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本文选自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点击查看目录。点击查看更多儒家在线学习资料。
吾人以上所论中国文学精神，犹只是自外表论。以下吾人即将自中国文学之关于自然及人生二方面者之内容风格，与西方文学对照，而分别论其所表现之特殊精神。
西方文学之涉及自然，而能代表西方文化最高精神者，吾人以为是带浪漫主义色彩之诗人，如华兹斯、古律芮己、雪莱、哥德、席勒等之自然诗。大体而言，此类自然诗，除状自然之美外，皆重视自然中所启示之无限的宇宙生命或神之意旨，使人不胜向往企慕之情。然中国之自然文学，则所重视者，在观天地之生机、生德、生意。夫天地之生机、生德、生意，与宇宙生命或神之意旨，在哲学道体上，亦可谓之同一物。然言其为宇宙生命或神之意旨，则偏重其力量之伟大一面，言其为天地之生机、生德、生意，则舒徐而富情味，此吾人前所已论。宇宙生命与神之意旨，洋洋乎如在人之上，而不能真如在人之左右、如在人之下，故虽可引生向往企慕之情，使人求透过自然之形色，以与之接触，而不能使人当下与之相遇而精神有所安顿，放下一切于自然之前。盖西洋近代浪漫主义之自然诗之精神，远源于其宗教精神。中国自然诗之精神，远源于道家、儒家之精神。老子乐至德之世，鸡犬之声相闻。庄子言：“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此正是后世诗人返于自然之先声。刘彦和《文心雕龙》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后代诗人亦无不悦老庄，皆可证中国自然文学之原于道家者。
至于其原于儒家者，则在儒家之素以洋洋乎发育万物，四时行百物生，为天地之心。“观天地生物气象”，自昔儒者已然。中国最早以自然诗名之陶渊明，即兼宗儒、道二家者。其诗中最普通者，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忘言之真意，非特庄子“吾丧我”之真意，亦《中庸》“鸢飞鱼跃”之真意也。又如：“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鸟托于树，树绕吾庐，而吾居庐中，草木之长，鸟之欣，吾之爱，相孚而同情，此即宇宙生意，流通而环抱之象，即儒者之襟怀。后代自然诗人之精神，大皆非儒即道。儒家、道家之“道”与“天”，皆在上，亦在下。庄子以道在蝼蚁、在稊稗、在屎溺。老子以水喻道，水善下而流遍于万物。儒家之鸢飞鱼跃，亦上下俱察之意。儒者观“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天不爱道，地不爱宝”，“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地生生之德，正在天地之间。二家皆主神运无方，帝无常处，则上帝即下帝，妙万物之生者，即神也。“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常与水相连”，此“对”与“交”之所在、“无隔”与“连”之所在，即天心所在也。故以中国人观西洋自然诗人之透过自然之形色，以通宇宙生命与神之意旨，皆“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者；而中国之自然诗人，则真“归来笑捻梅花嗅”，而知“春在枝头已十分”，当下于自然之形色，即见宇宙生机之洋溢，生意之流行者也。故庐中之人可与草木之长，鸟之欣，相孚而同情，生意相流通而相环抱也。渊明诗“悠然见南山”一语，后人有讨论及何不用望南山者。望之不同于见者，因望是得于有意，而见乃得之无心。见则当下精神得一安顿，而放下一切于自然，望则有所企慕向往，不能相看两不厌。由此观之，则西方自然诗人欲于自然中接触宇宙生命，与神之意旨者，皆望自然而非见自然者也。
吾人谓中国文学之精神，不求透过自然之形色，以接触宇宙生命或神之意旨，非谓中国自然文学中，无宗教情调，然此宗教情调，另是一种。中国自然文学之精神，以宇宙之生机、生意，即流行洋溢于目之所遇、耳之所闻，则自然之形色之后，可更无物之本体与神。于是当其透过自然之形色而超越之时，所得之境界，遂为一忘我、忘物，亦忘神之解脱境。此解脱亦为宗教的。唯此解脱境，乃得之于自然，故不如佛家之归于证四大皆空；乃仍返而游心于自然，此之谓仙境。黑格尔论艺术精神，必过渡至宗教精神，其言深有理趣。故西方自然文学之赞美自然，恒引人进而赞美上帝。然在中国之自然文学，则其高者，恒与游仙之文学合流。吾尝思西方有上帝、有天使。印度有梵天，有佛、菩萨，皆不尊仙。上帝、天使皆有使命、有任务。印度梵天，不必如西方上帝之责任感之强，印度神话中有谓彼乃以游戏而造世界者，然梵天本身仍常住而不动。佛、菩萨悲天悯人，精进无少懈。中国之神，亦有任务、有责任。仙则无任务、无责任。在道德境界中，仙不如上帝、天使、佛、菩萨与神。而在艺术境界及宗教境界中，则中国人之尊仙，亦表示一特殊之精神。中国人以仙之地位高于神。《封神传》以神死而后成仙，其尊仙可谓至矣。中国之仙无所事事，亦可谓之大解脱。其唯乘云气、骑日月、遨于四海为事，乃游心万化之艺术精神之极致。仙亦不似上帝、梵天之为纯精神之存在，彼有身而其身在虚无缥缈之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全知、全能、全善、全在，而不与万物为侣，仙则可与人为侣，故仙非只表现高卓性。上帝无身、不与万物为侣，亦可谓能伟大不能平凡，而有所不全。仙则能平凡矣。西方言上帝全知全能全善，而不能言其全美。希腊神话中之神能恋爱能喜怒哀乐，乃最人情化，而形状亦甚美者。希腊有美神，其神话多极美丽凄艳，然阿灵普斯山之神，情多嫉妒，常相斗争，故其神境不如中国诗人之仙境，有空灵自在之美。仙之游心万化，则可得自然之全美。中国之山水田园之诗文，与游仙诗文合流，而有仙意或仙人之化境，即中国文学艺术精神，与中国宗教精神之相通也。
