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离娄章句上>第14章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sù）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求，是冉求，孔子弟子。赋，是征税。鸣鼓而攻，是声其罪而责之。

○孟子见当时列国之臣，皆以富国强兵为务，而不知其非，故引此以警之说：“昔孔门弟子冉求，仕于鲁大夫季氏为家臣之长。季氏专鲁国之政，私家之守过于公室，冉求不能匡救，以改正其恶德，反为之聚敛于民，征收赋税较之往时更多一倍，这是剥下以媚上，所谓聚敛之臣也。孔子闻之，对诸弟子说：“求也，游于吾门，而不能以道事人如此，是有负于平日之教，而非吾之徒矣，尔小子于彼有朋友之义，当声其罪以责之，使之省改可也。””夫国家财用，诚不可阙，然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若言利之臣，脧民膏血以充公家之赋，始则损下益上，害及于民，其终至财聚民散，而祸亦归于上矣，岂国家之所宜有哉？冉求以从政见称，以足民为志，而所为若此，宜夫子之痛绝之也。

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孟子承上文说：“由孔子责冉求之言观之，可见人臣事君，但当引之以志仁，不宜导之以求利。若其君不行仁政，而为之臣者，又厚敛于民以封殖之，乃名教之罪人，孔子所弃绝者也。夫富国犹且不可，而况于为君强战者乎？盖聚敛之臣，夺人之财，犹未伤人之命也。若强战者，只要开疆辟土，战胜攻取，而不顾生民之命，故争地而战，则杀人之多，至于盈野，争城而战，则杀人之多，至于盈城，而不自知其惨也。夫为土地之故，使人肝脑涂地，则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矣，其罪之大，虽至于死犹不足以容之，岂特夺民之财者可比乎？”

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pì）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辟，是开垦。任土地，是竭尽地力的意思。古时井田之法，其余荒闲地土皆以予民，后世废坏井田，开垦荒芜，竭尽地力，而利于上，这是开草莱、任土地，富国之术也。

○孟子承上文说：“今列国之君所求于士，与士之效用于君者有三：一是善于用兵，战胜攻取；一是纵横游说，连结诸侯；一是垦田积谷，为国兴利。这三样人，如今都说他有功于国，然以王法论之，皆有必诛之罪。盖善战的人，虽应敌制胜，可以快人主之心，然伤残民命，荼毒生灵，即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者，有王者兴，必然加以诛戮，而服至重之刑，此罪当首论者也。纵横游说，连结诸侯的人，虽未身亲攻战之事，然挟智用术，把持世主，兴起争端，使天下兵连祸结，不得休息，其罪亦不可赦，比于善战之刑，即其次也。开辟草莱、竭尽地力的人，虽不过为生财富国之计，然掊克聚敛，兼并小民，不遗余利，使天下民穷财尽，不得生养，其罪亦不可逃，比于善战之刑，是又其次也。今之诸侯不以为罪，而反以为功，亦何怪乎祸乱之相寻而不已耶？”然就三者论之，从横之徒固不必言矣，至于行师理财，虽三代亦不能废，而概以为罪何也？盖王者之用兵主于定乱，而善战者以多杀为功；王者之制赋，主于惠民，而言利者以多取为富，此义利之辨，而治乱之所由分也。用人者可否审哉。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