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022年，于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我接触读经教育十周年；这一年，我来到了文礼书院。
在下一个十年启程之际，有必要对上一个十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这样的一个回顾，算不上一个总结，只能是一个记录，记录来时的路，让我们对得清楚，错得也清楚。
一、转了专业，遇到读经
我是怎么接触到读经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我转专业谈起。
2010年，高考结束，因为提前批，我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因为专业调剂，我进入了学前教育专业。此前，我从未想过以后当老师，更没有想过从事幼儿教育。
大学第一年，我是在各种尝试中度过的。参加了十几个社团，带了三个家教，担任学前特教班的班长，寒假没有回家过年，而是留在北京做了四份寒假工。在东奔西走中，在左冲右突里，我逐渐地发现我自己，发现哪些是应该躲避的，哪些是多余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至于哪些才是应该去追求的，彼时的我尚且不知。
直到2011年6月，大学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来北师大参加第一届公费师范生的毕业典礼，我们教育学部的同学被安排在现场比较中心的位置观礼，之后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处的邱化民老师让我写一篇心得，发到学校的网站上，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此生，立志于教育》，这个时候，我才明确了人生的方向，而后，竟真的就一直在这个方向上了。
2012年，在学了两年的学前教育专业后，经过深入了解、反复思考，我决定转专业到汉语言文学。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转走，是为了留得更久》，记录了当时的思考。也正是因为那次转专业，第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通过笔试、面试，成功转了专业之后，我从教育学部进入到了文学院，继续辅修学前教育专业，而主修汉语言文学专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第一个学期有一门课，叫“教师的基本素养”，课程老师是张燕玲老师。张老师在课程中给我们播放了王财贵教授的《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告诉我们诵读经典的重要性，并请已经开始读经的师兄张文强和谌亚军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心得体会，然后邀请鼓励我们从明天起开始晨读，时间7点20到7点50，地点主楼A718，来了签到会登记，课程成绩有加分。
我是很平静地看完《一场演讲，百年震撼》的，我们班上的同学也都很平静，没有像社会上的一些师友那样强烈的感受，不要说痛哭流涕，就连泪花都没有。但其中讲到我们经典教育的缺失，却于我心有戚戚焉。《大学》没读过，《中庸》没读过，《论语》只学二十则，《孟子》背了三四段，《诗经》读了五首，《尚书》完全不会，《礼》《乐》都不懂，《易经》更不明白，《春秋》只知有三传，内容不曾读一句。《老子》讲什么，不知道；《庄子》讲什么，不知道。唯一的安慰，就是读背了一些古诗词。可是想一想，一时之间，能出现在脑海的，就只有“春眠不觉晓”和“离离原上草”。惭愧！真惭愧！作为一名北师大的学生，尤其是一名文学院的学生，更尤其是四年后要当高中语文老师的人，四书五经不能不读，老子庄子应该要懂，因此，我决定要开始读经了。而晨读还能有加分，于是第二天早上，我便加入到了晨读经典的队伍中去了。
那时候正读《老子》，采用的是王财贵教授编写的大字拼音版本，只有原文，没有注解，每天半小时，刚好读一遍。经过一个学期的晨读，我们把《老子》读了大概一百遍。
期末的时候，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门课程的好成绩。除此之外，我对整本《老子》原文都比较熟悉了，虽然还达不到连背，但每个章节都能单独背诵了。尽管并没有看注解，但也并不是每一句都不懂，读得多了，熟悉的语句也多了，能够理解的也渐渐多了。
北师大物理楼的南边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了八个大字，是用篆书写的。前四个字印象不深，后四个字是“周行不殆”。有一天晨读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这四个字出自《老子》的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从此，这块大石头在我的眼中就变得鲜亮起来，好像有了生命一般。每次从那里经过，都会多看上两眼，并默默地把《老子》第二十五章背诵一遍，心底自然升起一种愉悦感和满足感。这是晨读经典所带给我的惊喜。
另外，还有几个附带的效应。
首先是作息更加规律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活，一般都是晚睡晚起的，晚上十一二点才睡或还没睡是常有的事儿。睡得晚了，起得自然早不了。一般都是在课前半小时起，九点有课八点半起，十点有课九点半起，上午没课中午起。我自己虽不至于如此颓废，但也很难坚持早起。我也曾早起去教九小花园里读英语，也曾一早去图书馆里看过书，还跟室友杨伟鹏一起晨跑，锻炼身体。但总是不能坚持，时断时续。而自从开始晨读经典后，便风雨无阻，天天早起，早起自然促使早睡。
其次是心里更加踏实了。大学里的课程是不规律的，生活是自由的，班级组织是松散的，与高度紧张、严格管控、争分夺秒的高中生活完全不同，因此，上了大学之后，我一方面享受着大学里的自由自在和丰富多彩，一方面又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时常的空虚。一天下来，躺在床上，回忆一下，今天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儿，竟然想不起来；一个月后，做个总结，好像这个月没有什么长进。而自从开始晨读经典后，一天下来，别的事情想不起来了，但晨读了一遍《老子》却是清楚的；一个月后，其他方面的成长是不明不白、支离破碎的，但把《老子》读了三十遍却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的。因此，每天便有了安稳感、获得感，以此便获得了抵消恐惧与空虚的力量。
最后是社交的便利与心灵的温暖。大学里的社交基本上局限在宿舍里的哥们儿、班级里的同学、社团里的伙伴，宿舍里的哥们儿常在一起吃喝但鲜能一起上进，班级里的同学只在一起上课而兴趣各异，社团里的伙伴会在一起做事却见面不易，感觉跟谁都不是很熟，跟谁心里都有隔膜，而一起晨读的同学既像是天天见面的室友，又像是每天一节早课的班级同学，还像是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社团伙伴，在这里有师兄师姐能够请教问题，还有同级同学互相帮助，大家似乎有着相似的心理认同和价值标准，即使不说话、不交流，也觉得有同类、不孤单，因此带来很大的社交上的便利和心灵上的温暖。
还有一点很特别，但于我而言很重要。
可能是因为两岁的时候被烫过，我的两只眼睛大小不一样，左眼比右眼要小一些，视力更差一些，而且左眼眼睑无力，总是半睁半闭的状态，这曾经一度让我非常自卑，尽量避免与人对视。而在晨读一段时间后，我偶然间发现我的左眼眼睑变得能够逐渐地被控制了，我可以逐渐地睁大我的左眼了，一个学期过后，我发现我的左眼变大了，跟右眼的差别很小了。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惊喜，它就像是一个恩赐，是上天给我晨读经典的奖励，让我感动和感激。这种感动和感激，可能是我最初能够支持和坚持读经的一个深层而隐秘的原因。
总之，因为希望熟悉经典的念头和课程加分的引诱，我开始晨读经典，而晨读经典所带给我直接的收获和附带的效应，让我对这一个学期的晨读感到满意和喜悦，而那特别的恩赐，则让我产生了持续读经的想法。
二、组建社团，链接“在谦”
在张燕玲老师的支持下，在师兄张文强和谌亚军等人的推动下，2012年12月22日，北师大成立了以诵读经典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社团，名为“中华诵·经典诵读协会”，首任会长是文学院2011级的谌亚军。而我们坚持晨读了近一个学期的同学，大部分都愿意继续读经，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创会会员。
我本来就有持续读经的意愿，再加上又组建了社团，成为了创会会员，所以，第二个学期我自然而然地继续晨读经典。这个学期读的是《论语》。
读了《论语》，我才知道北师大的校标“木铎”的出处。《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二十四章：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于是，每次向他人介绍北师大的校标的时候，我总是自豪地把《论语》的这一章背诵一遍。一方面为北师大与孔子的联系而自豪，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晨读的经典能够派上用场而自豪。
这种粗浅的效用和偶然的自豪感是不能够长久维持读经的热情的。人对于熟悉的人和事慢慢地是会有厌倦的。因此，渐渐地来晨读的同学越来越少了。正当我也要打退堂鼓的时候，赵伯毅老师出现了。
那是2013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社团承办了一期“在谦论语读书会”，读书会的发起人赵伯毅老师和当时读书会的核心成员赵媛媛、任群等北京其他高校的一些读经人都来到了北师大。
读书会的第一个环节是“拜夫子”。这是我第一次向孔子行礼，当时我的内心里还是有一些抵触的，感觉是在搞封建迷信。所以，我不太情愿地、身体僵硬地跟着大家“拜、兴”“拜、兴”。
第二个环节是“相见欢”，大家轮流做自我介绍。通过自我介绍，我发现这个在谦论语读书会的成员还挺多彩的，他们来自北京各大高校，年龄不同，专业各异。我们社团跟在谦论语读书会相比，简直就是像“小巫见大巫”。而我喜欢社交，喜欢认识新人，多认识一个人感觉自己的世界就大了一分，于是我对这个在谦论语读书会也发生了兴趣。
