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本文选自牟宗三讲演录《先秦儒学大义》一书,点击查看目录。点击查看更多儒家在线学习资料。
前两讲是从一般人的生活教养问题、个人道德实践可能的根据问题了解《论语》,从道德实践进一步讲道德实践的最高造诣,在实践的造诣中牵涉到性与天道的问题。
《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依照我们的了解,在孔子的生命中,暂时把“性与天道”的问题放一放。因为“性与天道”这种问题不是凭空可以讲的。关键的地方是“仁”,从关键的地方着眼,那个地方讲明白了,“性与天道”这个地方自然明白了。关键的地方很重要,假如你不明白,这个地方你也不明白的。即使讲得对,也讲不明白。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有哲学意味,是很有智慧的话。你对这句话有了解吗?依照一般的了解,或说:孔子一生根本不讲“性与天道”,孔子没有这方面的观念。这是一种讲法,这种讲法是不对的。或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表示没有听见孔子讲这方面的话。这又是一种讲法。你不能懂,我就不对你讲。你听见了,但你不能了解,你不懂,不懂也是“不可得而闻”。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以前没有确定的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这句话就要有一个确定的了解。在孔子看来,性与天道不是可以讲的,所以他不常讲。他不常讲,但并不表示说他没有这方面的态度。孔子心里明白得很。这是我们现在的讲法,这是以前的人没有想到的。这种讲法有曲折,为什么需要这么曲折地了解?你首先要了解,性与天道属于哪一类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看这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单单从文句讲很难讲得明白的。
西方通过思辨的方法讲给你听。康德费大力气,他的批判哲学说那么一大堆,就是因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是通过思辨理性、通过theoretical reason的方式来讲的,所以有种种的猜测、臆度。所以,需要康德来做批判。这就是哲学家的思考。哲学家的思考后面那个真理,有智慧的人一下就想到了,但要明白地说出来还是不容易。康德批判哲学说那么一大套,实质上就是“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的意义。但是,在西方哲学的传统里,就是强使之可以闻。以甚么方式强使之可以闻呢?就是用思辨理性的办法讲给你听,或者说,用知解理性、理论理性的办法讲给你听。
思辨理性是speculative reason,知解理性是 theoreticalreason。theoretical reason 一般译作“理论理性”,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太广泛了。康德用 theoretical reason 单指知解理性讲,就是成功知识的理性。theoretical 是“知解的”意思,这个字是从拉丁文转过来的,依照拉丁文的原意,以客观的旁观的态度来对一个对象作客观的了解,这都叫做 theoretical。
一般译作“理论的”,这不是原初的意思。theoretical reason也叫做speculative reason,就是纯粹从思想上来辨识道理。“知解的”这个词就是对着“实践的”讲。假定你不守诫,不实践,光说一大套。这在禅宗就叫做“知解宗徒”,“知解”这个词是在禅宗里原有的。一般说“理论的”,不管讲甚么道理,都叫做理论,康德《实践理性底批判》讲一大套,也是理论。康德用theoretical 这个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用客观的态度了解对象的意思。
成功知识的理性就叫做知解理性。或者,这个东西根本不能够成功为知识的对象,但你也要想办法把它成为知识的对象,那也属于知解理性的作用。依照康德说,真正知识所能达到的对象在现象世界,属于经验科学范围内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东西超出这个自然世界以外,超出现象世界以外,超出自然科学的范围以外。以内与以外的界线很难分的。现象界的知识是以内的,但我们可以从现象界的知识所达到的很容易牵涉到以外的。知解理性所应用的地方有效或是无效,常常是分不清楚的。哪一个地方是科学知识达不到的呢?我们常常根据所达到的来推出那达不到的,因为我们的知识要靠理性的推理。
超出自然现象、科学知识的范围以外,我们还用知解理性的态度来推断,用了解自然现象的态度向自然世界以外了解。康德举出几个例:上帝存在、灵魂不灭、自由意志。西方人把上帝、灵魂不灭当事实看,另一方面又当作理论,千方百计找证明。两个态度混在一起。我们中国人不这样看,我们祭祖宗、祭圣贤,不是因为事实上有祖宗的鬼魂、圣贤的鬼魂在那里。为什么祭祖宗呢?因为祖宗是我的生命之源,祭祖宗是报恩嘛,慎终追远。为什么祭天地呢?因为天地是万物之源,我当然要尊重天地、敬天。为什么要祭圣贤呢?这是表示对圣贤人格的敬仰嘛。这样一来就转成一个价值的观念,就不是一个事实的观念。
我祖宗的灵魂早没有了,我一样可以祭我的祖宗。孔子的灵魂早没有了,我一样可以祭孔子。天地就是天地,天地哪有灵魂呢?天地也不能personify,我一样可以祭天地。西方的上帝就是天地的personify,所以,他们只能够讲 PersonalGod,天地没有了。中国人所说的“天地”就是价值化,这个价值化意义的天地,西方人没有的,他们只讲上帝。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各成一套。中国人,事实与价值是分开的;西方人,事实与价值混而为一。真有上帝在那个地方,不过你看不见就是了,你祈祷就是了。真有灵魂不灭在那里,但是不能证明,这就是西方人的看法。
