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理智、美学与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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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会友,上次讲怀悌海之学的大体形态,一是美学的,一是理智的,其主要精神实不外此二面。而其学之底子是物理学、数学、生物学,此表示其学之形态缺乏道德的成分。(学术系统大体不出道德、美学、理智三面) 。故其讲文化总不透。

 

理智与美学的成分实到处表现:如从生活情调与人品上讲,魏晋人即表现美学的与理智的形态,即两汉人物如张良郭林宗等皆属此类型。从学术上讲,道家与禅宗皆显极高之智,而其到达最高境界时,亦即是美学的。在西方希腊文化之情调也彰显美学与理智两面,而道德则不显。吾人可在希腊人之思想系统中看出智的成分重,而到最后即总带上美学的成分。希腊哲人特注重几何形式与数学秩序,是首先把握智,再提高上升即生出一美的欣趣,在其思想生命背后鼓荡。希腊文化传统虽未必能直接产生近化科学,但产生科学之最根本的精神却是希腊的。而今天中国人了解科学,却不从形式(逻辑、数学、几何皆是形式的) 一面去了解,而是透过杜威辈的实用主义从实质的功用一面去了解。此实甚卑陋。在西方近代哲人中最能了解希腊科学之大传统的是怀悌海,他确能将希腊科学的高贵之灵魂透出来,怀氏实是一能继承希腊科学精神者(真正大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也能保持西方科学传统的高贵性纯洁性,而不受时代精神之影响)。近代科学精神则是无限的追求,无限的扩张,无限的征服,无限则不圆满不整齐,是数学的无限拉长线,故近代科学精神是一量的精神。而希腊人则喜讲有限,有限是圆满整齐。如几何即有形式之美,其图形也圆满整齐,所以希腊人的基本灵魂是理智的美学的。

 

美学与理智二成分,在中国则历来无恰当之表现。魏晋人的风流瀟洒固表现生活情调之美,但实是不健康的。道家佛家对人生甚冷,缺少道德感,故儒家以异端辟之。唐君毅先生有一篇论科学的限制之文章,即曾提到“智”在中国未能恰当表现。(其恰当之表应在逻辑数学科学) 。智既无用武之地,乃内收转而用于人事上,故体会人情之深无如中国人者,而其坏处,即表现于人与人间之勾心斗角,其机诈阴谋用于政治上,即依附于道佛。故历代打天下者,其阴暗一面总为和尚道士,其阳刚一面则为立法制度辅政安民之儒者。儒家之所以为正统,即在其能提出“道德”以做主。皇帝伸大义于天下,固不能一味阴暗也。但中国人之智总无用武之地,不得其所,智必用于逻辑数学科学,方是正用。故从学术上说,智之最恰当之表现是在希腊之大传统(吾人称其为学统,儒家代表道统。在西方,耶教为道统) 。智必求有正确之用处,否则两眼看人,尔诈我虞,必滋生骚扰。故人最好能相忘。所谓“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相忘即是彼此放心,能放心即能相安而可无为而治。

 