之后便是读经典、唱诗词、分享讨论。当时有人提到了《论语》中的糟粕问题，大家就此展开了讨论。我当时的想法是，《论语》中肯定是有糟粕的，但并不妨碍我们去读它，而赵媛媛等读书会的老会员则极力说明《论语》与孔子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让我和一些新接触读书会的同学心生反感，我们认为这群人是在搞个人崇拜。
虽然这次读书会的活动并不让我十分满意，但这次读书会上公布的暑期去学堂里当读经老师的活动却吸引了我。一来可以实习当老师，还有一份社会实践活动实习证明；二来可以满足继续读经的愿望，能够在一个读经的氛围中更加大量地读经；三来自己读经了，还能管吃管住，最后还有一份薪水。我感觉这样一个暑期活动一次性满足了我所有的需求，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要获得暑期读经班老师的资格，需要参加三次在谦论语读书会的周末读经活动，并且要在端午节假期去在谦学堂里参加为期三天的师资培训。无论是周末读经活动，还是师资培训活动，当时的我很不以为然。但为了获得暑期读经班老师的资格，我还是全都按部就班地照做了。
2013年7月13号，我如愿到了在谦学堂做暑假班的老师，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茹、华北科技学院的辛俊杰一起带《论语》班。《论语》班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初次接触读经的，人数也是最多的，孩子的年龄小的6岁，大的13岁。在带班之前，我是信心满满的，想着只是教一群小学生而已，以我北师大的水平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可结果并不如我所料。
在前十天的时候，感觉很美妙，看谁都很可爱，一个一个都是乖宝宝；而到了中间十天，眼里却看到一个个孩子都有问题，这个读书不大声了，那个课上开小差了， 扶得东来西又倒，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到了最后十天，则开始心烦气躁，焦头烂额，熬一天是一天，期望早点结营。
这个时候，在谦学堂带长期班的李艳青老师来我们班支援，李老师恩威并施，让小孩们又爱又怕，课上学生对她言听计从，课下她与学生打成一片，每个孩子都被她带得服服帖帖的。这让我对读经老师这个角色刮目相看，心生佩服。
8月11号，一个月的夏令营结束了，赵伯毅老师请来了王财贵教授来参加结营仪式，我是结营仪式的主持人，那是我第一次现场看到王教授，王教授一头灰白的头发，穿着一件白色的汉服，个子不高，体型较瘦，看起来有些苍老憔悴，已不再是《一场演讲，百年震撼》里的那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形象，而像是和蔼可亲的一个长者。
这次带暑期读经班的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在谦论语读书会和赵伯毅老师对我影响深远。2016年元旦，我离开北京回到武汉工作的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纪念在谦论语读书会师友的文章《微斯人，吾谁与归》，记载了接触在谦论语读书会近三年来的心路历程。
而这次带暑期读经班的经历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我的读经量大大地增加了，《论语》的上半部完成了一百遍，而且跟在谦学堂和在谦论语读书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三、负责社团，深入读经
除了我之外，北师大还有五个同学也做了这次暑期读经班的老师。他们分别是文学院2011级的本科生朱琳，2012级的本科生上官平，教育学部2012级的研究生刘军水和高涛，还有辅仁校区的自考生徐飞。徐飞和刘军水师兄被派去了上海惠风学堂，高涛师兄被派去了贵州的一个农村学校，朱琳、上官平和我是在北京的在谦学堂本部。
2013年秋季新学期开学之后，社团要进行换届，于是朱琳便成为了第二任社长，而我和上官平则成为了副社长。
如果不是因为我当了副社长，我可能也就远离了读经之路。可我当了副社长，自己要坚持读经，自不必说，而且还要引导、劝告更多的人来一起读经。
于是，文学院2013级的同学们在上“教师的基本素养”的课的时候，在他们看完《一场演讲，百年震撼》的演讲之后，朱琳、上官平和我便同之前师兄张文强、谌亚军一样，来给师弟师妹们分享读经的心得感受，并鼓励邀请他们一起来晨读。这个学期我们读的是《论语》。
2013年12月22日，是社团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谌亚军、朱琳等人的努力下，我们社团承办了“首届首都高校传统文化高峰论坛”，论坛在北师大当时最高级的会场新图书馆三楼大会议室召开，王财贵教授的妻子徐端女士、北师大文学院的张燕玲教授、方红珊老师、张蔚老师以及来自北京其他高校的一些老师，还有活动的赞助人张湘同女士，作为嘉宾参加了此次活动。我和上官平带领社团的师弟师妹们一起作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活动。整场活动下来，让我知道原来经典诵读活动不仅仅是我们社团的一项兴趣活动而已，它是一项政府与民间、学者与企业家共同推动的一场运动，这让我感到很振奋。
这场活动刚结束，张湘同女士又赞助举办了广州从化的“论语一百”冬令营。于是，我和社团部分成员，还有来自北师大文学院、教育学部、数学学院等不同专业的同学，以及来自其他高校和社会人员，一共三十余人参加了那次为期一个月的冬令营。
冬令营的场地在广州从化远离人烟的一个度假山庄，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企业家赞助的。冬令营期间王教授的太太徐端女士、北师大文学院的张燕玲老师、方红珊老师、张蔚老师、香港大学的凌友诗老师、澳门大学的一位王老师等来给大家授课或交流，而张湘同老师则自始至终跟大家在一起。
那次冬令营大家共同诵读整本《论语》一百遍，我自读了二十多遍，一共读了一百二十多遍。而来自教育学部的研究生孙猛则自读了一百多遍，一共读了二百多遍。他早上四点就起床，中午不睡午觉，晚上十一点才回宿舍，每天自读六小时左右。他对经典的热爱与他这种好学的精神让我感到震撼、自愧不如。而班上的社会人士或者人生遇到瓶颈，或者子女教育产生困惑，则无不表达了经典诵读的重要，纷纷表示与经典教育相见恨晚。
这让我觉得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大势所趋，让我为自己年纪尚轻就接触读经而感到庆幸，也让我意识到时间紧迫，要抓紧时间继续读经。
冬令营快结束的时候，张湘同老师单独找到了我谈话，她鼓励我继续大量读经，让我研读读经教育原理，并告诉我北京白羊沟有个读经教育培训学校，她可以推荐我去免费学习。
冬令营结束后，张湘同老师又带我去了深圳的梧桐山，参访了鹿鸣学堂，并在学生宿舍住了一晚，晚上我跟宿舍的学生做了简单的交流，得知他已经十五岁，背诵了《学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选》《易经》《诗经》，我感到很震惊，同时又很羞愧，作为一名大学生，一个即将要去当老师的人，这个学生所背过的书，我读都没有读过。白天与孟丹梅老师交流，孟老师说我们要做老师的人不能不熟读经典，不能不了解读经教育，否则我们不过是混碗饭吃，不能算是做教育。这次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应该去白羊沟学习的决心，不管怎么说，《孟子》必须要读到一百遍。
于是，按照张湘同老师的指引，我便联系了净小芳老师。净小芳老师给了我一个免费学习的名额，并给了我白羊沟赵老师的联系方式，让我到了联系他。
新学期开学后，我处理好了新学期的课程事宜，为表决心剃光了头发，写了一篇《拿出三个月，去读一本书》，然后就在3月10号到了白羊沟。
在白羊沟的三个月，我在精修班里学习，带班老师是徐向莉老师，学生只有五人，分别是陈亿挺、徐亚辉、徐铭第、杨朝一和我。五个人各自学习，各有目标，我完成了《大学》一百遍、《中庸》一百遍、《孟子》一百遍、《庄子选》一百遍，并读完了十二册的《读经教育研习资料》，这让我对于读经的体验更加深入了，对于读经教育的理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同。
除此之外，在此期间还有两件事触动了我的心灵，直接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一件事是2014年4月10日，我们白羊沟的所有学员一起去参加了王财贵教授六十五岁生日宴会。宴会来宾有二百人左右，大部分是各地的学堂堂主，其中有一位郭昊龙博士是武汉大学的老师，在武汉办了启明学堂，他专程从武汉到北京来参加此次宴会。这让我为自己能够参加这次宴会而感到幸运与幸福。
席间，文礼书院的十四名学生表演了中英文经典相关的节目，这十几名学生都气象不凡，在我眼里都是闪闪发光一般的存在，至今我还记得他们当年的神采。我对他们能够背诵二十万字中文经典、十万字外文经典既佩服又羡慕。这时候，文礼书院就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美好的种子。此后一提到文礼书院，一想到文礼书院的学生，我脑海中就浮现的是他们这十几个人的形象。
席后，学生和各地堂主纷纷自发地来给王财贵教授及其夫人行跪拜礼、并合影留念。王教授谦恭有礼，和颜悦色，让所有亲近他的人都如沐春风。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自然而然地尊敬王教授、感激王教授。这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人格魅力，原来一个人可以不靠权力、不靠财力、不靠体力、不靠名气、没有姿色、没有宗教、没有法术、没有神通、仅凭知识、仅凭学问、仅凭人品、仅凭仁德也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原来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人！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王教授心生崇拜，以他作为我学习的榜样。
从那次宴会后，我心目中理想的学生就是文礼书院的学子，理想的教师就是王财贵教授那样。我自勉要成为这样的学子、成为这样的教师。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我心中，影响至今，没有变化。
第二件事发生在2014年五一期间。我随着陈亿挺稀里糊涂地去参加了一次为期七天的辟谷营，期间粒米未进，只喝白水。当时我以为我要饿死在那里了，于是能不动就不动，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精神心思完全内收，回顾反省我二十三年的人生，发现以往多用心在外在，似乎没有真正地活过，跟一条狗一只猫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如果死了，除了父母亲人，没人会为我难过。我觉得我没有活出人生的价值，没有人的尊严与意义。物质上拥有的再多，在死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也毫无价值。