西方人把灵魂不灭、上帝都看成是客观的存在,既然是客观存在,那就是事实,不过我们没有看到,所以在经验以外。中国人不这样讲。所以,康德说,你肯定上帝存在就是肯定客观的有这么一个最高的无限的个体存在,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最高的无限的个体性存在在这里。存在就是事实问题。不过我们看不见祂,所以,肯定上帝存在这个命题是theoretical reason 所办不到的。西方传统对“上帝存在”有种种的证明,那都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本体论论证,一种是宇宙论论证,一种是自然神学论证。照康德说,这三种证明都有毛病,有错乱;他批判就是批判这个,检察就是检察这个。这三种证明都是把上帝当作一个客观的存在,从理论上来证明。照康德的批判,最后只有道德的证明可以成立。严格讲,道德的证明不是一个证明,是道德的要求。康德只是说,那是我们实践理性上的一个要求,只有从实践理性上,从道德上要求,才有根据,才有意义。在科学的范围内,可以不要这个要求的。
所以,依照康德的批判,你把性与天道当一个客观的问题,当一个theoretical reason中的问题,那就要出问题。康德早看出来了。那么,这个态度正好符合儒家的心性学,符合圣人之道。为什么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你首先要知道“性与天道”是甚么问题,你才能了解孔子为什么不常讲“性与天道”的问题。哲学家把这个问题用theoretical reason来讲,瞎讲了一大套,结果都是废话。所以,圣人有智慧,圣人不以哲学家的办法讲,他心中有一个态度,但他不把它当一个客观的问题,从知解的理性来讨论。这个就是圣人的态度,凡是圣人都如此,不但是孔子这个圣人是这样,释迦牟尼佛这个圣人也是这样,耶稣这个圣人也是这样。
为什么“性与天道”不属于theoretical reason的事呢?因为“性与天道”代表一个客观的存有(objective being)。“性”是对着个体讲的。“天命之谓性”(《中庸》),每一个个体都有成其为个体的最后的根据。照儒家讲,这个最后的根据就是性。这属于 ontological being,就是属于存有论的存有的概念。天道就是绝对的存有,与“性”这个存有论概念内容意义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有“性”、“天道”两个名词呢?这两个名词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两个不同的名词差别在甚么地方呢?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内容意义(intensionalmeaning)上是一。落在个体上讲是“性”,“性”这个概念对着个体讲。虽然“性”与“天道”内容意义一样,但“性”在甚么分际上讲呢?是散开就着个体而言。那么,天道就是天地万物总起来说,只有一个天道。天地万物一把抓,就是最高的存有,就是“天道”,或者说“道”。西方人就叫做上帝。上帝不是散开说,祂是一把抓,因为上帝创造万物嘛。
我们说“天道”,类比西方人所说的“God”。中国人所说的“性”这个概念,西方人没有的。西方人所说“性”就是human nature,都是“生之谓性”、自然之质,或者是逻辑里面下定义的“性”。儒家所说的这个“性”的概念才可以与“天道”这个概念通而为一。假定是“生之谓性”的“性”,那不能与“天道”合而为一。这个就是哲学。这些话你们要写笔记,记下来。这些话你能听懂,你才能唸哲学,要不然赶快转行算了。能听懂,还要能写下来才行,要不然没有用的。了解一个观念,要能把这个观念表达出来。你在这里听我讲,好像懂了,但你不能表达出来,那还不行呀。
性与天道这两个观念属于存在的问题,客观的存有问题。“性”是个体所以成其为个体的最后根据,“天道”是天地万物之所以成其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根据。最高根据就是最高的存有,这个属于 ontological being,ontological being 不能凭空讲的。
关于粉笔的存有、桌子的存有,这是属于知识的对象,可以客观地讨论。客观的讨论,一个是经验的,另一个是逻辑的。所以,可以有根有据地讲,可以通过实验证明,这就是知识的成立,就是科学的知识。但是,上帝不是经验的东西,你光凭逻辑证明上帝存在,那是无效的。儒家所说的作为个体的最后依据的“性”也不是经验的。“生之谓性”才是经验的,就是西方人所说的human nature;human nature译作“人性”,其实就是人的自然。甚么是人的自然呢?我睏了要睡觉,饿了要吃饭,这就是人的自然。生物的、生理的、心理的,这些都是人的自然,人的自然不过这三串。这些都是可经验的,从科学上讲的。但这三串所讲的人的自然都不是“天命之谓性”那个“性”,也不是孟子所言“性善”的那个“性”。这是儒家的学问发展的一个法眼,这个你一定要明白,要不然不能讲儒家。你说儒家封建、不封建,那些都是废话。
儒家言“性与天道”,那个“性”是ontological being,不是我们说 human nature 所说的 nature,human nature 没有所谓道德不道德。“生之谓性”是中性的。《论语》里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个“性”、“天道”是ontological being,是存有论的实有,“天道”是无限的实有。或者说,属于 cosmology 的最后的origin。这两者在内容意义上是一。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方面是“性”,一方面是“天道”呢?就是分际的不同。说“性”的分际是散开,就着个体讲;说“天道”是总起来,一把抓,天地万物都在内。