是以科学之可贵,即在其使人之智有正用,有掛搭处,而能造出成果。故了解科学产生科学,须有高贵之灵魂。西方哲学家大体皆能把握此一点,而以怀悌海为最好。因其学问系统正表现理智的与美学的,但“学统”只是人文世界之一部门一成分,而非全部。综起来讲历史文化,即须逼出道德意识。道德意识不够,即不能讲历文化,也不能有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爱因斯坦说:“亚力山大可以不知,而牛顿三定律则不可不知。”盖科学面向自然,求永恒之律则,以满足人理智之追求,而又远于人事,为非人文的,故比较洒脱干净而单纯。而历史则是具体的、实际的、变化的、又是人事的,此非科学家之所喜。故讲逻辑数学之人,大体皆不能讲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人类奋斗创造的,故不知艰难困苦,即无道德意识,因而不能讲历史文化。现在之下中学者徒知发掘史料考据史事,不承认历史法则历史精神。他们不但毫无道德意识,且无理智的美学的趣味,实干枯之至。故此种人最卑陋乏味。(以前张君劢先生尝言阎若璩虽为一代朴学大师,然其人最庸俗卑陋,毫无趣味,人之不可久与死材料为伍,此可想见。) 科学虽也研究无生命之原子,但原子之动则形成一神秘的宇宙。此宇宙之奥秘,又可由数学公式表现出来,即原子电子能服从数学公式,故物理学派到最后是机械主义,而数学派到最后则是神秘主义。量子论的小宇宙的物理学与相对论的大宇宙的物理学,就靠数学公式而通在一起。故科学的最根本之精神是理智的美学的,怀悌海之学最能表现之。唯要讲文化问题则必须道德意识强,然后才有历史意识。怀氏讲文化是从科学方面讲,此相应西方之历史社会固亦可以讲,但总不透。而近人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学者最推崇汤恩比,而大骂斯宾格勒,此实表示中国人思想智慧之贫乏。汤氏与斯氏实有小巫大巫之别。近人之智慧不及,遂见小巫而不识大巫矣。

 

顾亭林当年最推崇朱子,朱子在美的欣趣、道德的意识、理智的兴趣三面皆甚强,其学问最踏实,一字一句皆往复宛转体会,其具体的解悟力实高。然朱子之门庭不开,无大弟子,盖其学自我开之,自我封之。他留给弟子后学的只剩下训詁一面。故结果皆落在知解的智上,不能光大其学,此其缘故,一是朱子之道德意识太强,一心严防圣学流入异端,以其戒心太重,遂无形中对弟子多所挫折。一是象山对朱子之影响甚深,他总以象山近禅而反对之(此也是其认真处) ,但又不能化之,即不能超过之,实则,要提高道德意识,必如象山般讲才行。故朱子也谓“子静门人,皆有气象可观”,人之表现美学、理智、道德此三面,须看各人之气质与根器,人总要立志,要企望高处。西方人大体表现美学与理智二面,而道德一面即不够。如罗素即如此。近人于道德一面最为薄弱,但皆能有所成,即因“智”有正用之故。要讲历史文化固必靠道德意识,但纯是道德意识强也不能讲历史文化,如朱子道德意识即太强,故其《通鉴纲目》无趣味,人不乐读。道德判断是当下的,不能脱离道德主体,因每一事总要有人负责,但历史是一条流,是通变,过于严紧苛责,总不行。然而本源抓不住,也不能讲历史,故朱子责浙东学派为枉尺直寻。是必以孟子为迂阔,而苏秦张仪则果然大丈夫也。古代贤哲中唯王船山能讲历史文化,其《读通鉴论》、《宋论》诸书,皆不失义理之正,而成为中国论史者之绝响。即因其道德意识强,而于道体与历史文化之具体能悟力亦极高之故。

 

以上所讲,乃是一些法眼,可用以批判自己,衡量人物,以各还其所当。我了解这些很早,求学时即有影子在心目中,那时我觉得北大清华一辈人皆甚聪明,但经过几次世变,即见出他们根本无道德意识。我们之对他们有所责备,即是对时代而说话。我们生命意识里何以有此道德意识之根,此固是各人之生命气质与根器问题。大体农家子弟这一面总较强,所谓“朴实”即是一道德意识,故曰:“刚毅木讷近仁。”而世家子弟与都市中人则皆有理智与美学之欣趣,故伶俐风雅,巧言令色。而其道德则皆是习惯的、是伪道德。非真正从内在意识发。二年来我讲的这些话真如象山所说是从天而降,自肺肝中流出,故诸位要立志,志气非常重要,人不可自限,任何限制不能约束我们。而拨乱返正,则责在吾人,今后之思想主流必从我们这里开始,是须大家轩昂奋发,承担责任。

 

下次起我们将讲明怀悌海自然哲学中之一些重要观念,供大家对此一在西方代表地道(希腊哲学到法国之理想主义之大传统代表天道,存在主义之学代表人道一面) 之学问,增加一番了解。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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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人文讲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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