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的经过

刘国强 岑咏芳整理

按：唐君毅老师这一篇演讲词是一九七四年退休前对中文大学哲学系同学讲的。内容是唐师自述个人的人生经验与学哲学的经过。现在唐师逝世已一周年，把它整理了出来，以供读者阅读，并藉以纪念我们一位最好的老师。整理本文时，我们希望尽量保留唐师的语气，故语句有重复的地方。由于录音有些不大清楚，有错误的地方由整理者负责。）

今天我讲的题目，就假定说是我个人学哲学的经过吧。最初，我想是随便的谈谈，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同学。我想这样，专门说我个人学哲学经过，也有点不好，因为这太带一点主观性，所以我想把这个题目稍为扩大一点，就来讲一讲大概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时，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学术情形，或者说是民国初年的学风吧。现在是民国六十三年，我离开大学大概是民国二十年、二十一年，假如说民国二十一年以前算是民国初年吧，那个时候的学风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在当时，也不可以说我完全了解，过后，慢慢的反省，知识多一点，当然了解多一点，人生活在那个时代，不一定了解那时代，现在我对民国初年的情形了解多一点，是根据我当年的经验配上后来的、现在的知识。我想这样子来讲，对诸位多少也有一点好处。

好多年来我有一个感觉，比如现在同大家同学谈话，这里面有两个距离，一个距离是年龄的距离，譬如今年我六十五岁了，你们同学可能是二十岁左右，差四十多年，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老师与我相差至多十年、二十年。年龄距离大，人的心情就不大同，另外一个是由年龄的距离，产生时代的距离，时代的距离就不只从个人的生命上说，时代是这样的变化，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时代变化很大，很可以说我不一定能了解你们的时代，你们也不一定了解我们那个时代，这里面需要一个工夫，譬如我也在学习，我学习了解你们的时代，以至你们青年人的心理；反过来我也希望你们同学也要学习了解以前的时代。譬如说了解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至于假定你们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五六十岁的人他的心境又是怎样呢？青年人也该了解的。岁数大的想法子了解青年，青年想法子了解岁数大的人，这一个时代想法子了解前一代，沟通不同年龄的人的心境，才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学问更进一步。所以，从这个意思，今天的题目，我稍为把它扩大一点，就是说我讲民国初年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的情形，一部分配上我自己那时求学的一段，后来我个人思想学术上也有一些发展，有些进步。我想不必一定要讲得很多。

而且我还有一个意思，我的反省是这样，大概一个人的学问思想，方向大体在年青的时候就定了，二十多岁便定了，如果迟的话三十几岁便定了，有很多人大概在三十六七岁是个关键，从前有很多古代学者三十六、七岁他就定了，西方的叔本华也说过一句话，三十六以前是人生的本位，三十六以后是人生的补足。通常人不过七十岁吧，从前面一半，学问的方向做人的态度大概就定了，现在我反省起来，大概在大学以前一段所想很多的问题，和我现在所想的是差不多，说进步，当然也有些进步，是客观知识的进步，但对思想的根本问题、方向，在我个人进步是很少的，我就讲这一段，连到我个人之事，就当时的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的情形讲一讲，当然不是很系统性的，而是带一点故事性的。

大概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中国历史文化是一大变局的时候，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变成民国，我是很正视这事情，这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时候，思想的情形要从两面看，一面是西方的，一面是中国原来的。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究竟什么思想的影响力最大呢？西方的进化论，影响其实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从清朝讲今文学下来的，如广东康南海（按：康有为），这一条路的思想，在思想界影响最大。另一是清朝的很多古文学家，刘师培、章太炎影响下来的。当然一般的看法，这两条路的人都同时讲中国从前的学问文化，都是很保守的。但这个话不对的。最近我有一看法，这两个思想流，实际上和我在开始读中学时的很多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是我上个月写一篇文章时想到的，意思是不是完全对，我也不敢说，现在先把意思说一说。

