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系统中的“即物穷理”，是顺着“察识情变”而推进一步。因为已发之情必有所对（对此而有喜怒，对彼而有哀乐等等），所对者即是“物”（含一切对象性的人、事、物）。物、必有其所以如此存在的所以然之理，故必须加以穷理，使之摄具于心。如此而后，心气的活动才有准则可循而能顺性如理，以成就善的价值。意即，使一切事的表现与物的存在，皆达于真实化而得以成为善的表现，成为有意义的存在。所以，朱子系统中的“即物穷理”，也仍然是属于道德实践的工夫问题。在此，那个“普遍的理”（存在之理、实现之理），不只是就一般事物而言，同时也该括了“即是理”的性体、仁体、道体、太极。在即物穷理的方式之下，连同仁体等也被平置为“心知之明”所认知的对象。⑱
朱子的“即物穷理”，其穷究的方式虽是横列的、认知的，但由于他的主题仍然是道德实践，所以并不具备积极的知识意义。因为穷究存在之理乃是哲学的态度：必须穷究存在事物的曲折之相（指事物本身的性质、数量、关系等等），才是科学的态度。朱子自是性理学家，而不是科学家。但朱子的理气之分，却也含有“可以引出科学知识”的思想根据：
甲、就“理”上建立的，是哲学、道德学。
乙、就“气”上建立的，则是积极的知识（科学）。
前者是朱子的本行，后者则是他“道问学”的过程中，顺带出来的。当然，朱子对于知识也有很强的兴趣，如像《语类》卷二卷三论天地、鬼神，都是就“存在之然”而作讨论。由气的造作营为，来说明自然界的情形，虽然还没有达到科学的阶段，但讨论气的造作营为，其性质是属于物理的，在其基本原则处也是科学的，自然可以向科学走。
在朱子“道问学”与“即物穷理”中，的确隐含着“纯知识面”的真精神，并非只是空泛的读书。而朱子的大弟子蔡元定，尤其具有这种纯知识的兴趣，而且很能表现这方面的才智，虽然只属于“老式的、前科学的”，但却不能不说是科学的心灵。因此，顺朱子“即物穷理”的方式转进一步：
1 由穷存在之理，转而为穷存在事物本身的曲折之相（性质、数量、关系）；
2 由哲学、道德学的即物穷理，转而为科学的即物穷理。
这样，就可顺通而开出“知识之学”。而且，朱子所讲的“心”，也正是知性层的认知心。在今天，中国文化不只是“继往”，还必须“开来”，除了政治上务必完成民主政体的建国大业，在“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要求下，中国文化尤其必须推进一步，以自本自根地开出科学知识（不只是学习西方，更不能只是移花接木）。在此，朱子的心论及其重智的倾向正好是一个现成的思想线索。这也就是朱子学中时代意义之所在。
〔附识〕
朱子在人文教化上的成就与影响，三代以下，无人能比。我曾有一文“从人文教化看朱子的成就与影响”，编入《哲学史与儒学论评》（台北：学生书局）。该文末段结语，标题为：呼唤（朱子型的）新儒出世。那是我真诚的呼唤，文字亦肫恳真挚。可一阅。
⑱ 按：依朱子，性即是理。理遍在于万物，故枯槁之物亦皆有性（理）。朱子又说“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有如月印万川，前句犹天上之月，后句犹万川之月）。而太极即是理，即是道，理道遍在于物，故皆平置为心知之所对，而为“即物穷理”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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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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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