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shèng）》、楚之《梼（táo）杌（wù）》、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mǒu）窃取之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
○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
○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晋之《乘（shèng）》、楚之《梼（táo）杌（wù）》、鲁之《春秋》，一也。
乘，去声。
梼，音逃。
杌，音兀。
○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
○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
○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mǒu）窃取之矣。’”
○春秋之时，五霸迭兴，而桓文为盛。
○史，史官也。
○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
编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shèng）》、楚之《梼（táo）杌（wù）》、鲁之《春秋》，一也。
○熄，是灭。诗有体：作于列国谓之风，作于王朝谓之雅；作于宗庙谓之颂。这诗，指二雅说。乘字，解做载字。梼杌，是恶兽名。
○孟子说：“群圣之道莫备于孔子，孔子之事莫著于《春秋》。《春秋》何为而作也？盖自成周盛时，王道大行，朝廷之所作，列国之所贡，其诗具存，莫非治世之音也。及平王东迁，政教号令不及于诸侯，而王者之迹熄灭无存，由是朝会宴享之乐，不奏于朝廷，规谏献纳之诗，不陈于卿士。黍离以后，体制音节与列国无异，而雅亡矣。此时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乱，将不知其所止。孔子忧之，于是作为《春秋》，详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明一王之法，使王者之政虽不得行于当时，犹可以昭示于来世，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然是《春秋》虽孔子所作，亦非始于孔子，乃因《鲁史》之旧而修之耳。盖当时列国诸侯，各有史书，以记一国之事，其取名亦各不同，如晋国之史，叫做《乘》，谓其纪述事迹，如车之载物也。楚国之史，叫做《梼杌》，谓以恶兽比凶人，记之以垂戒也。鲁国之史，叫做《春秋》，谓记事者必标年月，故错举四时，以为所记之名也。这三国之史名虽不同，其为记事之书则一而已。使《春秋》不经孔子之笔削，则与晋、楚之史亦何以异乎？”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mǒu）窃取之矣。’”
○孟子承上文说：“《春秋》虽为鲁国之史，而实足以见圣人经世之心。盖周室东迁之后，五霸迭兴，惟齐桓、晋文二君功业特盛，故《春秋》所纪多是齐桓、晋文征伐会盟的事迹。至于文词之体，亦皆当时史官据列国赴告策书以记于年月之下，原非有褒贬也。及孔子假其旧文，加以笔削，惇典庸礼，命德讨罪，明君臣之义，正夷夏之防，使王者之法灿然大明于世，然后列为六经，而非一国之史也。所以孔子常说：“《春秋》之义，则我尝窃取而裁定之。”其词虽谦，而其断自圣心盖可知矣。此可见《春秋》一书，乃所以继雅诗之亡，而存王迹之熄者，所系顾不大哉！”汉臣司马迁有言：“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处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然则《春秋》之作，不止一代之典章，真万世之权衡也。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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