吾所谓有仙意有化境之中国自然诗，即表虚实一如之理趣之自然诗。此实中国自然诗之所独造。吾昨问精研西方文学之任东伯先生，中国诗中何种诗为西方之所无。彼举例谓，如王维之“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不复问，白云无尽时”。此后二句即西方文学之所无。此二句之妙，人皆知其在使人悠然意远。悠然意远，即融实入虚，成虚实一如之化境。中国自然诗具虚实相涵之化境者，多不可胜数。如人所诵读之《唐诗三百首》中，五言绝句之第一首，即为王维之“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七言诗之第一首非自然诗，第二首为：“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此二诗，前者有空灵之致，后者有幽远之致，皆由其远离质实，而有仙意或化境。严羽《沧浪诗话》所谓诗中兴趣，“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王渔洋《渔洋诗话》所谓之神韵，皆指诗文中之若虚若实，使人无以为怀处，而具仙意化境者也。今人王国维《人间词话》，拈出境界二字，论中国诗词，谓中国诗词中之境界，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而无我之境为最高；有我之境，西方人所谓移情于物者也。夫移情于物，非能自情解脱者也。自情解脱而后有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中，只有境界之如是如是，情之牵累尽去，乃达空灵之致。薛道衡诗有“空梁落燕泥”，王胄诗有“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隋炀帝欲盗其诗，而设罪杀之。何以因欲盗一二句诗而杀人，吾初不可解，继乃知此二句诗，真皆表达忘我而无我之最高境界，隋炀帝欲盗之而杀其人，固证明其我执未破，而亦证明有我者之最大欲望，亦唯是达无我之境也。西方宗教精神之所以欲人提起、超越其精神，以归命于神，其本意亦所以冥合于神而达无我之境。然神为大我，小我去而执大我，我执仍未必去。而真同一于神者，正可忘神忘我而大解脱，唯有当下之如是如是之一空灵境界。则“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诗句，皆人之解脱之精神之所流露。中国凡表无我之境界之诗文，盖皆可作如是观。忆吾少时读唐诗，曾特注意中国诗句之用“无”“空”“自”“不知”“何处”“谁家”等字处，且特感趣味，尝集之成册。如“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等是。后习西洋美学，以为“无”“自”诸字，皆所以表示间隔化、孤立绝缘化之作用，使人能直接观照而有移情作用。如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似亦偏重以此二观念讲中国诗文之境界，今乃知其不能尽。盖观照移情，皆实不免似无我而实有我，皆域于狭义之艺术精神以为言。中国艺术文学中此类之境界，皆涵摄宗教性之解脱精神。大解脱而忘我忘神，境界直接呈现，心与天游，亦无心无物。东坡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鸿飞那复计东西。”鸿飞冥冥，则所接之物，至实而亦至虚。观照静而非动，移情则动而非静，未能达动静一如之妙，亦不能表虚实一如之妙。无字以遮为表，自字以表为遮。何处、谁家，皆所以表有处而无定处，有家而无定家。中国诗文中此类之字之多，亦所以表现中国艺术文学之此精神。西文中之“虚无”即Nothing，Void。英文此二字，空虚而无实。“自”即Only，Itself，西文此二字，又质实而不虚。西文Where，Who，What，How皆要求或暗示一答案，或表惊奇赞美之意，不如中国诗中之何处、阿谁之字，则可有答可无答，而不答即答，无惊奇赞美之意，而只有亲切相依、飘逸若仙之解脱感也。西方人言宗教上之解脱精神，必由接触上帝而得。而实则人于一切当下一念，真有所超拔，皆可有一解脱感。东坡词有“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忆二十余年前先父曾为我讲此词后二句，依依如在目前。敲门不应而听江声，即当下一念之解脱感。知此解脱感之无往而不在，可以论中国自然文学之真精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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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