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告子章句上>第1章

告子曰：“性，犹杞（qǐ）柳也。义，犹桮（beī）棬（quān）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qiāng）贼（zé）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fú）！”

○杞柳，是柜柳，其条可编造器用的。桮棬，即杞柳所造盘榼之类。

○告子有疑于孟子性善之言，因辩之说道：“夫子以人性本善，是将仁义看做性中固有之物，无待于外求矣。自我言之，性是天生成的，就如木中之杞柳一般，仁义是人做造的，就如器中之桮棬一般。人性中本无仁义，必须矫揉造作，而后有仁义，就如杞柳本非桮棬，必须矫揉造作，而后可以成桮棬也。今谓性善，是执其人为之勉然者，而指以为天性之自然，非定论矣。”孟子因折其非说道：“物有异形，心无二理，杞柳、桮棬何可以比人性？吾且问子：子果能顺杞柳之性，不加矫揉，即成桮棬之器乎？必将戕贼杞柳之性，斩伐之，屈折之，而后可以成桮棬之器也。若将戕贼杞柳而后可以成桮棬，亦将戕贼人性，斩伐之，屈折之，而后可以成仁义与？戕贼可施于杞柳，而不可施于人性，则人性至顺而无待于勉强明矣。子乃谓仁义出于人为，非其本有，此言一出，天下之言性者，必将谓仁义非性分之理弃之而不肯为矣。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之道者，必自子之此言始也，其害可胜言哉！”战国之时，性学不明，人各据其意见之偏以论性，故告子有杞柳之喻，而孟子力折其妄如此。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一）告子：孟子同时学者，告是姓。

（二）杞柳：植物名，杨柳属，枝条长数尺，可供编织器物用。

（三）桮棬：均盛物器，盂之类。

（四）戕贼：伤害毁坏。

（五）率：率领。

（六）言如此则天下之人皆以仁义为害性而不肯为，是因子之言而为仁义之祸（朱熹孟子集注注语）。

【疏解】

告子认为人的本性好比木材，是中性的，木材本身不能决定自己成为什么器具，它的成为杯子或盘盂，是由外力所决定的，这决定其为杯或盘之力量，并非木材本身所具有。人的为善，亦并不是人的本性可以决定的，人的本性中并没有为善的质素，人的为善，是因为受到良好的熏陶敎养而致，即是后天良好的教养塑做了人的善，若没有后天环境的良好培养，人亦不会为善。故告子认为，善是由后天培养，受外在力量影响而后有的，不是人先天本有的。孟子顺着告子的想法而追问：人在将杞柳加工使成桮棬时，是顺着杞柳的本性（杞柳本身的文理，形状）而使它成桮棬的，抑是逆反毁伤杞柳的本性而使成桮棬的？在将杞柳加工使成器皿时，当然免不了砍伐断伤它，是以必然是毁伤了杞柳的，那么人的为仁义，是否亦如人之施工于杞柳般，砍伐伤残之，然后可成呢？如果是的话，这便是说仁义之于人，如斧斤之于林木，这样一来，仁义便是残害人性的东西了，是以孟子说告子这一主张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孟子作了这个反问后，告子便没有答话，大概是经孟子对他的杞柳之例的推论使他亦觉得其中有问题。

人的为仁义，表面看，似乎是被迫的，不情愿的，仁义之于人，似是从外面强加诸人身上的规范，由此人自然想到仁义不是人性所本有的。但若是说，仁义是违反人性，毁伤人情的，即仁义与人性是截然相反的，而人性中只有私利，只有为己的欲望，全无仁义，则又并非人的实情，人在为仁义时，虽感到勉强，但又会感到适顺，似乎在人的真正的心中，是很愿意为善的，人的为仁义，是为己心所真正喜欢的，这在人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亦会随时感受到。即为仁义时内心感到喜悦，而在违犯仁义时会感到不安。所以孟子很自然便反驳了告子：“若如你所说，仁义便是极端与人性相反的了，人果真认为如此吗？”这章孟子并没有正面提出他的性善论，但他的主张已是很明显的了。

编自《孟子义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