其中心爱慕喜悦,有发于至诚而无所强者,就如七十子之于孔子一般。非有名位势力以联属之,而流离困苦,相从不二,其服之诚如此。《诗·大雅·文王有声》之篇说道:“王者之化,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所思而不服。夫服尽于东西南北,则德之所被者广,服出于心思,则诚之所结者深。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心悦诚服之谓也。彼霸者何足以语此哉?”

按:此章论王霸之辨,只在诚伪之间,同一施仁也,而以力假之则霸,以德行之则王。同一服人也,而以力服之则霸,以德服之则王。其事功纯驳,感人之浅深,不可同日而语。此论王道者,所以必本之诚意也。图治者其审所尚哉!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一)假:假借。

(二)待:等待。

(三)赡:足。

(四)思:语助词,无义。“无思不服”,即无不服,服,归服也。

 

【疏解】

孟子言治道,首重王覇之分。治道判准在价值论,价值根源在人性论。人性论有人禽之辨,价值论有义利之别,治道观有王覇之分。人之所以为人,在人有本心良知;本心良知的发用,就有义利之别;义利之别通向外王治道,就有王覇之分。出乎仁义之心的价值判断,是王道之始,出乎功利之心的实效衡量,则已属于覇道之行。

 

此王覇之分的治道,有如论语所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政令刑施的治道,是以力服人,不能让天下人心悦诚服,他们不反抗,只因为一时力量不足而已,所以说“民免而无耻”;德化礼治的治道,是以德服人,能让天下人心悦诚服,有如孔门七十弟子敬服孔子一样的生命眞诚,所以说“有耻且格”。以力服人的覇道,一定要有大国的力量做为后盾,才能雄覇天下所向无敌;以德服人的王道,就不用等待大国的力量来支持。商汤不过以七十里的土地,文王不过以百里的土地,就能亡夏剪商,取而代之,这就是商汤文王以德服人,而王不待大的史实证明。

 

孟子的反对覇业,有如鄙薄乡愿一般的严厉,就因为覇业的以力假仁,有如乡愿的以紫乱朱,此等伪君子的嘴脸,不免混乱了是非的标准。且孟子身在战国,不似春秋尚有尊王攘夷的大一统之义,故孔子礼敬管仲,而孟子羞称五覇,此显然有时代背景的不同因素在。实则,孔子讲君子与小人之分,孟子讲人禽之辨,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讲义利之别,孔子讲德化礼治与政令刑施的不同治道,孟子讲王覇之分,此在儒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以是之故,孔孟对管仲的不同评价,并不表示他们对于王覇的价值标准或价值根源,有何歧异或冲突的观点,而是相应于春秋与战国的不同背景,对王覇治道有不同的诠释与指点而已!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覇的治道区分,显然是价值的判别,王是指周王室的大一统,覇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的春秋覇业。周王室由亲亲之情推为尊尊之制,礼主敬,乐主和,礼别上下之分,乐通上下之情,天下一统由礼治德化,是为以德行仁的王道,齐桓晋文以尊王为号召,实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虽能维系天下秩序于一时,然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人心不服,是为以力假仁的覇。孔孟当然不会以护住周王室为职志,而是在天下一统与分崩离析之间,选择一统之“王”,而非离散之“覇”。孔子礼敬管仲,以其尊王攘夷而不以兵车,有行仁之实;孟子非议管仲,以周天子已名实俱亡,若再讲齐桓晋文的覇业,岂非有以力假仁之嫌?

 

由是言之,王覇皆有服人之实,然一者以德·一者以力,故前者为行仁,后者为假仁,二者在政治道德上,实有不可抹掉的价值分判,此之谓王覇之分。

 

编自《孟子义理疏解》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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