“性”与“天道”的内容意义是甚么?都是代表一种创造性,一种自发自动的创造性,是动态的。这种意义的“性与天道”,孔子不太讲的。这由哲学家来讲。哲学家讲的与一般人讲的有不同嘛。所以,你们来读哲学,一方面要是一般人,一方面又要不是一般人。哲学的问题不是一般人所讲的,不是一般人所了解、所研究的。“性与天道”属于客观存有的问题,不是经验的,不是经验所能把握到的。你向哪里想这个意义的“性”呢?向哪里想这个意义的“天道”呢?这怎么能凭空讲呢?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了解“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孔子暂时撇开这个方面,而找一个你通过自己尽力就可以把握的地方入手。一切圣人都是这样的。只有哲学家就圣人不太讲的地方拚命去讲。所以,哲学家是圣人的解释者。这就是以前的人所说的“替圣人立言”。
孔子的态度是圣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知解理性的,这是智慧。这就叫做实践的智慧学。那种属于客观的存有论的问题,圣人不讨论,讨论起来很麻烦。所以,暂时把它撇开。暂时撇开不是说把它放逐,不理它。他用巧妙的办法一转,这巧妙的一转就了不起,哲学的生路就从这里出。
了解孔子是“践仁知天”,这是我总起来说的一句话。了解孟子呢?也是一句话,“尽心知性知天。”那么,《易经》呢?了解《易经》就是了解《易传》啦,不是讲《易经》,主要是讲《易传》。《易传》就是“十翼”,“十翼”是孔门对《易经》的解释。《易传》是解释经的。我们了解《易传》也是一句话,“穷神知化”。《中庸》就是“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就是把《论语》、《孟子》、《易传》那三句话综合在一起。《大学》是另外一套,《大学》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大学》是就着当时太学的制度解释太学的意义,说明甚么是大学,那就是“三纲领”、“八条目”,那是举出一般实践的条目。它当然也是儒家的经典,但它只是把实践的条目给你指出来,就是对如何实践的路数解释一下。就是说,《大学》不能作决定。你想要了解《大学》就要根据《论语》、《孟子》、《易传》、《中庸》来决定《大学》,不能根据《大学》来决定《论语》、《孟子》、《易传》、《中庸》。
我们根据《论语》的“践仁知天”,《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易传》的“穷神知化”,《中庸》把这三者都包括在内,讲“天命之谓性”、讲“诚”。我们就根据这四部书了解《大学》。《大学》在这个系统以外,只是讲人生实践的纲领。但是,如何实践,走甚么路来实践,是不定的。所以,你想了解《大学》走哪一条路,只能根据《论语》、《孟子》、《易传》、《中庸》来决定。我说这些话,你们有一点印象没有呢?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我的根据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根据《论语》、《孟子》、《易传》、《中庸》来决定《大学》,不能根据《大学》来决定《论语》、《孟子》、《易传》、《中庸》呢?
在以往的思想史上,我们说朱子与王阳明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朱子根据《大学》了解《论语》、《孟子》。王阳明相反,根据《论语》、《孟子》了解、决定《大学》。尽管两人都讲《大学》。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词语集中在《大学》里面,《论语》、《孟子》没有这么集中。解释的都是《大学》,但王阳明的那个解释是根据孟子的精神、孟子的学问。孟子的学问是继承《论语》来。由《论语》、《孟子》扩大那个境界就是《中庸》,再扩大就是《易传》。《论语》、《孟子》、《中庸》、《易传》,这是一套,这叫做一根而发,在先秦就发展成了。
《论语》最早,其次是《孟子》、《中庸》、《易传》。《中庸》、《易传》是后来的文献。这是考据上文献的次序是这样。《易经》很早,《易传》很晚,这是常识,大家都知道的。王阳明讲《大学》完全是根据孟子的精神,尽管词语不是直接从《孟子》来。王阳明反对朱子,因为朱子是根据《大学》来决定其他一切,他用功是在《大学》。朱子自己就说:我其他经都了解得不好,我就是看《大学》看得熟,了解得通透。就是他用功的全部功力都在《大学》上用。那么,问题是:了解《大学》是否就能了解《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呢?这些问题你们平常想过没有呢?这不是凭空瞎想,无中生有可以想出来的。那些文献你都读了没有呢?都懂了没有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来,让你们自己思考,自己去查文献。
为什么说朱子是根据《大学》来决定《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呢?首先,你看朱子根据了解《大学》那种精神如何来了解《论语》的“仁”,他那种了解是否合乎《论语》里孔子所表现的那个“仁”的意义呢?那个精神呢?王阳明了解的《大学》是孟子的《大学》,而朱子了解的《大学》是程伊川的《大学》。程伊川与朱夫子是一个系统,他们了解“仁”的方法与程明道根本不一样。
你们看朱子的《四书集注》,他注《孟子》那些重要文献、重要的关键都不对,他是另一种讲法,从那个注就可以看出来。他那个注不是偶然的,不是随便想的。你们看出来没有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你们要看看文献。
根据《论语》讲“践仁知天”,《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中庸》讲“诚”,《易传》讲“穷神知化”,这四部书是一根而发。一根而发决定甚么呢?就决定儒家的道德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是我用的词语。甚么叫做道德的形上学呢?就是moral metaphysics。你们平常对这个词有一点了解没有呢?这个名词你们懂不懂呢?这几年我常讲:不管是道家、佛教、儒家,东方的形而上学都属于实践形态。儒家这个实践形态就是道德的形上学。这跟西方的形而上学不一样。