这次挨饿式的辟谷营让我对物质的欲望一度降到了最低点，对外在的追求与关注也少了很多，也让我见识到了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物，过去在我心目中无所不包、至高无上的科学，此时的地位已经大大地被削弱了。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最难忘的春三月》，记录在白羊沟三个月的读经生活。这篇文章后来被发表到了《读经杂志》上，从此我便把自己看作是读经圈的人了。
暑假里，因为在赵伯毅老师那里负责读经夏令营的赵连越的推荐，我去了苏州的乐谦学堂当暑期读经班老师。乐谦学堂的堂主是在汉服圈大名鼎鼎的网名为“天涯在小楼”的方哲萱老师。因此，乐谦学堂暑期班的其他的老师、志愿者大都是从汉服圈过来的，其中有一位，我们认识十天就成为了男女朋友。
她的家境、相貌、才情都要优于我，甚至在传统文化的熏染、学习、热爱上也比我强很多。她习书法、弹古琴、喜昆曲、着汉服，从小就对传统文化有着真实的热爱和修习。而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接触读经，时间不到两年，还只是熟读了几本经典原文，实际上并没有传统文化的学识，更没有传统文化的修养，也没有传统文化的技艺。而因为是在学堂这样纯净无染的环境里，我们才走到了一起，也就是说读经是联系我们的唯一的纽带。
在感情方面，我之前也有过多次不成熟的、不成功的追寻与探索，而这次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原本不可能相遇相识的人竟然走到了一起。这无疑是上天对我读经的第二次恩赐与奖赏。
暑期班结束后，我回到北京，她回到西安，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异地恋。因为她，我需要在我们共同的纽带读经上更加着力，并期待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2014年9月，新学期开始，我成为了“中华诵”经典诵读协会第三任会长。
9月9日，在第三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北师大，强调“教师职责第一位的就是传道”，指出“古代经典应成为民族文化基因”，反对“课本去中国化”。这让我更加确信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大势所趋，经典诵读是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
借着习总书记来到北师大的东风，我成为会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促使经典诵读活动成为了北师大本科生“卓越训练营”的一项常规培训活动。
北师大本科生卓越训练营是2011年4月份启动的，从全校本科生中每个班级选择一名左右营员，共计一百人左右，通过理论学习、实地考察、素质拓展、项目调研等方式，着力培养一批理想信念坚定、道德品质优秀、素质能力卓越、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我是本科生“卓越训练营”的首期营员之一，我认为“卓越训练营”所要培养的人才不能不了解中国的传统经典。于是，我主动找到了学生工作处的王洛忠老师，表达了这样的想法。王洛忠老师很赞成，很顺利地，这个活动就定下来了。
于是，十月份的时候，早晨7点20到7点50，我和副社长孟娟就带着卓越训练营的同学在北师大校标木铎前诵读《大学》，活动持续了半个月。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青年网的记者苏贺发现了我们这个活动，于是就做了追踪报道，之后北京青年报、凤凰网、东方网和人民微博等相关媒体也进行了转载。
这次活动让我感到非常得意，也让我看到了经典诵读活动的无限前景。为了让更多同学能够读更多的经典，我们社团在早读半小时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每天晚上的晚读经典半小时活动。
十一月初，北京举办APEC活动，学校放假六天，于是我去了西安，拜访了终南山书院的白梓霖老师。白老师是白羊沟首期论语一百冬令营的学员，因为弟弟的死亡，让他对于人生意义起了思索与反省，为了自己孩子的教育，他弃商从教，从城市走入的山林，与夫人侯老师一起创办了书院。书院那个时候有大概十个孩子，除了读经之外，还有才艺的学习和基础课程的学习。
白老师与我相谈甚欢，他告诉我说，当今世界有三位大德，一位是南怀瑾先生，一位是净空法师，还有一位就是王财贵教授。无论是跟哪一位学习，都够我们学习一辈子的。无缘的人遇不到也就罢了，我们遇到了，一定要一门深入，不要悠哉游哉，辜负光阴。对于白老师的话，我深以为然，铭记于心。
彼时，白老师带领书院的学生们一起学习北师大徐勇教授的蒙学课程，他对徐勇教授赞叹有加，对徐勇教授的经典教育的观点也非常赞同。他听说我是北师大读经社团的负责人，又认识在谦学堂堂主赵伯毅老师，于是很希望我能促成一次“高校学院派与民间实践派的对话论坛”，我满口答应了。
回到北京后，我去听了一节徐勇教授的课。那门课我不记得是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徐教授只有第一节课和最后一节课讲的是那门课程原本的内容，中间的所有课程都是在读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我听的那节课就是在讲《论语新解》。
课后，我便跟徐教授在教师休息室聊了聊。徐教授讲述了自己与王财贵教授之间的情谊与交往，表达了对于民间读经教育的同情与理解，还说自己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做一些不为人知的努力。至于这样的一个“对话论坛”，徐教授表示自己很难有时间精力来组织参与，如果需要交流问题可以邮件或电话联系，并给我留了他的电话。
当时我的心思还在读经上，虽对解经有了一些兴趣，但尚不以为急，亦不以为意。之后也没有再去听徐勇教授的解经课，现在想来是一个遗憾。
社团在开展了三期经典诵读营后，有四五十位同学完成了《大学》一百遍。有同学提议请个老师来讲解一下《大学》，大家就想到了孟琢老师。孟琢老师是文学院最受欢迎的青年教师之一，风度翩翩，既有学问，还很幽默，在以女生为主的北师大就如同男明星般的存在。于是，我就去蹭了孟琢老师的课，课后，我找到孟琢老师，表达了代表读经社团邀请孟琢老师为大家开一个讲解《大学》的讲座的想法。孟琢老师说下午两点半到他办公室里谈。
于是，下午2点27分我到了孟琢老师的办公室，孟老师已经在那里了。孟老师说跟老师约见，怎么能迟到呢？我不假思索地说还有三分钟，没迟到。孟老师没有再谈这个话题，然后问社团活动情况，我如实回答了读了哪些书，读了多少遍。孟老师说只这样读而不解是不行的，与其花这么长时间读，不如边读边解。我说我先把每部经典读上百遍，读熟之后再解不是会解得更快更好吗？孟老师说不会，并举了段玉裁、王念孙的观点。我顺势说请孟老师来给大家讲解《大学》吧。孟老师说，不是谦虚，《论语》他还懂一点，《大学》是真的不会讲。后来我们也没有找到会讲《大学》的人，所以之后社团的活动仍然只是读。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才发现自己非常失礼，很不虚心，真是辜负了孟琢老师的一番好意。
不久后，我发现文学院经常会有一些中小学教师培训的活动，我想可以把经典诵读加入到这个培训之中。于是我找到了文学院当时负责教师培训工作的陈珊老师，陈珊老师听了我的想法后，也很支持。于是，之后的一次教师培训活动，陈老师便安排我在正课开始前的十分钟带中小学的教师们诵读《学记》。这又一次增强了我推广经典诵读活动的信心与信念。
之后，我又接到北京的两个教育培训机构的邀请，开展经典诵读课程。
一个是想在本机构新开一门读经的课程，招了八九个学生，让我去负责上课，每天晚上一个半小时，为期两周，读的是《三字经》。两星期后，读经的课程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于是便没有再继续了。
另一个是跟一个小学合作，负责在小学里面开展兴趣班。兴趣班有三十几个学生，都是二年级的，每周一的下午，每次一节课，一节课四十五分钟，课前点名，课后整队，课上还时不时互动，真正读经的时间大概就是半小时左右，但学生们都读得兴致盎然。一个学期后，培训机构想让我下学期继续合作，但因为交通时间长，我拒绝了。
这两个推广活动，让我明白以培训课程的方式来推广经典诵读的不容易，以及在体制学校内推广经典诵读的难深入。大家还普遍地不了解读经的价值与意义。
很快，又到了寒假。寒假我又去了学堂里，因为只有这里诵读经典的时间较长，而诵读的内容较深，用王财贵教授的话就是“老实大量”。
这次，我去的是北京的泰伯学堂，泰伯学堂的创办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王谭龙师兄和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付贻玲师姐，他们是因为参加“论语一百”读经活动而走到一起的一对夫妻，年龄只比我大三五岁。
泰伯学堂在一个独栋的别墅里，硬件设施较为齐全，生活照顾也比较细致，整体氛围比较严谨而温馨。
我带的是“孟子班”，时间三个星期，把《孟子》上半部读了一百遍。班上有个学生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姑且用小明来称呼他。小明是个特殊的学生，好像是有自闭症和躁郁症，十几岁了但喜欢跟六七岁的小孩子一起玩，站不正，坐不直，爱流口水，话也说不明白，生气的时候大喊大叫，用手捶桌子捶墙。有一次课间，不知是谁惹怒了他，他一拳头把窗户上的玻璃捶破了。王谭龙师兄耐心地教导他，三个星期后，他竟然温顺了很多，后来就留在了学堂里读长期班。
这次的经历让我看到了私塾办学者的纯粹的发心和崇高的理想，以及私塾教学模式对于孩子行为矫正和品德教育的有效性。
2015年春季新学期，是我进一步与读经圈深度融合的一学期。
2015年3月10日，指引我去白羊沟读经的张湘同老师突然去世了，享年仅四十二岁。我和谌亚军作为北师大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华诵”经典诵读协会的代表，前往四川泸州参加了张老师的葬礼。来参加葬礼的除了张老师的亲人之外，读经圈的师友也占了相当的比例。我作为读经圈的师友代表在追悼会上发了言，发言稿《悼念湘同老师》后来发表到了《读经》杂志上。