从康南海先生的思想说，表面上看，他是极端的保守中国文化的，他推崇孔子推崇得不得了，他到欧洲、美洲各处看了以后，回到中国来，要建立大的孔教，他所著的书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影响非常大，都是极推崇孔子的，但他的推崇孔子，产生另一个影响，恰恰后来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正是由康南海的思想出来。这也很奇怪，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一个根本观念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所有的六经都是孔子一个人伪造的，是托古改制，托尧舜文武周公之古。他同时说当时诸子的思想没有不托古的。墨子是托古，他讲的是尧舜；韩非李斯也是托古，他们所讲的也是尧舜；孔子也是托古，孔子讲的是尧舜文武周公。这些话最初看起来也未尝不可以说，但这个说法假如真正成立，可以涵有一个意思，即中国古代的文化未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都是孔子造出来的。从这个意思再进一步，说孔子托古改制，是好的说法。不好的说法，则古代的中国文化，通通是孔子伪造。康有为是极力推崇孔子，尊重经的，然而这思想影响所及，反过来很多疑经、疑古的思想是由这里出来。

另外，章太炎先生讲古文学。太炎先生是近代国学大师，他的说法恰同康有为的说法相反，康有为说六经皆是孔子托古改制，章太炎说孔子是真正的信而好古，是真正的史家。康南海认为后来的古文经是刘歆（xīn）伪造的；章太炎反过来说，刘歆所传的古文经都是真实的历史，孔子的地位与刘歆一样，他的文化的工作，就是保存信史，孔子地位，是保守学术，传到民间，对贵族平民平等看，于是把古代阶级的关系削平，这是章太炎先生的看法。这个看法比较说很达情理。但是章太炎先生有另外一面，他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看法，把孔子与刘歆平等来看。在清朝末年，他写了几本书：《典论》《国故论衡》等，在这些书里面，他说要讲中国学问，如果做文章，就须有魏晋玄学之名理之文做标准，如果论思想，就要以佛家作标准。以佛家作标准，他怎样看法呢？譬如对于孟子荀子，以佛家的标准来批评，孟子只知道“我爱”，荀子只知道“我慢”，至于孟子荀子讲性善性恶都是偏见，对于《中庸》《大学》《易传》，他说这个是像印度的梵天外道，他都看不起。再下来是宋儒，而在清朝末年，一般思想均与宋儒的根本思想相悬。因此一方面看起来章太炎先生相当之推重孔子，其实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他这个思想并不真很尊重儒家学问的，在民国他又变了，他晚年讲中国的学问，有些名称都是他创造的，譬如诸子学、国故，他以孔子也是诸子之一。以前时代不把孔子看成为诸子之一，孔子是个圣人。国故这个名称，我怀疑也是章太炎这本《国故论衡》之后才流行的。国故这名称本来也很好，但假如用另一个意思，便变成这些都是过去的，是旧问题。可以说中国从前的学术传统，孔子以后的思想家，都没有一个人在章太炎先生的心目中，他自己当时很自负。

这两个人的思想影响到民国初年的学风，在我开始读中学的时候，那时讲什么整理国故，考据历史，说什么疑古，这些都是从章太炎先生的观念传下来的。我们细细看看，胡适之先生当时就是讲整理国故的，他的朋友钱玄同就是疑古的，陈独秀是批孔的，这些材料我都看过，初看起来好像是由新文化运动来的，其实都不是，是从清末章太炎、康有为来的，他们一方面推崇孔子，尊重中国从前的经书，另一方面是开始了后来的怀疑经书，反对孔子的思想。从这处我连上我个人读书的情形来讲，也可以多少反映这个时代。

我自己最初读书，与家庭的关系最大。我读书时代很早，我父亲是清朝的秀才，在四川教中学，后来教大学，他心目中最佩服的是章太炎，一谈便谈到章太炎。我最早读的书，就是章太炎与他一个朋友编的一本书，好像是《教育经》，是清朝末年的一本书，里面有讲文字学的，有讲诸子学的，是白话文，我七八岁时我父亲就叫我看。其实用白话文最早的是章太炎编的《教育经》。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并不真尊重孔子的。我读书的时候很早，可以说是两岁的时候，到我六岁的时候，父亲教我读的第一本书便是《老子》，在我父亲心目中，他认为道家比儒家高，清朝末年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当然后来我父亲思想也变了。章太炎先生喜欢讲文字学。我父亲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强迫我背《说文》。清朝末年一般教小孩子读书都是《论语》《孟子》《礼记》《诗经》等四书五经，这个是根本。其实，我读中国的书，我所受父亲的教育，都不是正宗的，都不是中国从前教育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先读四书五经。《说文》是小学，小孩子最不能了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的时代。我父亲后来变了，章太炎先生后来也变了，他在清朝末年很看不起中国传统的东西。

