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即物穷理”的时代意义|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4卷第6章<朱子的性理学>第六节

朱子系统中的“即物穷理”,是顺着“察识情变”而推进一步。因为已发之情必有所对(对此而有喜怒,对彼而有哀乐等等),所对者即是“物”(含一切对象性的人、事、物)。物、必有其所以如此存在的所以然之理,故必须加以穷理,使之摄具于心。如此而后,心气的活动才有准则可循而能顺性如理,以成就善的价值。意即,使一切事的表现与物的存在,皆达于真实化而得以成为善的表现,成为有意义的存在。所以,朱子系统中的“即物穷理”,也仍然是属于道德实践的工夫问题。在此,那个“普遍的理”(存在之理、实现之理),不只是就一般事物而言,同时也该括了“即是理”的性体、仁体、道体、太极。在即物穷理的方式之下,连同仁体等也被平置为“心知之明”所认知的对象。

 

朱子的“即物穷理”,其穷究的方式虽是横列的、认知的,但由于他的主题仍然是道德实践,所以并不具备积极的知识意义。因为穷究存在之理乃是哲学的态度:必须穷究存在事物的曲折之相(指事物本身的性质、数量、关系等等),才是科学的态度。朱子自是性理学家,而不是科学家。但朱子的理气之分,却也含有“可以引出科学知识”的思想根据:

甲、就“理”上建立的,是哲学、道德学。

乙、就“气”上建立的,则是积极的知识(科学)

前者是朱子的本行,后者则是他“道问学”的过程中,顺带出来的。当然,朱子对于知识也有很强的兴趣,如像《语类》卷二卷三论天地、鬼神,都是就“存在之然”而作讨论。由气的造作营为,来说明自然界的情形,虽然还没有达到科学的阶段,但讨论气的造作营为,其性质是属于物理的,在其基本原则处也是科学的,自然可以向科学走。

 

在朱子“道问学”与“即物穷理”中,的确隐含着“纯知识面”的真精神,并非只是空泛的读书。而朱子的大弟子蔡元定,尤其具有这种纯知识的兴趣,而且很能表现这方面的才智,虽然只属于“老式的、前科学的”,但却不能不说是科学的心灵。因此,顺朱子“即物穷理”的方式转进一步:

 

1 由穷存在之理,转而为穷存在事物本身的曲折之相(性质、数量、关系)

2 由哲学、道德学的即物穷理,转而为科学的即物穷理。

 

这样,就可顺通而开出“知识之学”。而且,朱子所讲的“心”,也正是知性层的认知心。在今天,中国文化不只是“继往”,还必须“开来”,除了政治上务必完成民主政体的建国大业,在“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要求下,中国文化尤其必须推进一步,以自本自根地开出科学知识(不只是学习西方,更不能只是移花接木)。在此,朱子的心论及其重智的倾向正好是一个现成的思想线索。这也就是朱子学中时代意义之所在。

 

〔附识〕

朱子在人文教化上的成就与影响,三代以下,无人能比。我曾有一文“从人文教化看朱子的成就与影响”,编入《哲学史与儒学论评》(台北:学生书局)。该文末段结语,标题为:呼唤(朱子型的)新儒出世。那是我真诚的呼唤,文字亦肫恳真挚。可一阅。

 

 

按:依朱子,性即是理。理遍在于万物,故枯槁之物亦皆有性(理)。朱子又说“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有如月印万川,前句犹天上之月,后句犹万川之月)。而太极即是理,即是道,理道遍在于物,故皆平置为心知之所对,而为“即物穷理”之对象。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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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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