这次参加葬礼让我很有感触，既为张老师英年早逝难过伤心，又为张老师仁为己任、死而后已感动不已；既有人生无常之悲情，又增推广读经之宏愿。从此，读经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件满足个人兴趣的事，还有一种告慰张湘同老师在天之灵的使命感。
5月7日，首届全球私塾联谊会在北京召开。在谦论语读书会负责本次大会的启动仪式和场务工作，我作为在谦论语读书会的首届理事会员，自然成为此次活动的志愿者之一。我们“中华诵”经典诵读协会的骨干成员——上官平、孟娟、宋淑兰等也一起成为了志愿者。
在启动仪式上有个“薪火相传”的环节，由王财贵教授拿着火炬点亮舞台上的大学生志愿者的蜡烛，然后再点亮每一个参会人手中的蜡烛。而我和樊华杰师兄则被安排在王教授的身边的位置，一左一右，像两个贴身护卫一般。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场合，我站在如此显耀的位置上，让我感到非常自豪，非常光荣。这是我自认为是所谓的“读经圈”的一员的进一步确认。
6月20日，是端午节。在谦论语读书会又承办了一个大型活动，那就是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千人诵读经典活动”。为了举办这次“千人诵读”活动，我们在谦论语读书会的理事成员经常聚在一起，大家的情感联系更加紧密了。
为了配合这次的“千人诵读”活动，我们社团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积极动员，最终我们社团组织了近两百人去参加了这次的“千人诵读”活动，为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让我觉得自己在在谦论语读书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存在，很有成就感。
很快，就到了暑假。暑假，我一如既往地去了学堂带暑期读经班。这次，我又一次去了在谦学堂。这一次，我带的是“易经”班，用了四十天时间带学生把《易经》读了一百遍。
这一次只有七个学生，小的最有六岁，大的十三岁，三个女生，四个男生，他们都是有过学堂读经经历的，所以对学堂寄宿生活比较适应，因此在生活的管理照顾上不需要太费心，只需要把全部心思放在课堂的教学上。
这个班只有我一个老师，从早上五点半带到晚上八点半，四十天下来，我对每一个学生的脾气性格都了如指掌。而我带读经的能力与心态较之以前页有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在进行读经教学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管理的心态，要恩威并施，要连哄带骗，让学生能够在我们预期的某种规范下进行读经。而这次带读经的过程中，全程就只有我一个老师，所以我跟学生是同甘共苦的，我也会疲倦，也会口渴，也会犯困，因此，我就更能够理解学生在读经过程中所谓“调皮”的表现了。
慢慢地，我由管学生读经的心态转变为带学生读经的心态，再从带学生读经的心态转变为陪学生读经的心态，再从陪学生读经的心态转变为学生陪我读经的心态。因此，我越读越喜悦，越读越开心，心中常常有一种感恩之情升起，看每一个孩子都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喜欢。
那个六岁的小女孩读经的时候读着读着就打瞌睡，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提醒她，甚至是让她站着读，后来我发现她可能是缺觉，于是就不再去干扰她，她读着读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怕她感冒，我还会轻轻地给她盖上一件衣服。而我跟其他同学则继续读书，完全不受她的影响。逐渐地，我们的教室里形成了一种轻松、自然、活泼而悦乐的读经氛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既放松而又不放肆，既自由而又能向上。
这次的暑期读经班的带班经历，让我享受其中，这种作为一个读经老师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让我至今难忘。
这期间还有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事儿。那是我们读《易经》大概四十遍左右的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我老家西南边的空地上，整个天空都是那种红红黄黄的彩霞的颜色，除了在那次的梦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美丽震撼的天空，天空中自南向北飞过一群黑色的鸟，有点像是乌鸦，我抬起手，其中一只鸟便落到了我的手上。
我以前也做过一些奇异的梦，但能够让我印象深刻到久久不能忘的，这个梦是第一个。那样的整片的红红黄黄的天空，是想象不出、描述不出的景象。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梦，但因为那美丽、绚烂、奇异的天空，我认为是读《易经》所产生的一种好的感应。
我现在回忆起来，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北师大成立了读经社团，我的读经之路可能也就只有一个学期；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我成为了社团的副社长，我的读经之路可能也就是一年而止；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我成为了社团的社长，我可能不会成为“读经圈”的一员，不会跟读经圈的师友有那么多的接触和了解，也不会有推广读经的使命感。
而我却从读经一个学期到读经一年，到读经两年，读经三年，以至于有了推广读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都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的事，一步一步促成的。这些机缘巧合的事，不是谁精心设计的，而是上天的选择、命运的安排。
四、实习工作，体制读经
上天的选择、命运的安排并没有就此停止。
2015年9月，我大四了，要开始实习了。我被随机分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中学。而北师大朝阳附属中学旁边的小区里就有一家学堂——瀚林学堂。瀚林学堂的堂主赵华老师是受到张湘同老师的影响才办学堂的，而瀚林学堂的教务主任王欢锋也是在谦论语读书会的会员，我们曾多次一起参加读书会活动。欢锋师兄建议我实习期间就住在瀚林学堂，赵华堂主也表示欢迎，于是我就住在了瀚林学堂。
北京师范大学与朝阳附属中学的车程大概一个小时，如果不是因为住在瀚林学堂，我需要早出晚归，花在路上的时间来回就得两个小时。而住在瀚林学堂，免除了来回奔波，而且吃住都在学堂里，晚上还可以跟王欢锋师兄、李丹丹老师、康崇云老师等共学读经教育研习资料，真的是一举多得。
在朝阳附属中学实习时，我被安排在八年级四班，班主任刘新老师是一个喜欢文学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王振宇老师是北师大毕业的师兄，而八四班是全校唯一的书香班级，而我是擅长数学的语文实习老师，并且有推广经典诵读的想法，这样的想法符合“书香班级”的定位，获得了刘新老师和王振宇老师的支持。于是每天早上和中午课前各20分钟，我带领八四班的同学们诵读《诗经》。
在实习期间，我发现对于成为一名语文老师，我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我对自己五年后、十年后成为一个语文名师没有什么期待。我认为教学生学习语文课本上的内容没有多大的价值。而且教学生学习这些内容对于我个人成长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越来越觉得读经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在我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给八四班的同学们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为什么让你们读经——写给我的第一批学生》，把当时我对读经教育的理解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出来。
白天实习结束，晚上回到瀚林学堂，听到学堂的小孩子们读《孟子》、背《易经》，更加觉得体制内的学生整天学些白话文太可惜了。晚饭后与瀚林学堂的老师们共学《读经教育研习资料》，研习资料中时有警策之语，总能让人精神一振。然而真正触动到我内心深处的，却不是《读经教育研习资料》里的内容，而是王欢锋师兄本人。
王欢锋师兄也是大学期间接触到读经教育，毕业之后就投身到学堂读经的教学之中，彼时已有三年了。三年来，他对于读经教育理念越加认同，对于读经教育事业越加笃定。读经老师，于他而言，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理想，一份事业，所以拿出自己全部热情投入其中，而不是普通人面对工作的那份应付而已的感觉。我也不喜欢那种应付工作的感觉，我不想找一份仅仅为了赚钱的工作，而是找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
晚上共学之后，王欢锋师兄还会就共学的内容跟我讨论，而讨论的情形往往是我只说了几句话，其他时间全是他说，说读经教育，说王财贵教授，说牟宗三先生，说新儒家，语气时而高昂，时而低沉，时而欣喜，时而悲愤。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太困了，听着听着打盹睡着了，猛然醒来，发现师兄还在说，说新儒家的伟大与不易，说得涕泗横流，我顿时感觉羞愧难当，感觉自己的文化意识和道德意识太弱了。这促使我更加觉得应该要努力推广读经。
就这样，一方面对于当一名普通语文老师的没有期待，另一方面对于推广读经教育的积极向往，这让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推广经典诵读的学校。而根据读经教育的理论，十三岁之前是最好的储藏酝酿的时期，于是我更加倾向于去一所小学。
10月8日，在谦论语读书会在泰华耕读书院举办第二次入会仪式，王财贵教授等也来参加此次活动。我作为会员代表在活动上做了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不忘初心》，回顾了在谦论语读书会成立以来的重要节点，总结了读书会的关键人物与核心精神。这次发言既是对于读书会伙伴的期许，更是对自我的一次勉励。
11月底，实习结束了，带着“初心”，我回到武汉找工作。