这些老先生变化都很大，譬如梁任公先生，在清朝末年讲墨子，到后来在民国以后，也讲儒家。他们自己的思想在变，他自己变了以后，他们前期的思想的影响，仍留到后人，譬如章太炎先生到后来已不是他自己早年的思想，然而他早年的思想发生作用，影响到下一代。譬如说吧，在晚清梁任公时尊重墨子，后来很多尊重墨子的人变到去讲马克思主义，但那时梁任公不讲墨子了。他讲孔夫子，他也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章太炎也是如此，他到后来也不讲国故了，然而他把中国学问只当成一种国故的观念留下去了。他后来也不像以前一样鄙弃宋明儒，或者鄙弃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然而这个鄙弃宋明儒，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的思想留下去了。对他们自己而言，是进步，晚年比早年进步。但是他们早年的思想影响到下一代的时候，下一代的人承继他们的早年思想来发展，反过来骂他们的晚年。在北平的时候，我是听过梁任公讲演，当时我们的年轻人都是骂梁启超的，说他是退步了。对章太炎也没有好感，骂他的人就是受他早年思想影响的人。胡适之，其实也是受章太炎早年思想的影响。我年轻的时候都受章氏思想的影响，这中间的关系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最初读书就在这个时代，我读中学时，是五四时代，读大学时，已是民国十四年，十五年，那时学术界的人，譬如梁任公在北平讲中国文化史，我也旁听了；另一个胡适之先生也在，他在北京大学，我也考取了北京大学，我那时读预科，也没有当他的学生，只旁听了一次，他讲中国哲学史。除了他们两个以外，鲁迅在办《语丝》，章士钊在办《甲寅》杂志，此外尚有吴稚晖都在那里。

在这里，我说说我个人的反应。年轻人都喜欢看新的。但是，做学问有一部分也不完全是从时代来的，而是由个人性格生活出来的。由自己性格来的东西，它不管时代的倾向。在这一点，我无妨讲讲个人生命里的几个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个人思想的影响很大。

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教我时，向我讲一个故事，听这个故事到今六十年了，我总摆在心中。故事是小说，讲的是世界末日记，说在地球上有一天，太阳的光变成暗淡，太阳热力慢慢减少。当然这在科学上是承认的。最后人都死光了，只剩一个人带着一条狗。这个故事使我总想到地球是有一天要毁灭的，小的时候，我尝见天上下雨，太阳晒后地面裂开，当时我就想，恐怕地球要破裂了，世界要毁坏了。世界会毁坏的思想常常在我心中。世界会毁坏，我个人也会毁坏，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会毁坏的东西。照我个人的哲学来讲，我是相信世界是有不会毁坏的东西的，当然，你们同学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就很难说了，可是，这个问题是从很小的时候问起的。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应该有一个不会毁坏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经验。

第二个东西就是根据我的家庭而来，由于父母亲的关系，我大概从十六七岁的时候，中学毕业读大学，就开始到北平读书，父亲送我上船，与父亲一齐睡在囤（dùn）船上，天亮的时候，我就上船了，父亲便要离开。当然，在这个时候，小孩子会有一种离别的感情，一下子觉得很悲哀，而这个一下子的悲哀突然间变成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也不是由读书来的，忽然想到古往今来可能有无数的人在这个地方离别，也有无数的人有这种离别的悲哀，一下子我个人的悲哀没有了，个人离开家里的悲哀没有了。这个普遍的悲哀充塞在我的心灵里面，这个古往今来离别的悲哀也不知有多少，这个是无穷无尽的，不只是过去有人离别，将来也有人离别，甚至中国有，外国有，这个时候，这个情感变成了普遍的情感。这两个经历，一个是小的时候从我的父亲听来而想到的，一个是从我的经验而来的。