我这几年给你们讲《孟子》、老子《道德经》、《庄子·齐物论》,那些精神早给你们烘托出来了。你们都忘掉了,所以,我讲得没有兴趣。因为我都白讲了,我天天在这里白费力气嘛。你们也都录音了,录下来摆在那里就完了,算了,没有交待,没有整理出来摆在那里干什么呢?没有用的。所以,我今天就提出这两个问题,让你们根据你们已有的知识来讨论。
根据儒家的四部经典就可以建立儒家的形而上学,叫做moral metaphysics,moral metaphysics 这个词语是类比西方基督教传统的 moral theology。西方相信宗教的只讲 moraltheology,我们儒家不是宗教,所以没有神学,不能讲神学(theology),但是我们可以讲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是广义的、泛称的学名,笼统的。
甚么叫做道德的神学呢?中国的你们不了解,先了解西方的吧。西方的你们当该了解,现在信教的人很多呀。按照基督教,甚么叫做道德的神学呢?这个词是康德的主张,不是正宗的天主教,也不一定是西方正宗基督教的想法。基督教不这样讲,这是康德的讲法。康德是德国马丁·路德的新教,新教也有很多派别。天主教是旧教。
道德的神学就是对上帝的存在作一种道德的证明。西方传统的证明是存有论的、宇宙论的、物理神学的,这些证明都属于知解理性的证明。存有论的证明、宇宙论的证明是形而上学的证明;物理神学的证明属于自然哲学。为什么这些证明都不行,一定要道德的证明才行呢?依照康德的讲法,严格讲,这也不是道德的证明,而是道德的要求,只是从我们的实践理性发出来的一种道德的要求,要求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当作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不是存在呢?我们不知道。你不能证明的。我们的实践理性要求有就有了嘛。这个类乎孔子的一句话,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我们从道德上要求有一个神。所以,从道理上要求有一个“上帝”,上帝就有了,这很类乎孔子对于神的态度。祭神就是一种道德的虔敬之心,我祭神,神就在这里。至于神客观地在,或是不在,谁知道呢?这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的要求”。道德为什么要要求呢?在道德上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有一个上帝?没有上帝,道德还是道德嘛,我实践我的道德,何必要求要有一个上帝呢?这个也不是直接的要求呀。
道德就是顶天立地呀,道德就是自身自足的,不必要求上帝嘛。那么,在甚么关节上要求一个上帝呢?在德福一致的问题上,我们要求一个上帝。德福一致要求有一个上帝,这是不是属于道德上的要求呢?道德是不是一定要求德福一致呢?照中国人讲,某一个阶段我可以不要求福,我只要求德。“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个一点福没有呀。这就正如耶稣上十字架,一点福也没有呀,这是人间最痛苦的事。道德就是道德,道德本身本来就没有甚么幸福嘛。所以,讲道德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有幸福,这个道德一定是不很纯的。这是道德的第一关可以这样讲。
那么,甚么时候,我们讲既要有德,也要有福呢?为什么在德福一致这个关键上,我们要求有一个上帝呢?假定有人问你,你如何答辩。唸哲学就是要善于辩,有发问,就要有解答。我们先不要问为什么要要求有福,纯粹道德可以完全不关乎福,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我们先问:假定我们要求有福,那么,要求有福为什么一定要靠上帝呢?假如光从德这一方面,我尽其在我,我自己就能掌握。但福我自己掌握不了。德用不了上帝。忽然间思考一个上帝出来,上帝究竟担负甚么呢?上帝并不担负给你福,上帝担负你这个德福之间有一个比例,就是公道啦。有多少德就有多少福,上帝能保障这个公平。
福是属于存在的问题,存在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存在的问题就需要拉进上帝。中国人有那些话表达类似的意思呢?中国人用的描写的词语,不是用概念的词语,但描写的那些事实总起来就是这个概念。中国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是属于“存在”这个概念。“生死”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吗?“富贵”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吗?生死是存在的问题,是直接的存在。你想富并不一定能富,你想做大官也并不一定能做呀,这是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事情,比之“生死”更具体、更生活化。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生活都是随时有幸福,随时没有幸福。幸福是生活中的一个观念,是很具体的。
这个很具体的幸福、事事如意属于甚么呢?为什么单单你事事如意,我不事事如意呢?就说做皇帝也不一定事事如意。同样是做皇帝,这个皇帝事事如意,很舒服,天下太平;那个皇帝倒霉。不管你在哪一个层级里面,都有如意、不如意。皇帝位高,但他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有幸福,而乞丐有时候也很幸福。按照幸福的恰当意义,当该是事事如意。不管是哪一种形态,事事如意就是幸福。事事如意这方面为什么最后与存在合在一起呢?与存在合在一起就和上帝拉上关系了。