我老家虽在湖北，但所熟悉的范围仅仅局限在曹岗村，连枣阳县城都不了解。所以到了武汉，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的。我首先联系了武汉大学的郭昊龙老师，我们是在2014年时王财贵教授的六十五岁寿宴上认识的，郭昊龙老师在武汉植物园附近开了一家学堂，名叫启明学堂，郭老师说武汉的读经风气比较差，找工作要费些时间，如果有需要，可以住在启明学堂里。于是，我住了两天宾馆后，就住进了启明学堂里。这让我又一次感叹，读经人一家亲，走到哪里都有温暖，于是更加地对读经心生感激。
参加了几次招聘说明会，有教育局的，有中学的，有小学的，还有幼儿园的，但不论是哪个单位的说明会，几乎都围绕着“利益”这个点做介绍，要么是年薪高，要么是奖金多，要么是福利好，要么是位置佳，甚至还有把员工颜值高作为卖点的。这些条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都很有吸引力，而当时的我却怀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认为他们全无教育的理想。这些单位要么是我看不上人家，要么是人家没看上我，要么是互相都没有看上，总之后来都没有去。
后来，我看到了武汉大方学校的介绍，发现学校的教育理想、办学理念、教学方式都跟我是极度吻合，我惊叹这个学校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于是，我给学校发了我的求职简介。很快，我收到了第一轮网上视频面试的通知。面试我的是余思非校监，问了我一些基本的问题。然后就定了线下面试。
12月4日，周五，我坐了两小时的公交车，到了武汉大方学校小学部。面试我的是余思非校监、蒋学明顾问、贾雪琴校长，面试过程不长，就是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然后就去六年级一班试讲，讲的是一篇语文课文，也还比较顺利。然后就定了下周过来实习工作。
12月7日，周一，我如约到了武汉大方学校小学部，负责一年级的一个班级的经典课，余校监还让我负责编写《武汉大方学校日常礼仪规范》。经典课一周八节课，一天一节课或两节课，一节课45分钟，这对于曾在学堂从早带到晚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也果然带得得心应手，课堂上我带着二十几个六岁多的小孩子读经典读得兴趣盎然，不亦乐乎，课下他们也常来找我玩。有时候在路上遇到了，小孩子就会兴奋地喊“周老师”“周老师”，一两个小孩子的喊叫引起所有小朋友一起喊“周老师”“周老师”，这让我感到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12月9日，周三，武汉大方学校有老师的例会，这次例会是一场讲座分享。分享人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老师，分享的主要内容是《了凡四训》，并提到了准提咒，说是每周六在光谷那边都有共修活动。于是，周六的时候，我、姜凯灵、曾衍就去参加了共修活动。此后的周六日，我常常去参加共修活动，并从而走进了佛学的大门。虽还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准提咒时断时续地念到了现在。
一周后，我才发现蒋学明顾问原来是教大家站桩的。再后来，我又发现他还负责医道班。一月初的一个周六，蒋老师邀请姜凯灵、曾衍和我去他家做客，蒋老师亲手做了一桌酒菜，味道很好。饭后，大家一起喝茶聊天，然后他教我们站桩，还给我们展示了气功和法术。这些让我对中医更加相信，也对以前认为是魔术骗术的事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再后来又跟着蒋老师去了一些寺庙和道观，参加了一些活动，见了两位一百多岁的老道长，让我大开眼界，从此对道家的功法，尤其是站桩，深信不疑。因此，站桩也成了我断断续续坚持到现在的一件事。
很快就到了学期末，寒假前余校监找我和姜凯灵谈话，她想安排我们俩去中学部七年级各带一个班的语文课，经过些许犹豫后，我们答应了。余校监送了我们俩各一本魏书生的《好教法好老师》，并叮嘱我们“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寒假里，我去了云南大理的南诏书院做志愿者老师。南诏书院的创办人就是创办终南山书院的白梓霖老师。冬天的时候终南山太冷，所以白老师就又办了南诏书院，到大理来过冬。跟两年前相比，白老师显得更加洒脱，更加自在，更加幸福。我跟白老师聊了我的经历，也聊到了我的那个“奇异天空”的梦，白老师说：“不能再逃避了，上天已经告诉你了。你要承担起你的使命！”我想我的使命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推广读经吧！
于是，开学后，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进入到了中学部，带七年级二班的语文，同时我提出申请希望还能继续带经典课，学校安排我带三年级的一个班的经典课，我本来以为学校会安排我继续带之前带过的那个一年级的班，没想到给我换了一个新的班级，我提出过调班，但没有通过。这让我心里有些失落，感觉刚刚才跟那个班的小朋友建立感情，就这么被分开了。
出乎意料的情况还不止这一件。
开学前一天，接到中学部的通知说，因为一位老师突然离职了，由我来接替他当七年级二班的班主任。于是我便增加了一项班主任的工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开学三周左右，中学部的李奎胜校长找到我说，姜凯灵老师因为要带小学部那边的经典课，七一班的语文课不太能照顾得过来，由我来接替姜凯灵老师继续带七年级一班的语文课，由姜凯灵老师接替我在小学部那边的经典课，而我负责中学部七八年级的经典课。于是，我的课又一次地增多了，而且本来能够共同商量学习的伙伴也没有了。
而同时，这个学期是我在大学里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还要完成我的毕业论文，还要去北京论文答辩。这个时候我还继续着异地恋，一个月左右相见一次，不是她来找我，就是我去找她。总之，这个学期我是非常忙碌的，再加上我是一个新手青年教师，又没有一个可以学习模仿的对象，所以时时处处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整天都是忙于应对，没有时间停下来细想，没有套路地一通王八拳撑到了学期末。
一个学期下来，也很有一些“收获”。
2016年3月份的时候，武汉大方学校附近的楼盘“龙山观邸”对武汉大方学校的老师有内部团购价，在跟姜凯灵商量过后，我们一起在龙山观邸各买了一套房。从此开启了我的还贷人生。我从小到大，不是迫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向父母和亲友要钱、借钱的。为了防止断贷，我手上必须预留一年的房贷款，并力求收入稳定。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接下来的工作选择。
5月份的时候，武汉大方学校的门卫刚好有个缺，于是我就让我爸来学校做了保安。本来我想让他对武汉大方学校有更深入的了解与认同，好支持我在武汉大方学校一直干。可没想到他自己在武汉大方学校干得很好，可对我在私立学校工作仍然不赞同，经常给我传递“小道消息”，谁谁在考公务员，谁谁要考编，谁谁马上要辞职，谁谁表达了不满。虽然我对这些消息并不在意，但他也逐渐地削减了我对这里的留恋。
也是在五月份的时候，经过我夜以继日地东拼西凑、缝缝补补、修修改改，我的毕业论文通过了。论文题目是《试论小学阶段大量读经的意义》，因为这篇论文让我对读经教育的了解与思考更加深入了。
六月底，就到了学期末，我带的七年级一班的倪婉月同学获得了全江夏区语文分数第一名的好成绩，而我带的两个班的整体语文成绩却并不理想，存在着优生更优、差生更差的情况。这是因为我采用的是老师少讲、学生自学、做完题目对答案、懂的自己记、不懂问老师的教学方式，这样自然地理解能力强的、自觉的学生能够充分利用时间，而理解能力差、不自觉、偷奸耍滑的学生则因为少了逼迫和防范而更加吸收不足了。
暑假，为了能更长时间地陪伴女朋友，我又回到了北京，和女友一起去了在谦学堂带暑期读经班，而没有参与大方学校由新来的赵益清校长牵头举办的北京游学营。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让我心里觉得有一些愧疚。
而接下来的事情，则让我与学校领导间产生了嫌隙。
在上个学期期中的时候，学校推行了一种网课系统，引导学生自学自测，学生需要在平板电脑上听课学习、然后完成习题。这套网课系统在七年级两个班、八年级两个班中试行，学生自愿参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班主任介绍得太好，我们七年级二班接受这套自学系统的人数达到了28人，而七年级一班只有3人，而八年级两个班加起来也只有20人不到，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班的人数比三个班加起来还要多。这在平时学校里的时候没有问题，学生统一时间现场使用。但暑假的时候麻烦就来了，学校要求学生每天要完成语数外三个科目的规定的听课时间和对应练习题的数量，并达到一定的正确率。班主任老师负责在后台监督检查每个学生每天按时完成三个科目的网课，并将完成情况汇报给学校。
我那个时候正在在谦学堂带暑期班，从早到晚，中间只有一节课的时间休息，所以我就只能用那个时间及三餐后休息的时间统计汇报这个网课系统的事。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疫情，学生们还没有适应上网课，放假在家平板电脑拿在手里便很难监管，而且学生人数又多，大家各有各的事，完成任务的时间也不一定，因此我监管起这个事来颇费精力。
有一次，到了规定汇报的时间，我还没有完成汇报。而我的手机刚好那段时间也坏掉了，刚充满电在用的时候可能几分钟一下子就没电关机了，再充上电不一会儿就又显示充满了，另外那个时候在谦学堂在一个湖心岛上，手机信号也不太好。所以，当余校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没有接到，后来赵校长、蒋老师都给我打了电话，我也都没接到。虽然后来打回电话解释了，但可能还是给领导留下了不接电话的印象。
开学后，六年级调整到中学部了，我被安排带六年级的两个班级的语文和七年级一个班级的经典课，并任中学部经典组组长。我的心便在语文和经典上拉扯，带语文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些内容太浅，意义不大，带经典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刻不容缓。可是，经典课无论是在学生眼里还是在大多数老师眼里都只是个点缀而已，是可上可不上的，而语文课才是最重要的“主课”，才是“有用的”。这让我感到很矛盾，很痛苦。