后来我到北平念书的时候，听到梁任公先生讲演，听到胡适之先生讲演，我觉得很不对，根本没有答覆到我心中的问题。我当时又听到胡适之先生的另一讲演“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这个讲演是他后来认为最得意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找胡适先生的全集看看。他说东方文化是知足的、保守的，西方文化是不知足的、进步的。我觉得他是站在西方的文化来看，我听他讲演以后，觉得完全不对，他说进步究竟进步到什么地方？进步到最后，也不过是地球哪一天毁灭的时候，进步在哪里呢？而且人是不是一定要不知足才是好的呢？知足为什么不好呢？当时，我的想法是人愈知足愈好，愈是不要求外面的东西愈好。

当时，我的生活也是与一般人不大同，一般人要求物质方面好，我当时觉得人是愈知足愈好。而且最理想的人，我觉得都应该没有欲望，你有欲望而你不知足，这不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胡适之先生不对，他那时才不过三十三岁，我才十七岁，我对他不佩服。后来在十多年前，我在夏威夷开会，与他住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我觉得这个人很Human（富人情味），很Social（社会化），但对于他的东西完全接不上，他说他自己没有任何的Mystical（神秘的）的情调，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怪人。为什么一个人会完全没有这种情调？从宗教的到形而上的，他也完全没有，他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他的头脑是科学的。我与他也有些交往，不过，我后来也不管他，只是当时我觉得胡先生对我来说很不入。

至于梁任公先生，他讲中国文化史。梁先生这个人，他很诚，不过我没有直接的与他接触，因为我们年纪还少。那个时候，他在北平，大概是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情形，一般的青年因见他研究军阀史，就替他加上一个罪名叫做“军阀的变相的走狗”，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骂他的。他那个时候，写了篇文章讲王阳明的《致良知》，青年都说他讲的是过时的，说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带点欺骗性。当时青年人对老一代的人，对梁任公批评之外，对胡适之先生则骂他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同学也是跟着这样讲。后来我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胡愈之先生写的，现在这个人还留在中国大陆。他说世界上有两个大阵营，一是资本主义的，一是社会主义的。他称赞俄国很多地方，我当时觉得也不错，人与人之间应该在政治上经济上平等。我们有许多同学，他们是直接地参加共产党，讲共产党的哲学，讲唯物史观，讲唯物论，我那个时候为甚么没有参加？当时有一个同学，我对他说这里面有些根本的问题。我说：在希望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平等方面，我可以赞成，但我们希望所有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平等的这个心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心理，是不是可以用唯物观念来解释？这是一个心灵的要求，要求一切人类都平等，这个要求，是超出了我自己的身体，你不能说从我的身体的那些物质来发出这个要求，我这个要求是超出我的身体的，你又怎能说这个要求是从我身体内的物质发出的呢？我说这个要求是心理的要求，如果讲唯物论就不能解释这个要求，如果讲唯物论则我们人的要求只限于我自己的身体。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我许多年轻朋友，但这些朋友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完全是反动的，完全是唯心论的，像你这个思想永远不能革命。那时，我左派的年轻朋友都骂我。一个姓游的与我关系最深，后来他正式参加共产党，他当时就说，你这个思想不成。那时我是孤立的人，社会上之思想及朋友的思想一致，但我的观念不能改，唯物论我不能接受，骂我最厉害的朋友就是那姓游的。这个姓游的朋友，约在民国十五六年，国民革命的时候，他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另外有两三个同学一起参加武汉政府，就是徐谦那一派。徐谦是当时武汉政府主席，其实徐谦就是中俄大学校长，后来同共产党拖在一起，他们去革命。后来汪精卫开始反共，把我另两个同学枪毙了。姓游的朋友后来跑到南京，那时我已从北京到南京，南京正在清共，我就让他住在我的家-其实也无所谓家了，就是在外面租一间房子。最后这个朋友很感谢我对他的友谊，其实我的友谊，并不完全是一种物质的东西，他后来脱离了共产党，不久也死了。以前他骂我，后来没有骂我，这事情对我个人可以说是胜利了。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真正的人物，有两个人，都是在我十九岁以前认识的，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改变对他们的崇敬。一个是在北京时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学，他没有教书，他为什么没有教书呢？他看不惯当时的学风，身体也不好。当时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也听过他一次讲演。他当时说学问有八个阶段，我大约达到他所讲前面的四五个阶段。他说做学问，第一步是有问题，第二步是有主见，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见同其他人的主见发生接触的关系，由接触里修改自己的主见，或评论其他人的主见。后面我不完全记得了。他心目中看不起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个对学问真诚的人。在北京大学他也没有教书，只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当然，我影响到我后来一直所想的许多东西。他喜欢讲东西文化，他讲中国文化是直觉的。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很不能接受，我觉得直觉的东西最靠不住，直觉完全是主观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几次。对于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当时我十五岁，我觉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觉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仍然把问题摆在心中，后来岁数越大了，我把直觉的地位一步一步的摆得越高。