事事如意是具体的生活嘛。具体的生活你自己能掌握得住吗?掌握不住。属于甚么东西你自己掌握不住呢?存在或不存在,你掌握不住。在这个世界的汪洋大海里面,怎么样存在,你也掌握不住。不只是那个存在,就是如何样的存在,你也掌握不住。有些你可以掌握一半,但不是全部能掌握的。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在我者也”与“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是很明显的对照、不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我们不能说事事如意呀,“事事如意”这句话不能往这里应用。所以,一般的词语都有意义的,有一定的道理的。
上帝担负存在。为什么上帝担负存在呢?因为上帝创造世界嘛。上帝不但担负存在,祂一眼看透,你这么样的生命在如何样存在的行程里,你做些甚么事情,那天做好事,那天做坏事。做好事就有好报,做坏事就得坏报。这个报应里面就有一个宇宙的公平。这个公平由谁担负呢?就是上帝。祂不单单负责存在这一面,还负责你的德与福相配。这是基督教的、宗教家的说法。这种话究竟有多少道理、有多少意义,你自己想一想。这种话可理解到甚么程度呢?说出来是这么说,反正我们做不到的都推给上帝。在宗教家看,上帝是万能,反正我把这个交给上帝就行了。
把上帝摆进来,究竟怎么样使德与存在合在一起,很配称呢?这不太可了解。本来也不必要了解,了解就不是上帝的事,上帝就是不了解。所以,摆出上帝不是可以使我们懂的。在要求公平、德福一致这个问题上,上帝一定要有。但是,你可以退回来问:为什么要要求这个德福一致呢?我可以不一定要求这个嘛。假定照道德本身自足,我只要合乎道德的标准,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这就是福嘛。这样一来,福就没有独立的意义。尽其心之所安就是福,这是一种讲法。持这样一种讲法的时候就不必要求上帝,光德就够了。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点不太够呢?为什么要求德福一致,要求一个宇宙的公平呢?因为要求宇宙的公平,所以进一步,上帝才进来。假定没有这方面,上帝可以不需要了。我们平常讲道德第一关的时候不要上帝的。有德就是福。这时候,福没有独立的意义。没有独立意义的福与存在没有关系,不需要上帝。但我们可以辩:我们是不是以这个为最高的圆满?因着这一辩,我们可以进至“德福一致”的问题。这个就是哲学问题。你如何答覆这个问题呢?假如不能答覆,那么,“德福一致”就是虚妄,是过分的要求。
我们只能说福以道德做条件,不能反过来说德要以幸福做条件。道德以幸福做条件,那是功利主义、快乐主义。讲道德的第一关不能顾及到任何功利、快乐、利害,儒家就是这样讲。那么,你的思考顺着这个路往下想,怎么样肯定我们的happiness,肯定happiness就是肯定具体的生活嘛。道德的生活也要在具体的生活中表现。讲道德的第一关,要把道德树立起来,就要把那些顾虑:顾虑利害问题,顾虑幸福不幸福、顾虑功利的问题,都拉掉,顾虑到这些就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第一步要讲甚么是纯粹的道德、真正的道德,这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s of moral),儒家讲道德最重要的第一关就是这个意思,理学家所讲都是这个意思。所以,理学家令人讨厌嘛。这令人可怕,这么纯粹谁能做到呢?有几个文天祥呢?有几个耶稣呢?耶稣上十字架,这不能有利害的考虑呀。那是很痛苦的。那是讲纯粹的道德,第一步是使我们把道德从感性的夹杂中提出来。尽管我们人有这个躯体,有感性,但我们了解道德之所以为道德的那个纯粹性要从感性的夹杂中挺出来。不要受感性的夹杂所影响,而反过来以道德的纯凈影响我们的感性,指挥我们的感性,而不要让感性来指挥我们的道德。这根本是本末的问题。
感性是要有。儒家也不否认感性呀。既然有感性,就有具体的生活。事情的如意、不如意,完全从感性上讲的。所以,要使你的道德挺立起来,反过来主宰、支配感性,使你的感性随着道德的心转,不要使你的道德心随着感性转。“正其谊而不谋其利。”那是考虑道德的第一关呀。所谓“第一关”,这就表示话还没有完。既然是第一关,那就有第二关、第三关呀,就不是最高的圆满。这个是第一关,就涵着有第二关、第三关。
“三关”这个词语是现成的词语,是我用的禅宗的词语。禅宗有所谓“三关”:第一关“截断众流”,第二关“涵盖乾坤”,第三关“随波逐流”,“随波逐流”就是随俗。所以,讲道德第一关首先是截断众流,把现实上的一切利害顾虑通通要拉掉,道德才能建立起来。第二关讲甚么呢?讲菩提嘛。菩提才能涵盖乾坤,本体才能涵盖乾坤,良知才能涵盖乾坤。“截断众流”才能透辟,才能把本体呈现出来。照康德的讲法,那个自律的自由才能呈现出来。自由不能呈现,那有道德呢?接着是“涵盖乾坤”。“涵盖乾坤”接着是“随波逐流”,承体见用。
第一关是要截断众流,但我们人生不能永远停在截断众流里面嘛。所以,理学家也不光是“透体”,他的最高境界是天理流行。甚么叫“天理流行”?我首先问妳:这个天理能流不能流呢?天理会行吗?天理你看得见、看不见呢?天理像水一样流吗?不是。天理跑来跑去吗?不是。那么,“天理流行”这句话是甚么意思?它不是nonsense,不是自相矛盾。老子《道德经》说:“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是道家所说的“道”。“道”能周行吗?这里的意思就跟“天理流行”的意思一样。
“天理流行”是漫画式的语言,不是分析的语言。“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是漫画式的语言。都是描写的词语。天理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天理总要表现。儒家讲道德实践,这个道德实践到甚么程度“天理流行”呢?“天理流行”就是说天理不挂空。天理在哪里呢?天理不在真空管里,也不在太平山上。这是指做道德实践的人讲呀,指你讲、指我讲。你不知道天理在哪里,因为你的生活没有天理,你没有做道德实践嘛。假如你做道德实践做得很好,一举一动都合天理。那么,这个时候,天理在哪里呢?在你的生活里面嘛。你这个生活才有流行嘛,生活才是具体的。这个就是了不起的最高境界,就等于无所不在,但是,不是抽象地讲的。