经典课我带得得心应手。每次我去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都已经整整齐齐地坐好了，自觉地开始读起书来了。这让我很欣慰，很感动。有一次，在上经典课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百感交集，同学们读着经典，我坐在第一排的空位上，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从上课到下课四十分钟，同学们井然有序地按照以往的安排往下诵读，我就在诵读声中泪流满面，直到下课。那次哭过之后，我似乎更能够理解和钦佩王财贵教授几十年来无怨无悔、无欲无求地推广读经。
语文课我带得别别扭扭。那些课文我觉得没什么好讲，都是些可有可无的东西，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于是，我每节语文课前让学生把《大学》读一遍，读完之后再讲一些语文课本上基本的知识点，然后就是让学生做练习题，有问题提问，就问题展开讲。有一次上公开课，按说我应该提前跟学生排练排练，上一节丰富多彩互动积极的表演课，但我那时候真的是年轻气盛，心一横，演什么演，平时怎么上就怎么上吧，于是我仍然按照读经、略讲、做题、提问、答问的模式走了一遍，可教室后面坐了一排老师，学生变得不敢提问，一直到下课前几分钟才有一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整节课毫无观赏性可言，此举引起了其他语文老师和听课领导的不满。
领导找我谈了话，告诫我语文课不可以再安排读经了，接下来要把所有时间用在应对小升初考试上。我答应了，并也表达了离职的想法。
虽然语文课不能带学生读经了，但我的心思还是在读经上。在此期间，我写了一系列有关读经的文章。其中包括《体制读经大趋势》《体制学校读经的现状及发展方向》《体制学校开展读经的原因目的方式方法及评价》《武汉大方学校经典课改革的几点建议》《作为一个“大方人”的责任与使命》《高考的没落与高等教育的未来》等。
武汉大方学校这个时候正处于改革期。学校请来了原华师一附中的语文老师胡国华校长来主管学校的中小学事务，胡校长以“立大志，赚大钱，创大业”为教育口号，对学校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连学校的网页介绍都进行了全面改版，课程改革变化最大的就是语文课和经典课。语文课有独特的教材和教法，经典课被兼并削减。从此，学校就向“应试名校”的路子上一去不复返了。蒋学明老师离开了，张俊纶老师也离开了，李奎胜校长被辞退了，余思非校监也走了。曾经让我惊叹的那个为我量身打造的“大方”不在了。
平心而论，武汉大方学校是体制读经的先行者，也曾经是最有经典教育特色的学校，长期在众多体制学校中独树一帜。但长期处于体制学校的系统、环境之中，而断绝了与民间读经教育的往来，渐渐地所有标准都向体制学校对比、看齐、超越，从而淡忘或隐匿了办学初心与教育理想。经典课从每周十节，降到八节，再降到五节，再降到三节……经典课程与经典老师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
我很幸运，见证了大方最初“经典立校”的样子；我很不幸，遭遇了大方后来“应试名校”的转型。我很怀念在大方“读经”的课堂，很感谢在大方遇到教我“站桩”的蒋道长。曾经在共修点里打坐念咒、喝茶聊天让我至今难忘；曾经看《父亲南怀瑾》时，晚上梦到南师在一棵歪斜的树上盘腿飞到了天上，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好像真的一样；曾经做张俊纶老师的助教，教十几个六年级的小孩子写文言文，因此我也大胆地写起了文言文，这可真是教学相长；余思非校监、赵益清校长都让我心生敬仰，姜凯灵、曾衍、帅飚、周纯都是我修行路上的榜样；还有李余老师，曾带我们去他老家竹溪做经典诵读的推广，是我至今感念的学生家长……
在武汉大方学校的那三年，是我对体制读经关注最多、思考最深的三年。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试论体制学校小学阶段大量读经的依据》和硕士毕业论文《小学阶段开展经典诵读的方法研究》都是基于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与思考。因为这两篇论文，让我对于体制读经的问题有了比一般人要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了解。
五、公益机构，推广读经
2017年7月，我受到随州明德学堂李浩老师的邀请，在随州的四个幼儿园开展了读经教育理论的宣导讲座活动。通过宣导，我发现那些在王财贵教授随口讲出的内容，我要把它们讲出来并不那么容易，王教授随便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而我讲到一个多小时就词穷了。由此，我更加钦佩王教授，钦佩他的演讲能力。
同月，赵伯毅老师受到左敏先生的邀请来湖北捷瑞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做读经教育讲座，我也去参加了赵老师的讲座。那个时候，曾经做过福耀集团总裁的左敏先生担任了文礼书院的执行总裁，对于读经推广也很有热情。
左敏先生在湖北创办了一个公益机构，名为湖北省担当者助学服务中心，之前主要是给一些乡村学校做一些图书捐赠的活动。接触到读经教育后，左敏先生便想要将推广经典诵读作为“担当者”的主要活动，于是就招聘专职人员。赵伯毅老师向左敏先生推荐了我，于是我就去了湖北省担当者助学服务中心，担任副秘书长的职务，做了全国读经学堂发展情况的调研，主办了首届乡村教师经典教育培训活动，为期一周，地点在北京泰华耕读书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几人参加。
8月份，我和姜凯灵一起辞去了武汉大方学校的工作，到“担当者”做经典诵读推广的工作，我们一起跑了武汉的很多个高校，与国学社团建立起了联系。9月底又招聘了程正书，主要负责宣传工作。10月份主办了“百所大学，《大学》一百”的启动仪式。11月份与在谦文化书院合办了首届中西文化交流“哲山会”，12月份左右郭英也加入了“担当者”，做汉服的推广工作，着“担当者”自制汉服去文礼书院参加了三天的讲学活动。2018年1月又去参加了“致良知四合院”为期三天的培训活动，之后对湖北捷瑞汽车玻璃有限公司的员工进行培训。期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事、杂事。
总之是忙忙碌碌了大半年，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着力的方向，除了募捐了两万元左右的款项，提高了知名度之外，创造不了经济的收益。后来，左敏先生对推广读经教育的热情也衰退了，也不再担任文礼书院的总裁，“担当者”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姜凯灵、我、程正书、郭英便先后从“担当者”离职了。于是，“担当者”又重新回到了没有专职人员的状态。
湖北省担当者助学服务中心是湖北省教育厅直管的正规公益机构，跟湖北省捷瑞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在同一办公楼里，最高领导是左敏先生本人。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到“担当者”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一次拿工资的创业，在规章制度、活动项目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制定出规章制度，并创设出活动项目。但我们当时显然不具备创业的能力。既不能像其他堂主一样开办儿童读经学堂，又不能像道中书院一样做成人师资培训，也没有资金做爱读经的产品代理，只能纯粹花钱办一些宣传性质的活动，偶尔去学堂里办一个读经宣导讲座，偶尔去几个学校办一个经典诵读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一时热闹，很难持续，很难起到作用，也很难让自我生命得到成长。
不过在“担当者”大半年里，我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首先是结交了两个铁哥们儿，一个是姜凯灵，一个是程正书。我们三个在“担当者”朝夕相处，一起参加或举办了几乎所有的活动，互相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还认识了尹闯老师，一个退休了还充满教育热情的老教师，我们是忘年交；还认识了杨辉老师，武汉黄陂区雅礼书院的院长，一个资深的英语老师转型做起了传统文化教育，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其次是办了一系列的活动，锻炼了活动组织能力，尤其是“百所大学，《大学》一百”启动仪式活动，为了这个半天的活动，我们从策划、宣传、联络、组织，到协调、落实、后期跟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了开展汉服项目，我曾跟郭英老师一起采购机器、布料、跑市场、接订单，转遍了汉口北的布行。还去参加了公益组织的交流、培训活动，也大大增长了我的见识，开拓了我的视野。
再次是对自我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经典的学习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我们虽然做着经典诵读活动的推广工作，也号称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我们本身却并不是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长大的，我们本身非常缺乏传统文化的素养，琴、棋、书、画、诗、酒、茶、花，没有一项擅长的，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而经典，我自己读的也还不多，背的也还不够，理解的也浅，能讲的更少，既没有满腹经纶，也没有出口成章，更没有亲身实证，这让我们在做经典诵读的推广的时候自然缺少底气，很难让人信服。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我们推广经典就错了，而是我们还很不够，还需要更多地积累、更久地沉淀。我们自己确实很需要读经典、解经典，但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不能够及早地读经典、解经典，那么他们将会面临跟我们今天一样的尴尬。