民国十五年以后，我从北京到南京。我父亲在南京，是欧阳竟无先生的学生。欧阳先生这个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当然和他谈学问我没有半点资格，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是十七八岁，他研究佛学，对于佛学，我连发问的资格也没有。当时他的姐姐死了，我父亲照样去看他，看他时，他说他姐姐死了，不能见客。当然，后来也见过他几次。他姐姐死了，他的悲哀的情感，就表现在他的态度上。欧阳先生这个人有真切的情感，这个人有使你直接感动的地方，至于他的学问，我当时不懂。

梁先生、欧阳先生这两个人，是几十年来都摆在我心中的。梁先生后来我还有机会见过他，也发生了关系。欧阳先生也和他发生关系。这两个先生，在我个人来说，做人方面我都有佩服他们的地方。我随便举一些小事情，譬如在北平，梁漱溟先生，他白天不教课，也没有钱。他开了一串讲演——“人心与人生”，他说要收一点钱，收听讲的人一块钱，但是他又说恐怕学生没有钱，没有钱的可以写信给他，可以要一张听讲的券子，这是报上载的。我当时没有去听。为什么没有去听呢？其实我当时思想不是唯物论，我年轻的朋友都是前进的，要社会改革，政府改革，都是骂梁先生，说他是唯心论的思想，没有一点进步。我当时十七八岁，是受一种精神的威胁不敢去听，周围的朋友都说你不能去听，他是唯心论。后来，梁先生——以前我已见过他一次——有一天晚上请一个姓潘的先生，带了五块钱给我，转达梁先生的意思，说怀疑我在北京读书没有钱，所以未能去听。其实我根本不是，我说这些钱我不能收，我也说不出个理由为什么我不去听，我是受了年轻朋友精神上的威胁，不敢去听，这可以说是我个人精神上脆弱的地方，其实我该去听。这个事情，是我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到现在，梁先生仍在大陆，前些时候，我接到他一封信，另外他还告诉一个朋友，他现在还在写这本书（《人心与人生》），隔现在已经是四十五六年，这本书写成功写不成功，不晓得，写出来，在大陆也一定不会出版。

对于欧阳竟无先生，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后来，一段时候，我在中央大学教书，他叫我放弃了教书的事情，专门跟他学佛学。欧阳先生对我很不错，他说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父亲可以当曾皙，我可以当曾子。当时我不肯，我想我怎能一辈子搞佛学。不过，对这事情我觉得是个终身的遗憾。对于这位老先生，我心里面一直都不能忘记他，他讲学问，一方面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他对于后学的希望都是真诚的。同这两个人比，老实来说，民国以来，像胡适之先生之名流，像梁任公这些，在我看来都及不上他们。当然我的观念不同呀。一般人看来，梁任公、胡适之在学术界的名气大，欧阳先生、梁漱溟先生在学术界的名气小，但我尊敬他们，多于一般有名誉的人。这个性格，我年轻的时候是有的。有些地方受一般同学朋友的精神威胁还是很大的，如果完全不受威胁，完全特立独行便好，但是我是不够的，这点牟先生比我强，牟先生比我特立独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跟着一般人走，最低限度，我当时尊重欧阳竟无先生、梁漱溟先生，便和一般人的观念不同。