“天理流行”显现于日常生活之中。“流行”就是显现的意思。就天理讲只能说显现,真正流行的是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这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就是流行嘛。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才是具体的,具体的生活才在时间中有变化,有变化才有流行。天理就在这里面流行,在这里面显现。是假藉着二十四小时的具体生活把流行的意义显出来,天理就在这里面,流行就倒映在天理身上,这才说天理流行。事实上不是天理在流行。清楚的意义当该是这样,这不能有别的讲法。
所以,理学家讲道德也有三关,第一关是“截断众流”,不要为感性所夹杂、所牵累,所以要把感性拉掉。这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天理就在感性中表现,这才是可靠的。第一关当然是一个方便。第二关“涵盖乾坤”,你拿甚么涵盖乾坤呢?就是本体、良知。把生命的本体透出来,这就是所谓透体。这是最了不起的工夫。透出体来的人才有主宰。你凭空讲个上帝,那毫无意义的。第三关“随波逐流”。涵盖乾坤的那个本体不能挂在哪里,它要在现实里面表现、显现嘛。这个就是“随波逐流”。
“富润屋,德润身。”《大学》的这句话多好呀,只有儒家心态的人才说这种话。基督教的心态、宗教的心态说不出这种话来。德对你的生命、心灵有一种润泽的作用,这才是真正讲道德。这个“润”字多么好啊!润字有最具体的意义,而且是最美的一句话。基督教最不了解这个“润”字,它的了解非常干枯、生硬,带激烈性。这是中国文化最精彩的地方。
说“德润身”是说的最具体最通达的地方。这要最高的道德境界才行,头一关不行呀,头一关把感性拉掉了,把感性拉掉还能润吗?中国人讲春风化雨,就是使干裂的泥土滋润。这个地方有情感,是抒意字。不下雨,土地都干裂了,草都干死了。一下雨,万物生长,生机都出来了,土地也不干裂了。这个就是“存在”跟着润泽的雨水走。这很容易了解,而且这个了解很具体。这比抬出上帝来好,你抬出上帝来使德福一致,我不懂呀。存在还是这个存在,为什么上帝出来了,这个存在就与我的德一致呢?上帝怎么能让我这个存在与我的德合在一起,配合得很好呢?这不可理解,光说上帝没有用的。
所以,你看我的《圆善论》后一部分讲圆教,在中国要从圆教的立场讲。圆教就是使无限心润泽存在。无限心假定不能润泽存在,这个存在不能跟着心走,那就不能事事如意。这个观念就可以使你了解,你可以了解,但必须在圆教的境界才行。圆教就是无限心呈现,天理流行。天理流行的时候,存在跟着天理走。无限的道德心就像春风化雨一样。道德心是无限的,一切存在都在道德心的春风化雨之润泽中。在润泽中,这个存在就不干裂,就随着无限心转。这很可理解的。你抬出上帝来有甚么用嘛,这个我始终不能懂。康德那么聪明,说那么一大套,都是抽象的废话。
所以,在这个关上,我们的实践理性、道德实践要求德福一致,这就是最高善。光是就着道德的自我,光是截断众流,那不是最高的道德。那是第一关的道德,是为的把道德的纯凈性显出来,还没有把这纯凈的道德在日常生活中流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儒家要求一个道德的形而上学,我们不要求一个道德的神学。这就够了,一样,它就是类比那个意思讲,都是要从无限心这儿讲。上帝是无限嘛。但是,上帝这个无限为什么不行呢?因为祂是个personal God,是个外面的存在。无限心是我的嘛。这个不同呀。
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是根据我们的道德的实践而达到的,非达到这个境界不可。这不是根据一个形而上学来建立道德,不是根据神学来建立道德。根据神学来建立道德,那是他律道德,他律没有真正的道德。根据这个意思,所以儒家只承认道德的形上学,不承认形而上学的道德学。我们只能说建立起道德、道德的最高境界,形而上学自然出现。这很容易懂。但是,有一些中国人就是不懂。
劳思光最反对我们讲道德形而上学。他说道德就是道德,何必要形而上学呢?他说儒家都是根据存在学讲道德。我说正好相反,儒家是根据道德来讲存在,并不是根据存在来讲道德。根据存在来讲道德是形而上学的道德学。劳思光故意把儒家讲成说道德都靠一个宇宙论中心。他讨厌宇宙论中心,讨厌形而上学。某一种形而上学你可以讨厌。儒家讲的是道德的形而上学,不是形而上学的道德学,你怎么相反来讲呢?他故意这样讲,他不是完全不懂。以前我很喜欢他,他很聪明。这几年不行。
这个时代讲这些问题的一些论点,你们要知道。要不然你来读哲学干什么?我这样问你们,是引发你们思考。我哗啦哗啦讲一大套,于你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我很不愿意讲的。你们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就很讨厌的,我讲给谁听嘛。
我今天主要是引发你们思考这些东西。下一次再好好思考:究竟是《大学》决定《论语》、《孟子》、《中庸》、《易传》,还是《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决定《大学》。怎么样从这里看出朱夫子与王阳明在了解《大学》上的不同。这要看文献。我们暂时放一放。你先了解,《论语》“践仁知天”,就是这一句话代表孔子的精神。《孟子》就是“尽心知性知天”。从“践仁知天”、“尽心知性知天”,或者《易传》的“穷神知化”,为什么能达到 moral metaphysics呢?甚么叫“践仁知天”呢?“践仁知天”为什么能往这里走呢?要有文献来证明。对于这些文献不能乱讲。为什么只能讲成moral metaphysics,不能讲成一种metaphysical ethics。无论《论语》,或《孟子》,都是如此。
我们开头就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与天道的问题是存有论的问题,暂时放一放。仁是我们道德的问题,你只要能了解“仁”,实践地了解明白了,你就了解“性与天道”了。了解“性与天道”,这不就是道德的形而上学吗?从这句话找文献来证明直接往那地方走,这就是疏通嘛。这个工作要靠你们自己做,你们要好好读《论语》。为什么实践仁,我就可以知天呢?你们要自己思考、自己用功。
