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万章章句上>第6章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万章问于孟子说：“人皆言尧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为公，不传之子而传之于贤，及至于禹，而其德遂衰，于是不传于贤而传之于子，始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矣，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说：“人以德衰议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盖天子不能以天下与贤，亦不能以天下与子，授受之际，但看天意何如？若使其子不肖，而天意欲属之贤，则举天下而与之贤，故尧以之禅舜，舜以之禅禹，非有意于公天下，天意在贤，不能违天而与子也。若使其子既贤，而天意欲属之子，则举天下而与之子。”故禹可以传启，启可以承家，非有意于私天下，天意在子，不能违天而与贤也。夫以帝位相传，一听于天，若此。则与贤者，其德固为至盛，与子者，其德亦非独衰，人乃执尧舜以议禹，何其所见之陋哉？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yòu）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jī shàn）之阴。朝觐（cháo jìn）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阳城、箕山之阴，都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山下。启，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

○孟子告万章说：“吾谓与贤与子，莫非天意，何以见之？昔者舜荐禹于天，任以为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丧既毕，禹因舜有子商均在，乃远避于阳城之地，其心只欲让位于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归心于禹，而翕然从之，凡朝觐、讼狱、讴歌者，皆不从商均而从禹，就与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的一般。当时人心如此，则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举天下而授之禹乎？若禹、益之时，则与此不同矣。禹亦尝荐益于天，任以为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丧既毕，益因禹有子启在，亦远避启于箕山之阴，以让位焉。但见天下之臣民朝觐、讼狱的，不往归益而来归启，说道，启乃吾君之子也，吾不归吾君之子而谁归乎；讴歌的亦不讴歌益而讴歌启，说道，启乃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谁戴乎。人心归启如此，则天意在启可知，禹安得不举天下而传之启也。观于舜、禹之事如此，则禹之不得不传子，与尧、舜之不得不传贤其心一而已，乃议禹为德衰，何其敢于诬圣乎？”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孟子告万章说：“舜、禹、益皆有圣人之德，而当时民心所以归舜、禹而不归益者，其故为何？由其所遇之时不同耳。盖尧之子丹朱，其德不类于尧，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类于舜，民心既已不服矣。而舜之相尧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历年既多，施恩泽于民最久。以相之贤，而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归尧舜之子而归舜禹也。若启之贤，能以敬德相承，嗣守禹之典则，民心之归服，既有素矣。而益之相禹仅仅七年，其德泽施于民者又非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贤，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之所以不归益而归启也。夫均之为相，而舜、禹之历年俱多。益之历年独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为子，而尧、舜之子独不肖，禹之子独贤，其贤不肖相去又如此。以气数言，若似乎不齐；以机会言，则适相凑合。是皆冥冥之中有为之主宰者，一天之所为而已，岂人力之所能与哉？”盖人力可以荐贤于天，而不能使为相之皆久；人力可以传位于子，而不能使其子之必贤。其有久、近，贤、不肖者，皆天意之所为。圣人一惟听天之命而顺受之耳，岂能容心于其间哉！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天，是理之自然。命，是人所禀受。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禹之时，相不皆久，子不皆贤，固皆有天命存乎其间，而所谓天命，又非可以强为而力致也。盖凡事有待于经营而成者，皆属人为，未可以言天。惟是因物付物，不见其作为之迹。而予夺去就，冥冥之中，自有主张，此则理之自然而不可测者。父不能为其子谋，君不能为其臣谋，所以叫做天。天岂可得而违之乎？凡事有可以希望而得者，皆属人力，未可以言命。惟是与生俱生，不由于冀望之私。而穷通得失，禀受之初，自有分量，此则数之一定而不可移者。子不能得之于父，臣不能得之于君，所以叫做命。命岂可得而拒之乎？然则舜、禹之有天下，固此天命，益之不有天下，亦此天命，岂可以禹之传子而遂议其德之衰也哉？”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 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告万章说：“益之不有天下，固由于天，而自古圣人不有天下者，则非独一益为然也。盖凡起匹夫之微，至于登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说德为圣人，而即可以有天下也。必玄德若舜而又有天子如尧者以荐之，然后能继唐而帝于虞；祗德若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荐之，然后继虞而王于夏。向使徒有圣人之德，而无天子之荐，则舜终于侧微，禹终于躬嫁而已，安能以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纵大圣如仲尼者，其德虽无愧于舜禹，然而上无尧舜之荐，则亦徒厄于下位，老于春秋而已。此仲尼所以不有天下也。”观仲尼不有天下，则大德受命，固有不能尽必之于天者，而益之不有天下，又何疑哉？