我现在说到此地，就说我个人年轻时的思想吧。我觉得欧阳先生这个人了不得，但他的哲学怎么样呢？他讲唯识论。唯识论这个理论，最初我完全不能接受。唯识论说境由识变，其实这就是西方的唯心论。知识论上的唯心论，开始的对象不能离开心。当时我看唯识论是这样：如果唯识论成立的话，外面世界都是心——境由识变的话，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法解决，那么别人的心怎么办，怎样认识他心，如果说境是我心所变现的，别人的身体当然是我心所变现的，别人的心灵那便不能存在。当然西方很多人拿这个理由来批评唯心论，说唯心论最后变成唯我论。我最初想这个思想的时候，不是由西方来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当时想，一切东西、他人，都是我心变出来的，都变成像我心中的东西，他人便没有心，父母亲都是我心中变出来的东西，这个不行。再其次我还有一个道理，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一切都是离不开我当下的心的话，我过去怎样，过去小孩的我是否有呢？我过去时候的心怎么样，我怎晓得它有呢？我现在的心能想到过去，说过去的心是有的，是根据现在的心；但也可能过去的心是没有的，只有现在的心。我开始作哲学思辨，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想了几天，如果说过去的心灵也是我现在心灵变的话，我便只有现在的我，过去的我根本没有。

再进一步，现在的我如果不被反省的话，现在的我也没有了。如果被我反省的话，现在的我便是过去的我，那么这个我就没有了。当时我是在南京一个铁路的旁边，我忽然想到这里，我想这个世界毁灭了，没有了；过去的我没有了，现在的我也没有了。这个唯识论想到极端，一切都不能建立，最后归到虚无主义。如果是虚无主义，这个唯识论也不能建立。那时欧阳先生有一个学生，王恩洋先生，我就拿这个理论同他谈，他说你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佛学，你根本不了解，佛学讲到唯识论，先要承认我的心外，尚有别人的心，这有许多的心同时成立，并没有你这个说法。但我对开始就有许多的心同时成立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即我有什么资格说有其他心成立呢？我只知道我的心，我怎样能承认别人的心。这从唯识论不能建立，一定要先承认我认识的对象自己存在，然后你可以说这个桌子存在，别人的身体存在，别人的心灵存在。我如果开始讲唯识论的话，先就有许多心，但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心。而且如果讲唯识论的话，先就要否认客观的物的独立存在，以至否定他人身体之独立存在，以至最后不能建立很多的心的存在。当时我就是这样想。可以说，我在大学念哲学，我喜欢实在论，不喜欢唯心论，实在论认为我认识一个东西，是个关系，它自己独立存在。别人的身体也是独立存在，别人身体的活动和我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才可以知道别人的心，也是独立存在，父亲母亲朋友也是独立存在，然后我才能同他们讲道德关系、伦理关系。如果不讲实在论，便通通不能讲。

当时，我不赞成唯识论，我举这个事情就是说，大概接触一个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他人的本身，一个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我可以不接受，无碍于我对他的尊重。譬如欧阳先生，当时他的唯识论我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讲的直觉之理论，其实我也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从这一点上，后来我十分讨厌马列主义的理论，因为它不承认人格的本身有一独立的价值，这就决定了我后来的思想方向。大约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马列主义的书，当时出版得最多，尤其是在上海，这些书，我差不多全看了，俄国人的我也看了，但对这些思想我感到厌恶。它把人的价值纯粹从阶级背景社会关系说明，这个不对，我觉得这伤害了我的心。譬如当时人批评梁任公、胡适之、梁漱溟、欧阳竟无诸先生，通通从他们思想的、社会的、政治的结果处批评，这个不对。人的本身有一独立价值，以至我不赞成一个人的思想，并无碍佩服他的为人。我从这个地方出发，于是当时我看唯物论的东西，越看我越不赞成，后来我更不赞成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我的想法如果要追求根源，最初不完全是知识的，而是生命的。我生命上觉得有很多东西不能拿这个理论来解释，就不能接受。譬如说，讲到政治经济平等的要求，其实我这个要求很强，并不在所有社会主义者之下。但我反省这个要求从哪里来的，我总不能承认唯物论的说法，也不能承认生理主义的说法，更不能承认阶级背景的说法。我这个要求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出来的，是从我的良心出来的，是从仁心出来的。如果你不肯定良心仁心的话，你所讲的通通是假的，你所谓社会主义公平、人类公平，你的根据在哪里？这根据只能在我的良心仁心中！这个道理不需要很高的智慧便可以懂得。我在跟你们相同的年龄时，便这样决定了，以后完全不变，可以说一点不动摇。

