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尽心章句下>第14章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说：“大凡国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人皆知君为尊，社稷为重，而不知民之所系，更甚切也。以我言之，民虽至微，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虽无可尊之势，而有可畏之形，民其至贵者也。社稷虽系一国之镇，然民以土为安，而报祀为民生而报也。民以食为天，而祈谷为民命而祈也，不可与民而并论矣。所以说，社稷次之。至于君虽为神人之共主，然临抚兆庶，皆由于民心之爱戴也。保守疆土，皆由于社稷之安宁也，又不可与二者而并论矣，所以说君为轻。”夫君、民、社稷轻重之等有如此，为人君者，可不以民社为重，而日兢兢以计安之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丘民，是田野间小民。

○承上文说：“吾所谓民为贵者，何以见之？盖田野小民，其势则微，其分则贱，若无足畏，然其心未可以易得也。若使能得丘民之心，群黎百姓，无不心悦诚服，则民心之所归，即天意之所向，可以履帝位而为天子矣。若夫天子虽至尊贵，然得天子之心，而为天子所宠遇，不过得为五等之诸侯而已，岂能比得于丘民之心者哉！诸侯虽亦尊贵，然得诸侯之心，而为诸侯所信任，亦不过得为三命之大夫而已，又岂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夫以得天子、诸侯之心，犹不若得丘民之心，是可见民心之向背，所关为最重也。吾谓民为贵者，盖有见于此耳。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zī）盛（chéng）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承上文说：“吾谓君轻于社稷者为何？盖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诸侯淫佚无道，致敌国之侵陵而动摇其社稷，则当变易君位，更置贤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君位之存亡，系于社稷之安危，是可见社稷为重，君为轻也。吾谓社稷轻于民者为何？盖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苟牺牲既成，粢盛既洁，克备其享献之物，春焉而祈，秋焉而报，不愆其祭祀之期，君不失礼于神，神宜造福于民也。乃不能御灾捍患，或恒晹而旱乾，或淫潦而水溢，则当毁其坛壝，更易其地以祀之，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社稷之更置，系于生民之利害，是可见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合而观之，国以民为贵，不益可见乎？尝考《书经》有云：天子作民父母，而为天下王，则知君为最贵。孟子乃谓民贵于社稷，君为轻者，何也？盖《书》之言，所以示万世之为臣者，不可不知君道之尊。孟子之言，所以示万世之为君者，不可不知民社之重，知民社之重，而兢业以图存，乃所以自成其尊也。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一）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建国首在为民立土神谷神，故即以社稷为国家之代称。

（二）丘民：田野之民，另一说丘，众也。

（三）变置：变换安置的意思，变换旧君，安置新君。

（四）粢盛：可以盛于器皿中的黍稷谷物叫粢，已盛于器皿中的谷物叫盛。

【疏解】

孟子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28）在诸侯国家中，政事为了敎养人民，教养人民首在制民之产，也就是“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上3）。此三者以人民为主体，政事敎民，故立君王以为治，土地养民，故立社稷之神，以为守护。

就生命价值而言，人人天生而有本心良知，人人皆高贵，此之谓天爵。孟子云：“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孙丑上7）又云：“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16）又云：“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者，赵孟能贱之。”（告子上17）公卿大夫是人爵，公卿大夫之爵位封邑得自诸侯，诸侯之爵位封国得自天子，位居人爵之最的天子，也得在天下百姓的向心拥戴之下，才能稳立其权位。凡此大夫、诸侯与天子，都是得自于外的人爵，而不是人性本有的天爵，得自于外即被外在决定，而不是人人有贵于己的德贵。故民为贵，君为轻。

就政治结构而言，君是一国之中，最有权力的人，然社稷为贵族王室之共业，且为天下百姓性命之所寄，故在“民为贵”的价值基准之下，而有“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判定。当诸侯失政，而危及社稷时，则变置君位，此可说与“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在义理上互相发明。

就岁时祭祀而言，社稷之神为土地与农作的守护神，当人民依时祭祀，献上牺牲供礼及五谷祭品，结果还是旱干水溢，灾荒连年，那表示土神与谷神的失职，故可以改立社稷之神。此说显现神与人的关系，是相对的，人祭祀，神尽职；人已祭祀，而神未尽职，则变置社稷，这是人文主义的民俗信仰，以人为主体，神是自然神，是万有的一个存在，已被赋与人的性格与情意，它不是绝对体，可以随意来个干旱水患，而是要对天生下民负起责任。神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君呢？

君王失政无德，权力得视天命民心的反映而作转移，此正面说是禅让，反面说是革命。革命是变革天命，也就是天命转移，汤放桀，是天命由夏转移到商，武王伐纣是天命由商转移到周，此即是所谓的“天命靡常”。天命是会转移的，天命并不是恒定的照临某一家某一人，此是儒家在现实政治的无奈之下，思有以扭转的政治智慧。权力的规范与权力的转移是连结在一起的。惟后代发展，禅让与篡位不可分，革命与打天下相结，最美善的构想，仍难逃被野心家所援引污染的危机。由是可见，一切缺乏制度化与运作意义的理想，是很少有实现的可能。在变置君位的时候，如何能出乎公正，而没有私心？在变置社稷的时候，如何能一本真诚，而不执迷妄为？这一方面的扭曲沈落，恁谁也不能保证它不发生，唯有在道德修养与制度运作的两路并进之下，才有消解避开的可能吧！

某些当代学者，认定孔孟儒家已有民主思想，此说跟五四前后风行一时之儒家思想与民主制度不兼容的论调，一样的偏差。儒家是有民本或民贵的思想，这是在价值上说的，而今天的民主制度，是在政治体制上说的，民本或民贵的思想，可能是民主体制的理论基础，所以儒家思想与民主制度不兼容的论调，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谬论。然由民本或民贵的思想，卽断定孔孟儒学就是民主制度的说法，也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假若没有一套由民意创制的宪法，没有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说民主无异是空谈。儒家的民贵思想，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承认每一个人都是善的，所以民意是可贵的，每一票都是善的抉择，所以也是有意义的。在这样的人性基础下，大多数票决的民主制度，才不会沦为一场闹剧。儒家的政治思想，有助于当代民主制度的实现，就在于人性尊严的积极肯定。在这一肯定之下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国家也是为人民而存在的，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政府不能危害国家的安全，更不能违反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现代意义。

编自《孟子义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