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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小说戏剧，盖由重视英雄人物及重视个性之伸展与表现之故，而重视一小说戏剧中之主角之地位。西方之小说戏剧，多篇幅极巨，人物极多，事迹极繁复，恒皆所以烘托出一主角之性格与理想，与其性格及理想在环境中之发展历程者。然在中国则著名之小说戏剧，殆皆不只一主角。如《三国演义》中，刘、关、张、诸葛亮，皆是主角。《水浒传》则武松、李逵、林冲、鲁智深，皆是主角。《红楼梦》则宝玉、黛玉而外之宝钗、王熙凤，皆可谓主角。《西游记》则唐僧与其三徒弟皆主角。中国之小说除短篇者外，戏剧中《桃花扇》《琵琶记》《长生殿》《牡丹亭》《西厢记》皆非一主角。中国长篇小说戏曲，盖无只以烘托一主角之性格与理想为目的者，然亦复罕自觉以描述社会，或提示一社会问题，宣扬一主义为目的。西方小说戏剧，则多有以描述社会为目的，如莫泊桑等写实主义之小说；或以提示社会问题为目的，如易卜生之戏剧；或以宣扬一改造社会之主义为目的，如辛克来及近年之俄国小说。而凡此类之小说戏剧，必须将社会现实或社会问题客观化为一对象，亦恒有其焦点之人物或焦点之故事、焦点之目的。在中国之较长之小说戏剧，皆甚难得其焦点之人物或故事，与焦点之目的之所在。近人谓《水浒传》之目的，在反映官迫民反，反映中国社会之阶级问题，《红楼梦》之目的，在言恋爱不自由之害，此纯为近人以西洋观点看中国文学，所发之可笑之论。王国维先生以叔本华之哲学论《红楼梦》，谓其所表现者乃意志之虚幻，示人以求解脱之道，亦不尽然。因作者自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作者未必抱使人解脱之目的，至其书有助人解脱之效，又当别论。近人又谓中国戏剧小说，都在褒扬忠孝节义，只以文学为道德上劝善惩恶之工具，亦未必然。中国之戏剧小说，必求不违忠孝节义之道德则有之，然所谓纯以文学为道德之工具则不是。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吾人皆难言其道德目的何在也。严格言之，中国之小说戏剧，实最无特定之目的者。如有目的可说，则既非描述单一个人格之性格与理想之发展，亦非为描写客观对象化之社会，提示社会问题、宣扬主义、教训人生，而唯是绘出一整幅之人间。人间者，人与人之间也（其中亦可包括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其历史文化之间，唯以人与人间为主耳）。社会一名与人间一名，涵义似同而略异。社会之名涵义较紧密，而人间之名涵义显宽舒。社会恒指为一个人之上之组织，人间则可只在个人与个人间。社会之组织，必赖诸个人有一公共目的，而人与人间则可有公共目的，而亦可无有。如人入山，路上逢僧，宜称人间关系，而不宜称一社会关系。故社会可客观化为一对象，而人间则因可只指人与人间各种相与关系，而甚难客观化为一对象。人间必包括一切社会，而社会不必包括人间。中国小说戏剧，诚亦多少反映社会，其中之人物亦各有个性，然非如西方写实主义者之学科学家之精神，以描述客观社会之现实为一自觉之目的，而重在抒写各种人与人之相与之间之故事。西方近代小说写人物之个性、性格，恒有一详尽之心理描写、心理分析、心理解剖〔英人约德（Joad）著《近代思想导论》，末章论西方近代小说此种倾向，谓其源于近代之科学精神与解心学〕。中国之小说戏剧，则只由人物之相互之间之行为与言语，以将各人物之性情与德性烘托出。中国小说戏剧之好者，皆在所描写之诸人物，所构成之交互之人间关系之全体中，能烘托出一情调、意味，或境界。如《红楼梦》之情调、意味或境界，即由大观园中之男男女女全部性情之表现和合而成。《水浒传》之情调、意味与境界，即由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之性情全部和合而成。《红楼梦》中，花团锦簇之一群多情儿女，与《水浒》中，寂天寞地下一群惊天动地之好汉，《三国演义》中一群肝胆相照之英雄，与《桃花扇》中，一群乱离之世之美人名士，《西游记》中几个求道者，《金瓶梅》中一群市井小人，自是各表现一种人间世界。此每一人间世界如一建筑，由各人物为纵横之梁柱以撑起。无中心之焦点，而经之纬之，以成文章。如阔大之宫殿，其中自有千门万户，故可以使人藏修息游于其中。而不似西洋小说戏剧，以表现特定人格之性格理想之发展为重，抱一特定之“描述社会、提示社会问题、宣扬改造社会之主义”之目的者，有其特定之焦点，有如角锥体之西方教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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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