我时常说，年轻的时候，好些观念是从性格里面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真经验，真经验是思想学问的背景。有时候，你的思想学问未必与你的真经验配合，但思想学问的发展，弯来弯去的发展了，最后还是要与你的真经验配合。我后来的许多思想，可以说是环绕自己的真经验。我思想中最高的那一部分都是环绕那些真经验；就是说，有些时候是个人的情感；譬如当时我父亲离开，离别当然是主观的情感，但是主观的情感也可以一下子普遍化的，就是我经验到这个东西，不是我推论出来的。当时我是觉得我一下子想到古往今来的人无数的离别，一下子个人的离别的悲哀变成了古往今来所有的离别的悲哀，当然这古往今来一切人我并不晓得是谁，而我这种情感有多大，我也不晓得。但这个是真的东西！一个既是情又是理的“东西”！我的哲学中，宇宙也好，人生也好，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又是情又是理的东西！不是情、理两个，情的普遍化是理，理的具体化是情。人年轻的时候纯洁，心地干净，岁数大了，有时就赶不上年轻人。说心境的完全纯洁干净，我三十岁以前那时最纯洁干净，以后是不是一定就坏，当然不能这样说，但是没有这样纯洁，而且感情很弱，普遍的感情变得浅。

我举个例，一次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到了南京。天上月蚀，很多小孩在打鼓，说天狗把月亮食了。许多孩子在打鼓要救那月亮。我看了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我想，这些孩子打鼓怎么可以救得了天上的月亮呢？一下子我有一个感觉：像每一个小孩的心灵都向着天上的月亮，情感都挂在天上的月亮，好像无数的小孩，无数关连天上月亮的情感充塞于天地之间！我那时心里难过悲哀感动得不得了。或者这些小孩只是由习惯传下来，随便打打，但最初想到打鼓的人，他鼓在这里打，心情是向着天上，是要救天上的月亮。这一类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时时出现，这就成了后来学问的根本。这种经验好像过去之后就没有了。我后来的思想就是回顾这种我曾经自己亲自受过的经验，去说明这种经验。说这种经验完全是经验主义所说的个别的经验，我想也不是，我想是个情理合一的经验。

我思想就是要去说明这个东西，要说明这个东西就有很多麻烦。你怎么去说明？用什么理论去说明它呢？因为有人承认这个，有人不承认；不承认，你要批评他，他可以再提出疑问，你要答覆他。这样反反覆覆的去想，这样子逼我走上哲学的路。其实开始时我并不是一定要学哲学的。这点我要举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梁先生有很多话，也讲了很多的思想，有人觉得他的话、他的思想是哲学，但他自己心目中根本不作如此看，即不理会是不是哲学。我也可以说，最初我想这许多问题，我并没有一个意思学哲学，后来因为有这么多问题在，于是逼着我学上去，学上去后，许多学问的发展当然还有曲折，不必在这里特别说了。但思想的后面，有一个亲切的经验，经验后面是一个生命。这个我觉得还是个根本。生命的状态当然各人不完全相同；我想大概生命的状态在年轻时总是好的，岁数大了就不行。