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 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孟子告万章说：“观仲尼之事，则知有德者、有荐者，方可以有天下。然亦有不尽然者，盖天命固不轻以予人，亦不轻以夺人。故凡继先世之统而有天下者，非是说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废之也。其祖宗之功德未泯，天心之眷顾未衰，若自绝于天，而为天心之所弃者，必减德如桀，然后废之南巢，暴虐如纣，然后废之牧野。向使桀、纣之恶未甚，则商未必能灭夏，周未必能灭商，何至于遽失天下哉？所以继世之君如夏启、太甲、成王，其德虽不及益、尹、周公之贤圣，然皆能嗣守先世之业，则天亦不能废子而立贤，夺此以与彼也，此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夫以伊尹、周公之圣，而不有天下，其何疑于益？以太甲、成王之为君，皆足以继世，又何疑于禹？比类以观，而天之所以与子之意见矣。

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yì），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bó）。

○太丁、外丙、仲壬都是成汤的子。太甲，是太丁的子。艾字，解做治字，是斩绝自新的意思。典刑，是典章法度。

○孟子承上文说：“益之不有天下，吾既详言之矣。若伊尹之不有天下，为何？盖伊尹以圣人之德，辅相成汤，伐夏救民，以王于天下，其功业可谓盛矣。迨成汤既崩，太丁未立而殁，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不久于其位。于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既立，又不能率乃祖之攸行，把成汤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坏乱而不修，成汤一代之家法，几于坠矣。以此主暗国危，人心未附之时，伊尹岂不可遂有天下？然其心不忍主德之不明，汤祀之遂绝也。乃因亮阴之制，安置太甲于桐宫者三年。盖桐宫乃汤墓所在，放之于此，正欲其追念乃祖，而发其修省之机也。太甲果能翻然悔悟，自怨以示惩创之意，自艾以加克治之功。居桐之日，果能去其不仁之习而自处于仁，改其不义之行而能迁于义。三年之间，一惟伊尹教我之言是听是从，而大异于颠覆典刑之日矣。伊尹见其改过自新，克终厥德，乃复自桐宫而迎归于亳都，奉以君天下，而继成汤之统焉。此虽伊尹之忠，本无利天下之心，亦由太甲之贤，终能守成汤之业，则伊尹之不有天下，亦何莫而非天之所为哉？知伊尹则知益矣。”

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

○孟子承上文说：“伊尹之不有天下，固由于继世之有贤君矣，乃周公以元圣之德，居冢宰之位，摄国日久，得民最深，宜其有天下，而亦不有天下者，为何？盖因继世之君有若成王基佑命于夙夜，绍谟烈而重光，为周家守成之令主。所以周公虽圣，亦不得而有天下。就如益之在夏，遇有敬承之启，则夏之天下，非益之所得有也。伊尹之在殷，遇有迁善之太甲，则商之天下，非伊尹之所得有也。”盖天不能废启以与益，废太甲以与伊尹，则岂得废成王而与周公哉？此所谓天与子则与子，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皆然，夫何独疑于禹，遂议其为德衰也哉？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承上文说：“历观帝王之统，与贤与子，皆出于天，则尧、舜、禹之德，信无分于盛衰矣。然此非我一人之私言也。闻之孔子说道：唐虞之世，尧禅舜，舜禅禹，以天下为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之盛，启继禹，太甲继汤，成王继文武，以天下为家，而不必于贤。或禅或继，其迹虽若是乎不同，然禅者非以揖让为名，继者非以世及为利。天命所向，人心所归。义在于与贤，则与贤，是禅位固理之所宜也；义在于与，子则与子，是继世亦理之所宜也。圣人不过上奉天命，下顺人心，求合乎当然之理而已，岂有一毫私意于其间哉？知禅继之同归于义，则我所谓与贤与子，皆出于天，其言固有征矣。今乃议禹为德衰，何其谬于孔子之言也哉！”按：孟子此两章书，发明天人之际最详，而前章言天，专主民心；此章言天，兼论世德。言民心，以见非盛德之至，不可以得民，而天意不轻于予人，欲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知有定命也；言世德，以见虽中材之主，亦可以保命，而天意不轻于夺人，欲天下后世之为人君者，思常厥德也。使臣非舜禹之圣，而谓天位可干，君非帝启、太甲、成王之贤，而谓天命可恃，则皆自取覆亡之祸者耳，与天何与哉？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