最后是对人生有了更明确的追求。左敏先生可能是我接触的人中最有钱的人了，但实际上他的生活也很简单，物质上的享受并不复杂，这跟曹德旺先生是相似的。他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精神的追求和文化的追寻上。这使得本来对物质的追求就不是很积极的我更加坚信财富不是我追求的首要目标，而经典的学习、践行与推广才是我一生要走的路。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如理而思，依理而行——谈我人生方向的确定》，将推广经典诵读作为我一生的使命，将“《大学》一百”作为一个着力点。现在看来，当时要找一个着力点，还是太过于急切了，太想有所表现、有所成就了。
读经，绝不是为了一个捷径，读经，也不是为了表现。读经，需要长久的酝酿，需要深厚的积累。酝酿与积累，最佳的时间是从小开始，其次是当下开始，最好的地点是读经学堂。
六、学堂读经，两种模式
赵伯毅老师首先知道了我从“担当者”离职的消息，邀请我去北京，专职负责在谦论语读书会。我很有些犹豫，因为在谦论语读书会跟“担当者”一样，是一个公益组织，很难创造经济价值。但我答应了赵老师去参加周六的第三届理事会换届会议。
周二，我定了周五去北京的票。周三，我接到了刘军水师兄的电话。我跟刘军水师兄是在北京在谦论语读书会认识的，2013年夏天我们都去了学堂带暑期读经班，我在北京的在谦学堂，师兄在上海的惠风学堂。2015年刘军水师兄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就去了惠风学堂当起了学堂读经老师。之后，我们便很少联系，没想到这次联系后师兄言辞恳切地让我去北京之前务必先到惠风学堂，跟他见个面。
我照做了。周四，我到了惠风学堂。刘军水师兄和姚玲丽老师一起开车去车站接我，让我感到受宠若惊。
学堂在昆山千灯镇绿色硅谷里的独栋别墅，自然环境非常好，鸟语花香，远离闹市。学堂内的布置非常典雅，教室里有书画，讲台上有插花，地面干净，桌面整齐，整个学堂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饮食上荤素搭配，住宿是六人间上下铺，每个宿舍有独立的卫浴。与众多学堂不同的是，惠风学堂周末双休，学生放假回家，老师也能休息。总之，学堂的环境、设施、制度，都是非常人性化的。
我到学堂的时候，刚好是大课间，学生们正在自由玩耍，有打羽毛球的，有踢足球的，有踢毽子的，老师经过的时候，学生们都会鞠躬问好，很有礼貌。坐下来聊天，姚老师分别向我介绍了惠风学堂的发展历程，刘军水师兄介绍了自己在惠风学堂的成长与感受，他们一致地邀请我来惠风学堂。我也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于读经教育的认识，我也想做读经老师，但我恐怕自己做不好，做不到刘军水师兄那样。姚老师说只要我愿意，我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读经老师。刘军水师兄说我资质比他好，而且姚老师是一个非常包容、从谏如流的领导，跟着姚老师可以学会很多东西。我很心动，但还是想去北京跟伯毅老师见个面。
到了北京，又一次参加了在谦论语读书会，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读书会小伙伴，大家在一起读经典，吟诵诗词，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还是以前那种熟悉亲切的感觉。最终，我还是决定去惠风学堂做一名读经老师。一是因为我对自己推广读经的能力没有自信，不擅长读经理论的宣导；二是因为我自认为我缺乏开拓的能力，不适合在一个创业型的机构；三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沉淀下来学习，希望有一个单纯安静的环境。另外，当时女友正在杭州读研，离苏州不远，而苏州又是她最喜欢的城市，这也让我更加倾向于在江浙沪一带。
参加完读书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北京，到了苏州昆山惠风学堂，开启了我四年多的学堂生活。
严格地来说，我当全日制学堂老师的时间只有两年，而这两年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一种是老实大量“纯读经模式”，一种是读解并行“崇儒模式”。
2018年3月底，我到了昆山惠风学堂耕读部。惠风学堂有两个部，一个是六岁以上寄宿的耕读部，在苏州昆山；一个是六岁以下走读的蒙学部，在上海嘉定。耕读部的负责人是姚玲丽老师，蒙学部的负责人是姚玲华老师，两位姚老师是双胞胎姊妹，我们一般称姚玲华老师为“大姚老师”。
刘军水师兄在我到惠风学堂后一周左右离开了惠风，回了江西老家。在师兄回去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对自己三年的读经老师经历做了一个总结，反思了读经教育实践中的优劣得失。这篇文章为惠风学堂后续的改革奠定了一个基调。我接了军水师兄的班，带的是八岁以上的大班，负责中文读经教学。第一个学期，基本沿用了以前的教学模式，老实大量纯读经，以包本背诵为目标。
在带班的过程中，我也逐渐地发现了刘军水师兄所反思到的问题。
首先是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常识和文言文常识的缺乏，于是，我们每周加了一节“经典选讲课”，选讲了《大学》和《论语》的部分内容。开这样一门课，本来是为了给学生做一个经典方面知识的普及，但受益最大的还是我自己。虽然现在看以前讲的内容非常浅显，甚至是错漏百出，但那个时候却极大地提升了我讲课的能力和对于经典的理解与加工能力。
第二是写字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欠缺。尽管很多孩子读了、背了几万字的经典，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一些基础字词的认读、书写、运用并不熟练，尤其是从小读经、没有体制学习经历的孩子，写字和写作的能力尤其弱。于是，我们要求学生做笔记和写作文，每天听讲或观听音视频的内容要做笔记，每天要写作文，写日记。
第三是表达输出的能力锻炼少，不仅仅是学生，老师也是如此。于是，我们在三餐的时候会听一些传统文教育的音频，一般是刘宏毅老师讲解的内容，一边吃饭一边听，听完之后，学生要一一地给老师复述音频中所讲解的内容。老师则就音频内容与学生互动讨论。
尽管如此，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那就是学生的出路问题。在体制内学习，就如同一条流水线，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条线往上走，比较清晰明确；而在私塾里学习，则还比较模糊笼统，除了背诵三十万字去文礼书院外，就只能在某个阶段回归体制进行接轨。背诵三十万字去文礼书院，从理论上说是人人都可以的，但实际上却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首先是长久而坚定的信念，最主要的是家长要有长久而坚定的信念，其次是学堂堂主和老师要有长久而坚定的信念，再次是学生本人有长久而坚定的信念，这个“长久”的时限至少是三年，这样才能够完成三十万字经典的背诵任务。其次，家庭要有相当的财力，至少要是中产之家，学堂读经的费用一年大概5万，进入书院后的费用一年大概4万，学堂读经至少三年，书院的学制是十年，而从书院毕业后也不一定能够有收入，这不是一般家庭可以负担和接受的。再次，敢于与众不同的勇气，尤其是敢于与自己的亲友圈不同。在整个话语体系都处于体制教育中的环境之下，一般的家长，如果被人知道孩子八九岁没有去上小学，还勉强可以应对；如果被人知道孩子十三四岁没上初中，就会觉得尴尬；如果被人知道孩子十六七没上高中，就会觉得恐慌。所以，一个让孩子长期读经的家长，要么能够有改变整个亲友圈对读经的认知，要么是对亲友圈进行选择性屏蔽和欺骗以达到两相无事，要么与原有的亲友圈断绝关系而带着孩子融入到读经圈内而报团取暖。最后，要有相对宽松的、容忍社会多样性的环境。社会环境是动态变化的，有时候会鼓励支持传统文化，有时候会打压毁灭传统文化；有时候会鼓励支持民间办学，有时候会限制禁止民间办学；有时候会放开民间活动，有时候是收紧民间活动；有时候会赞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时候会树立一个核心一个权威……所以只有某个时间段的孩子是有客观条件进入到文礼书院的，也只有某个时间段文礼书院是允许客观存在的。所以，一个读经的孩子，要一路读经进入到文礼书院，其概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我当了四年多的读经老师，接触的读经学生有一两百人，但进入到文礼书院的只有黄诗棋一人而已。这还仅仅是进入到文礼书院，能够坚持在文礼书院，完成十年学制的，目前一个也没有。
因此，一般人在对于传统文化的朦胧热情的鼓舞下，一跃而上，暂时脱离现实的束缚，投身到读经教育之中，一开始并未有确定性的长远考虑，但一般到三年左右的时候，激情便会消退，现实的考虑便越来越清晰，于是会发现“文礼之路”不可行，或者是觉得自己不行，或者是觉得文礼书院不行，总之会产生另谋出路的想法。
另谋出路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私塾改良的路线，一条是回归体制的路线。
走私塾改良路线最为成功的是广毅老师主持的崇儒书院。早在2017年左右，崇儒书院就形成了“四等十科制”的教学模式。其以经史合参、经注齐读、读解并行、目标管理、循序渐进等为教学方法，学生年龄从6岁到18岁分为四个班级，每个班级一位主班老师，全面负责班级的教学工作。
2019年元旦，我和姚老师便去了崇儒书院参访学习，顺道去了春耕园做了了解。从崇儒书院回来后，我们就开始酝酿下个学期的改革。
新学期开始，我们就让部分学生开始读、背、解、默蒙学经典《幼学琼林》和英语《新概念》，以切实提高一些学生的基础能力。而这个时候徐州的华夏学宫被曝光，华夏学宫被关停，事件持续发酵，国家发布了禁止私塾学堂的公告。
于是从三月份开始，昆山惠风学堂耕读部就频繁地受到政府的检查，要么是查消防的，要么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么是教育局的，要么是工商局的……经过了几番躲避之后，惠风学堂还是没有躲过搬家的命运。
2019年3月29日，惠风学堂耕读部从苏州昆山千灯镇搬到了上海浦东惠南镇。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学堂搬家，第一次感受到办学堂的不容易，第一次感觉到姚老师变得憔悴了。
现在想来，学堂搬家前前后后那么多事，可除了搬家那天老师们出了些力，其他全是姚老师默默无闻地做好了。一件伤筋动骨的大事，被姚老师化解得云淡风轻，姚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以柔克刚、举重若轻的人。
