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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道性善，是要建立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根据。但是，人虽有先天的心性之善，而由于后天环境与感性生命的约制，他仍然可能做出种种不善之事。孟子指出，人之所以为不善，乃是由于人心陷溺、梏亡、放失；如果人免于陷溺、梏亡、放失，则善心自能呈现，善性自能彰显，而可成就善的价值。（注五）
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7）
又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旦昼之所为，又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平旦之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告子上8）
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11）
此三段文，一言陷溺，一言梏亡，一言放失。“陷溺”是由于环境（生活境遇）的制约而使人心陷溺其中，所以性善之端不能顺适地呈露。“梏亡”是由于感性层的私欲搅扰，而未加存养之功，所以良心（仁义之心）虽有发端而却受到断丧而消亡。“放失”则由于人不知省思反求而操存之，所以良心隐而不显，不起作用。总之，依孟子之思想，人之所以为不善，并不是由于人性之恶，而是由于感性生命的欲求与感性层的生活行为之搅扰颠倒。人如果能够“不陷溺、不梏亡、不放失”，则天性之善与本心之良自然存主于心，而可随时随事呈露发用，以表现为善德善行。
若问“人性本善，恶从何来”？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依孟子之意综括为二点：
（1）来自耳目之欲——耳目声色，各是一物，耳交于声，目交于色，物交物，则相引而肆，终将沉沦。故孟子教人省思反求（思则得之、反身而诚），又教人从其大体，先立其大。
（2）来自不良之环境——人皆有善性，而未必皆有善德善行。正如麦之种子相同，而收成却不一样，是因为“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如耕耘施肥诸事）之不齐”。故孟子教人尚友、尚志、辨义利、求放心，以超脱环境之陷溺与后天之制约。
其实，人虽然有耳目之欲，虽然常受不良环境之习染，但人的本心良知，毕竟是不会泯灭的。譬如舜之弟象加害于舜，舜未死而返宫，象见舜而忸怩。（注六）这表示象虽不肖，而本心良知犹未泯失，否则，他何以会自感羞惭而忸怩？《大学》有云：“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后厌然（闭藏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注七）可见即使是小人，他的“好善恶恶”之心，亦不会完全泯失，否则，他何以见了有德君子，便要掩藏他的不善？盖人为不善之事，纵使可以欺蒙天下之人，却绝对欺蒙不了他自己的良心。由此可知，在人性之中，善有根而恶无根，恶是没有实体的。恶之无根，恰如云雾之无根。而本心善性隐而不显，不起作用，亦正如日月之明为云雾蒙蔽而黯淡无光一样；等到拨云雾而见青天，日月之光便又普照大地了。我们既能觉知本心之易于陷溺、梏亡、放失，自然亦能念念警觉，存养之、扩充之，以复其本心之良、天性之善。须知常保一心之明，便是普照之端；常存一心之善，即是价值之源。
以上两节，是就孟子论证性善之意，先略一提，下节再论述孟子言性的进路。
注五：按、唐廸风先生遗著“孟子大义”（台北、学生书局）第二章第四节，曾就“人何以为不善”提出四点说明：（1）由于心失其养，（2）由于自暴自弃，（3）由于弗思，（4）由于境遇。关于此四义，本书皆将论及，唯本节则专就“人心之陷溺、梏亡、放失”以为言。
注六：事见孟子万章上第二章。
注七：语见大学章句诚意章。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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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