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爱的社会之向往|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

弁言

第一章 上古思想之趋势

第二章 孔子的仁教

第三章 墨子的思想理论

第一节天志——最高的价值规范

第二节 尚同——权威主义的政治论

第三节 兼爱——爱的社会之向往(本节)

第四节 功利实用的文化观

第五节 墨学的评论

第六节 墨学的再检讨

第四章 孟子的心性之学

第五章 老子的哲学

第六章 庄子的智慧

第七章 名家与墨辩

第八章 中庸易传的形上思想

第九章 荀子的学说

第十章 法家与秦政

一、形成“兼爱”观念的理路

墨子认为天下之乱,由于人只知爱自己,而不肯爱人。人人自私,故人人皆亏他人以自利。墨子既“非”此天下之乱源:“不相爱”,自必针对它而提出一个足以“易之”的观念。兼爱中篇云: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

 

以“兼相爱、交相利”易“不相爱”,是墨子“兼爱”观念所以形成的理路。它既没有追究天下人何以“不相爱”?也没有论证人如何才能相爱?而只是针对人不相爱的现况而直接要天下人“相爱相利”,这完全是“直接反应”式的理路。而此一理路的内容亦极其简单,墨子所用的最完整的词语,也不过就是中篇“兼相爱、交相利”这六个字,而上篇只说“兼相爱”,下篇就只剩一个“兼”字了。对于反面之不相爱,也只有一句“兼相恶,交相贼”,或者只用一个“别”字。

 

如何“兼”?墨子的回答是“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总起来便是“视人如己”。“视人如己”亦即“爱人如己”之意。由爱人如己即可推出“兼爱”乃是同等的爱、无差等的爱,这就是兼爱的内容意指。(至于兼爱的根据何在?可能否?墨子根本未曾涉及。兼爱不由内发,没有内在的根。结果只能求助于赏罚,可见其思想之浅拙。)

 

二、兼爱本乎天意

 

 在墨子,“兼爱”并不是孤离的观念,它是与“天志”相关联的。人之必须“行兼”,乃是天意的要求。人能行兼爱,便是顺天之意;不能行兼爱,便是反天之意。故天志上篇云:“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墨子认为,兼爱不但利人,亦利天利鬼。天志上云:

若事(指人行兼爱)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无不利,是谓天德。

这表示人之兼爱,不应限于爱人,亦当爱天爱鬼神。天下人如果都能“视人之国、家、身,若己之国、家、身”,则全天下皆可相安无事。若人人都能实行兼爱,则人类社会便可以成为一个“爱的社会”。

三、兼爱与推爱

兼爱是无差等的普遍的爱。作为一个抽象的原则,这是不能反对的。然而,凡是爱,皆须具体落实,一落实便必然是儒家的“推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层层推广而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家的推爱(仁爱)一点也不比墨家的兼爱狭窄,而且确确实实,具体可行。所以与孟子同时的墨者夷之,也认为“爱无差等”,而“施由亲始”。“施由亲始”却正是儒家的推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是施爱由亲始,而步步推广到人类与万物)。可见主张“兼爱”的墨者,也终须采取儒家的推爱。因为这是天理自然之序,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而兼爱这个抽象的原则,则欠缺可行性。何以故?因为兼爱只表示普遍性上的“理”,当理要落实于“事”以具体表现时,便必须顾到事上的差别性,一步步扩而充之,以渐次达于完满。儒家的仁爱(推爱),既具有普遍性,又顾到差别性(亲疏、先后),故随时随地皆可以践而行之。

 

归总地说,“兼爱”只从外在的“量”上说,忽视了内在的“质”,而且也疏忽了践行的工夫,所以变成一句无真实可行性的大话。而儒家的推爱(仁爱),则质与量皆已顾到。依儒家,是“仁无差等”(仁通万物)而“爱有差等”(行爱有序)。可知儒可以兼墨,墨不能代儒。

 

墨子之兼爱,是排斥差别性以突显普遍性(抽象挂空而不可行)。儒家之推爱,则保住差别性以成就普遍性(亲亲、仁民、爱物,具体落实而可行)。判儒墨之异同,这是最为关键的所在。

 

四、非攻——兼利天下

 

“非攻”这个观念的主要意思,就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墨子认为,攻伐之事不但对攻伐者与被攻伐者两皆不利,而且不利于全天下。同时,天志上篇也说到“天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可见他是依据天意以排斥攻伐。攻伐不利于天下,又违背天意,可知“非攻”实即“兼爱”与“天志”观念的引申。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国际和平”。(墨子十日十夜从鲁国赶赴宋国,帮助宋国守城,以抵抗楚国的侵略。这个故事脍人口,无庸赘述。)

 

墨子既然“非攻”,却又赞许“征诛”,二者之间似乎有矛盾。其实,我们如果了解“非攻”观念本身,即是“义”,就不会有这种疑虑。在非攻下篇,墨子曾举“禹征有苗”、“汤诛桀”、“武王诛纣”等史事,而作了一个结论:“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乃所谓诛也。”墨子之意,有苗、桀、纣是暴君,是不义者,所以天启示禹、汤、武王分别加以征诛。总之,攻伐是灾祸,而征诛则是义举。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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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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