十年前我母亲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很好，心里一方面很悲哀，一方面觉得心里很干净，很纯洁，也很真切。大概一个人遇到许多动人心弦的事情，你的生命之根、性情才显出来。当然这几年我亦有一些感受，有些时候我是感到一些又是情又是理的东西。整个来说，三十岁以后不如三十岁以前。三十岁以后，学问当然是进步了，如果详细说，这中间当然有很多曲折，譬如刚才说我不喜欢唯心论，喜欢实在论，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新实在论。那时方东美先生教过我，我念大学三年级，他也反对唯心论。那时老师里面有个汤锡予先生，他讲唯心论，我们攻击他，说唯心论不行。但后来离开学校，我读唯心论的书，那是我自己读的。最初读黑格尔和康德的东西。当时读这些书，大概是读到发现他们的思想与我不冲突为止。或者是同我的思想有矛盾的地方，我想法子能够有个解决就足够。以前我读西方哲学方面的书，英文翻译的康德、黑格尔全都念过，非希特、谢林也读过，但对这些未作专门研究。我发现这些东西同我的生命有许多距离。在近代的哲学家就是怀特海（Whitehead），我觉得同他相近一点。现在人讲存在主义，我看存在主义的书，没有得很多益处。我有篇文章讲海德格。我觉得他们所能够讲的，我也一样可以讲，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益处。

另外的一些哲学，如分析哲学，这种专门的东西，我便不大下功夫。对于西方哲学，现在来说，我喜欢的还是黑格尔（Hegel），近代的是怀特海。对于中国哲学，我的理解也是慢慢才进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喜欢中国哲学。其实我对哲学下的功夫，还是在西方哲学方面下得多。对中国哲学，小时候读了一些书，后来念了西方哲学以后，便没有读很多中国东西了。对中国的东西，大概在三十岁左右，才有那种热诚。后来我遇到熊十力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熊先生以前教过我。牟先生的思想路子，是由逻辑方面先下工夫，他很早就喜欢怀特海，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我记得民国二十年左右，他，张东荪，还有其他几位写辩证唯物论批判，他们那时批评这东西是从逻辑的观点，我不喜欢唯物论，简单说就是因为一定要承认人的精神生活的存在。唯物论，我对它没有好感情，但是辩证法，我就并不反对。我同牟先生最初接触的时候，我同他谈，我说唯物的辩证法讲不通的，精神生活的辩证法可以讲，这个他承认，这样子我们便成了朋友。

熊先生这个人了不得，他很真。但如果就学问来说，我从熊先生处得到印证，但不像早年从梁漱溟先生、欧阳竟无先生能引起我的问题、我的思想。我接触熊先生的时候，我的思想方向已经定了，所以熊先生所讲的，我没有什么阻碍。后来我便开始教大学，大概三十多岁思想方面就定了。当然写的文章后来便写多了。不过虽定，知识总是积累。现在我还是觉得，如果肯读书，肯用心，大概每天早上还有一点发明，早上总是清明，好像思想的力量还未完全衰，但是方向则没有改变。

大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哲学的问题，站在正面的，我的见解都已经决定的。现在我想的是什么东西呢？最近这一两年，我在想反面的东西。这两面，在形而上学上，我已经解决了，但在现实世界还未有解决的，就是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还要重新再想。罪恶的问题不完全可以就形而上的哲学理想讲，哲学理想上讲这个不成问题，但要配上现实的事实。对于罪恶的现象，在西方的哲学家，讲得都不很够，佛家对这问题比较深入，宋明儒学家有很多见解，以罪恶是消极性的。罪恶也不止在外面，也在我自己的身上，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罪恶。要把罪恶的东西认明白，才能够超出罪恶，只是认明白善还不行。宋明儒者较先秦儒家更能认识罪恶这个东西。佛学里天台宗对罪恶认识得比一般佛学深，一般的佛学比西方基督教深。要照见罪恶，不完全是客观的理解，还要带一点佛学的精神，要多一点悲悯的情感配上去来照，不然把罪恶的世界完全暴露出来，这个也不得了，会把人害了。如果悲悯情感不够，知道了罪恶，谈起来，就好像许多张牙舞爪的，会吃人的东西，所以要先学一个修养的工夫。假定我以后还有时间下功夫研究，可能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原载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华侨人文周刊》，转载于《鹅湖》四十六期）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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