《论语》“践仁知天”是实践的智慧学,《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也是实践的智慧学。“尽心知性知天”比之“践仁知天”更具体,而且切实,容易了解。说“践仁知天”很笼统,不太容易把握得住。我们今天首先讨论根据《论语》孔子提出的“仁”的观念,如何能践仁知天呢?你们平常有没有了解呢?这句话抽象得很、玄得很呀。实践仁道就可以知天,这在《论语》中有根据的,是可以这样讲的。孔子《论语》里如何来了解“仁”呢?你心中有一点想法没有呢?完全没有一点想法,那你看这书一点用也没有了。文献要懂,要记在心中。孔子的学生问仁的很多,我们先看颜渊问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
我首先问你:“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可不可以算是“仁”的一个定义呢?这种话头表示一个甚么意义呢?甚么叫做“克己复礼”呢?“克己”是把我自己克掉吗?假定你把“己”理解作“我”,克己就是把我克掉,这就是无我的观念。那么,这个“克己”是不是无我的观念呢?你不能这样说,去掉“我”怎么行呢?“克己”是克去自己的私欲。
“礼”,一般指礼法制度。但孔子这里说“复礼”并不是指恢复社会上那些制度,那些礼法是社会意义的。孔子讲“克己复礼”是就你自己的实践生活讲的,这个“礼”取象征意义,你不能作“恢复礼法”。“礼法”是 sociologicalterm,或者是political term。我们这里讲的是moral practice,讲的个人的实践。个人的道德实践要“克己复礼”,那么,这个“礼”采取的意义是个象征的意义。在你个人的生命中,甚么是“礼”这一面,甚么是“己”这一面,这个你总要先了解。你要反省你自己生命中哪一面是我需要去克服的,哪一面是我要去恢复的。要不然,这句话你无法了解。圣人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怎么样呢?我根本不能动了,怎么办呢?动辄得咎,那怎么行呢?以后理学家朱夫子讲“敬”,讲“敬”的结果一点不敢放肆,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我干脆不要做了,死掉算了。学理学,学的结果是自杀。这是完全没了解嘛。完全没有了解“敬”、“克己复礼”是甚么意义嘛。这是把道德看成是拘束、束缚。
道德不是拘束,不是束缚我们。把道德看成是拘束我们的,束缚我们的,那么我们到处不自在,那怎么行呢?我们现在正是要自由的时候,谁来听你这一套呢?所以,“克己复礼”这句话是要你马上考察你的生命哪一面是负面,哪一面是正面。负面是我们所要克服的,正面是我们要恢复过来的。“克”就是要打下去,把负面打下去,这样,人才能讲道德实践。这是第一关。所以,圣人了不起,这是很中肯的一句话。要不然你实践甚么呢?你自己没有这个自觉,你实践甚么呢?你实践的都只是社会的风俗习惯,你自己没有自觉嘛,你莫名其妙,人家都如此,所以我也这样。
“克己复礼”,这个“克”、“复”是对着你生命中哪个负面、哪个正面讲的。正面是我要肯定的,负面是我要否定的。这个才能讲道德实践。假定你没有这种自觉,你没有道德实践的。现在的人就没有道德实践,哪个是我要否定的呢?没有我要否定的,都是我要肯定的,所以,现在的人,生活乱七八糟。你说现在的人哪个要否定呢?你说己私是我要否定的。甚么叫己私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这么一来,己私是天公地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掉呢?那没话讲了。这就是现代,这就是我们经过十七、八、九世纪西方的现代化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成果就是如此。从十七、八、九世纪西方的文明要求现代化,现在完全实现了,不管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社会风俗方面、科技方面,都已现代化了。在这个现代化的成果里面,我们只有工具理性。把现代化的成果平铺下来看就只有工具理性,把现代化的方向理性忘掉了。
所以,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方向理性。自由社会表面上看有那么些乱七八糟的现象,所谓精神污染,但它不全都是精神污染呀。它在科技那些成果上允许你有欲望的追求,但它有法治、有自由民主、尊重个人的尊严、尊重人权,这些都代表理性在里面运转。你只看到自由社会的那些平铺面的现象,理想主义没有了。你没有看到这个社会在运转,这个运转不只是科技,它是靠自由、法治、人权、个人的价值、它的宗教信仰,靠这些东西成一个制度,在那里运转呀。这就是方向理性。这个一般人看不到,你看不到方向理性,哪个是肯定的,哪个是否定的,你完全不知道嘛。
你光得到自由的好处,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这个地方你必须要看看,哪个是你要否定的,哪个是你要肯定的,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你要知道那些是你要克服下去的。自由社会不是通通是好的,它在运转的方向理性之中带出一些渣滓来,这些渣滓要随时淘汰的。渣滓随时出现,没有说一下子一点渣滓没有,成一个天国。人的生命总有毛病嘛,不怕有毛病呀,就是我有办法对治它,有办法消化它。
罪恶随时是有的,不是像基督教所说原罪那样从亚当、夏娃说起,不要说那么远。你从亚当、夏娃那里说,永远说不明白。你们基督教不明白罪恶,它那是用神话的方式讲嘛,用象征的方式讲嘛。真正了解罪恶是佛教。你能了解阿赖耶识,你就了解罪恶了。你说人的一生中每天都干干净净的,谁敢这样讲呢?孔子来也不敢讲,释迦牟尼佛来也不敢讲,耶稣来也不敢讲。人的生命,human being就是如此。
所以我说,不管是就个人,或是就整个社会讲,你总要了解哪个是你所肯定的,哪个是你所否定的。就个人讲,就是个人的道德实践;就社会讲,就是社会的型态、社会的政治、社会的风俗。这就是实践,这就叫做“克己复礼”。那么,“克己复礼”的意思很清楚。“克己”就是我生命中那些负面的私欲我要把它克服掉、把它化掉。把负面化掉,同时正面就要恢复一个东西、肯定一个东西。那么,肯定甚么呢?那至少是不属于自私自利的,不是属于 selfish的。所以就拿“礼”来象征。那么,这个时候,“礼”代表甚么呢?就代表理性,总要承认人有理性。
刚才我们说,理性表现出来的结果,表面看就是工具理性,但你不知道工具理性后面有一个运转的理性,那就是方向理性。就我们个人的实践说,“克己复礼”这个“礼”不是复的工具理性的那个礼,是复的方向理性,就是给你的生命一个方向、理想的方向,你当该往那个方向、那个地方走。
那么,我们再了解“己私”这个观念。为甚么人有己私呢?上帝没有己私。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呢?上帝不能犯罪呀。亚当、夏娃是有限存在,是被造物。人就是如此,人是可以犯罪的。人与上帝的分别在哪里呢?这个首先要懂呀,己私的根源在甚么地方嘛,你只要是人,人都有罪。
人有感性,但“克己复礼”并不是说把你的感性去掉。人怎么能把感性完全去掉呢?所以,这里“克己”的意思是甚么呢?那是不让感性来支配我们的理性,让理性来支配我们的感性,去掉那些自私的坏念头。我们人为什么有那些坏念头,上帝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感性的躯壳的拘束。但是,不是说要把你的感性去掉,把感性去掉不是成了神了吗?所以,不是要去掉你的感性,是要使你的感性顺着理性。这就叫“克己复礼”。
“礼”是代表理性这一面。那么,照孔子的思想,甚么代表我们的道德实践中的那个理性的最恰当的意义呢?就是“仁”嘛。这个概念是顺着一条路,一个一个逼出来的,一定的。看似笼统,但不是随便笼统的,是一定的。你们平常不会思考,所以没有概念,一个概念也不会用。你这样思考一下,这里面不是很复杂。很简单,就是几条路、几个观念。这几点抓住了,通通都对了。所以,陆象山说“先立其大。”几句话就完了嘛。但是,你们不做这个工作,永远不懂,永远是乱七八糟一大堆。
颜渊问仁,孔子答覆“克己复礼为仁。”这个答覆是最切的一句话。但这不是“仁”这个 term的定义。因为孔子有种种答覆,这个答覆是最切近,从这个地方往里讲比较容易。“仁”代表理性,就是我们做道德的实践,完成你自己的人格,把你自己己私那方面压下去,把你的理性突出来。代表这个理性的就是“仁”。所以,从这个意思直接推出一句话,那就是《孟子》里面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这句话很简单,看起来很笼统。
甚么叫做“仁者,人也”呢?这句话很笼统,但这种很笼统的话就很相应“克己复礼”那句话说的道德实践。道德实践为的甚么?就是使你完成一个人嘛。人就当一个人来看嘛。你要是把人当一个动物来看,实践没有了。把人从工具方面看,没有“克己复礼”。没有“克己复礼”这句话所肯定的、所否定的这个分别,没有实践呀。只有工具理性,没有道德理性呀。没有道德,只是工具,那就跟动物一样嘛。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把人看作工具,这个社会便没有道德可言。“克己复礼”是指道德实践讲的。道德实践与工具实践不同。甚么叫做工具实践呢?就是做事情都是有条件的。我为什么敬你呢?敬你于我有好处嘛,投桃报李。大家都想功利,有条件的。有条件不算很坏,我们现在做事情求投桃报李,这已经很客气了,没有骗你呀。
“克己复礼为仁。”顺着这个意思的实践,这个“仁”代表理性的最恰当的意义。顺着这句话接下来是孟子的那句话,“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仁”马上可以形成一个概念。在思想上你能形成一个概念,顺着这条路去想,你就知道孔子所说的“仁”是一个甚么意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就可以形成了,但这不是一个定义。因为孔子在《论语》中讲“仁”都是用指点的方式讲,既不用概念的下定义的方式,也不用训诂的方式,不用《说文》、《尔雅》,不用文字学。
那么,你就了解甚么叫做“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从孟子这句最抽象的话里面来想象“仁”,把它笼统地形成一个概念,形成这个概念就是“仁者,人也。”这句话怎么讲呢?甚么叫做“仁者,人也”呢?这句话好像是训诂的词语,但不是训话的,训诂上没有根据。那么,这句话当该怎样了解呢?这种词句很简单,带暗示性、启发性的句子,不是 logical statement,不能看成是逻辑的词语,也不能看成是科学的命题。
“仁也者,人也。”显然太笼统,它里面所含的意思在这四个字表示不出来,但是可以暗示出来。所以,古典文献难读就在这个地方。现在的人只能了解科学的语言,逻辑实证论就只承认科学语言,除了科学语言就是情感语言,靠情绪。但是,按照中国的实践智慧学讲,除了科学语言以外,文学语言就是情感语言,还有第三种,那就是指点的语言、启发的语言。
逻辑实证论是科学语言与情感语言二分,情感语言不能代表知识。我们平常说一个人闹情绪,他说出来的话不能当知识看。逻辑实证论是语言二分法,它只承认科学的语言。譬如说,它说形而上学的语言没有意义,所谓没有意义就是没有科学命题的那个知识意义。照逻辑实证论的想法,形而上学的语言有甚么作用呢?它只是满足我们主观的情感。这是二十世纪最时髦的哲学,这很差的。他们说形而上学的语言看起来像一个命题,其实只是一些概念的诗歌(conceptualpoem)。那就表示说,你不能成一个学问嘛。
但是,实践的智慧学是一种学。逻辑实证论没有看到这种学,认为不能justify,消灭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这种语言二分以外,承认有一种语言叫做启发的语言,或者叫做指点的语言。那么,道德、宗教里面的语言都是启发语言呀。不是conceptual poem。启发的语言启发人的理性,这才能成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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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先秦儒学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