学堂搬家之后，财物上的损失自是不小，学生的流失伤害更大。学堂搬家造成的生源流失是难免的，但好在惠风学堂耕读部的学生都是因为认可姚老师个人才来的，姚老师到哪里，学生们就会追随到哪里，所以大部分的学生都很自然地跟着学堂迁移到了上海浦东。而有一些学生确实因为地域原因，不能跟随学堂迁移。
姚老师本人也因为学堂的搬迁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姚老师的家在上海嘉定。之前学堂在昆山的时候，姚老师开车回家只需要五十分钟左右，而学堂搬到上海浦东之后，虽然同在上海，但从浦东到嘉定，要从北往南穿越整个上海，单程就需要两个小时。每周姚老师都需要从浦东到嘉定往返三次，一早天没亮就开车到学堂，晚上天黑后才开车回家，仅仅路途上奔波辛劳就已经远远地超负荷了。但到了学堂里，她依然是活力满满，依然是笑容满面，依然是思虑周全。姚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全心全意地办学堂的人。
到了浦东之后，学堂更加倾向于读解并行的崇儒模式了。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学堂返回体制学校，我们发现必须要让他们在离开学堂回到学校之前提升他们的听、说、读、写、算等基础能力，否则当他们回到体制学校的时候，会有一段比较艰苦的适应期。而学堂里现有的学生都是短期读经要回归体制的，因此，接轨体制成了我们接下来的重要工作。
除了采用读、解、背、默的方式学习经典外，我们每天晚上的时间都拿出来，让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语数外课本的学习任务，也就是做好每个孩子随时回归体制学校的准备。另外，姚老师还请了专业书法老师宁宁老师每周来教孩子们写软、硬笔书法，并鼓励大家参加书法等级考试。对于几个年龄稍大的孩子，我们组织大家收听孔阳国学堂的历史和经典课程。
就这样进行了两个学期。
2020年1月，正值寒假的时候，武汉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紧接着，全国各地都采取了封闭措施，各地的学校都不能够进行线下教学，只能网上授课。学堂自然也是如此。如此一来，学堂巨大的陪伴优势就没有了，于是只能开设一些免费的知识讲解的课程，以此来维系着与学生的联系。
三月底，从昆山搬到浦东刚好一年，房租到期了，而疫情仍在继续。于是姚老师就建议学生们各自回归体制学校，几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则介绍去学中医了。惠风学堂耕读部就此解散了。学堂物资集中搬到了嘉定的惠风学堂蒙学园。
至此，我在惠风学堂整整两年了。
这个时候，我也考虑过离开惠风，换个工作，我考虑过回武汉，也考虑过去杭州。
可是，此时的我实在无法接受一个与经典教育没有关系的工作，除非我不当老师，不做教育。要当老师，我只想做一个经典老师，要做教育，我只想做经典教育。可我不做教育，不当老师，我又能做什么呢？既没有好的体力，也没有什么技术。其他的，我也做不了。
而不管是武汉，还是杭州，我都没有找到比惠风学堂更加用心做经典教育的机构，我也找不到像姚老师这样务实负责、宽容贴心的领导，而且我也找不到比惠风学堂更好的工作环境与更高的薪资待遇的地方。
惠风学堂的环境布置非常优雅，古色古香。同事们也亲切真诚，如同家人。在教师的薪资待遇方面，跟同行业相比也更为优厚。我2018年3月到惠风学堂的时候，姚老师给我的工资就是6000一个月，还缴纳五险，这比我在“大方”和“担当者”还要高；不久后就升到了8000元一个月，这在读经圈里已经算是高工资了；过了一年左右，姚老师又把工资给我升到了10000元，这一方面让我感觉受之有愧，一方面让我更加不忍心、不舍得离开。
在惠风学堂耕读部的两年，是规律、充实、快乐的两年。每天早睡早起，中午还有午休。三餐定时，荤素搭配。第一年，跟学生一起读经，完成了《诗经》《古文选》一百遍。第二年，跟学生一起解经，完成了《幼学琼林》《论语》的解读。第一年，经典选讲课，促使了我讲解经典的尝试。第二年，文言文写作课，促使了我教写文言的尝试。疫情期间的网课，促使了我“中国神话与中华精神”“《孝经》与孝道”“作文的道与法”三个线上课程的诞生。而这些为我后来的收费线上课“《小古文100课》精讲”“《易经》入门100讲”以及后来的周末班、冬令营课程都奠定了基础。
七、周末读经，课程研发
2020年6月初，上海的幼儿园和培训机构开始复课，我从杭州回到上海。6月6日，一场谈了六年的恋爱画上了句号。每天多了不少可以自主的时间，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于是，我开始听起了“孔阳国学堂”的网课，购买了一年的会员，如饥似渴地听课，听王舒墨学友、张珂学友、王兆珅学友的分享。
孔阳国学堂里的课讲的最多的就是“儒者”“做工夫”这些字眼儿，我知道我自己算不上一个“儒者”，也没有“做工夫”，但我始终也没有听明白怎样才是一个“儒者”，怎样才算“做工夫”。而要明白这些，要在高阶的“工夫课”里才能学到。
这个时候，我又认识了苏州的吴执中老师。执中老师也是一个九零后，那个时候开学堂已经六年了，是一个年轻的、资深的办学者和教学者。执中老师能诗能文，好读书，善编书，会教书。在与执中老师的交流中，我发现自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我迫切地觉得我需要拜师，我需要多读书，我需要提升自己的学问。
在孔阳国学堂和吴执中老师的激励下，我的愧耻之心被引发了出来，有种要发愤图强的劲头。于是，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自然地醒来了，开始看书。一边看一遍批注，看完了唐文治先生的《论语大义》和《孟子大义》，还看了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晚上就听孔阳国学堂的“论语解读”网课音频。一个人开始学习，就会产生疑问。看书有疑问，我就问吴执中老师；听课有问题，我就问王舒墨学友。
在吴执中老师和王舒墨学友的夹持下，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以成圣成贤为毕生目标，以接续儒门为人生使命，以经典教育为终身事业。这个时候，我想要拜吴执中老师和孔阳先生为师，于是写了一篇《立志帖》作为自介文。《立志帖》写好后，发现道理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刻意去拜师，做好当下的事情就可以了。
七月份的时候，惠风学堂的夏令营开始了。我又全副身心投入到教学之中了。
这次的夏令营与学堂以往的冬夏令营很不一样。以往的冬夏令营的学生主体是我们学堂自己长期班的学生，参加冬夏令营的学生只是中途陆续插入到我们原有的班级之中，接受学堂封闭式管理。因此，这些冬夏令营的学生只是在我们原有的教学体系中顺带着教教，而在学堂的环境熏染之下，在经典的浸泡之中，一个冬夏令营结束，他们也会很有收获，很有改变。而这一次，我们没有基础学生，没有环境氛围，我们只能够在课程上下功夫，我们的课程宣传要显得“高大上”，要能够被一般的大众所理解，我们的课程设计要“短平快”，要能够让一般的学生当天就有获得感，以此来争取家长肯报名，学生肯上课。
于是，那次的夏令营，我们设计了四期，每期两周，课程以经典和历史为主，采用的是经史合参、读解并行的方式。每节课都有独立的教学目标，每一期的课程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与完整性，而四期之间又保持一种延续性与完整性。
九月份，在夏令营课程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启了周末班。
周末班的课程比夏令营的要求更高。每周只上一节课，一节课只有一个小时，要在这一个小时里让学生有所收获，所以每节课都必须拿得出手。而且惠风书院的周末班有家长共学的传统，家长跟孩子在同一个教室里听课，所以，我们的课程环节要环环相扣，课程内容要有深有浅，课堂气氛要轻松活跃，课堂照顾要面面俱到。
那个学期的周末班，是我第一次开周末班，对于个人定位和市场需求都尚不清楚。于是，那个学期的周末班我同时开了四门课，经典课、历史课、古诗文课、名著阅读课。周六周日都是上午两节，下午两节，排得满满当当。
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经典课和历史课是我自己最得心应手的，也是最受家长和学生欢迎的。于是，我就设计了经典和历史课程的三年规划，从2020年秋季周末班规划到了2022年春季周末班。经典课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核心，历史课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核心。
后来的周末班和冬夏令营大体上就是按照这个三年规划实行的，从2020年的夏令营到2022年的冬令营，我带着学生解完了四书、读完了前四史。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课程设计的能力，积累了经典与历史相关的知识。
这个三年规划之所以能够实行，除了我自身有计划、有执行的意愿外，还全靠外部环境的支持与配合。
首先是两位姚老师的开明与包容。对于我的周末班、冬夏令营，姚老师从来不会有什么干涉和要求，教学上全部都是按照我的设想来。而在收益上，姚老师也是非常大方的。从我2021年5月份结婚成家后，姚老师便采用五五分成的方式结算我所带的周末班和冬夏令营的薪资。
此外，还有我的妻子陈立的理解与付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生活情趣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生活兴趣的人，天生就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性格，不喜欢游山玩水，也不喜欢逛街吃喝，就只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带学生读书，教学生做题，跟学生玩耍。所以，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我的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心思都是花在学生身上，很少会顾及家人和生活。生活上都是我的妻子陈立默默付出，无怨无悔，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和我一起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不仅如此，在教学上，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助手，课堂拍照片，课下做视频，陪学生玩耍，跟家长沟通。因为有她在，我才能更安心在教学上。
最后，还有家长和学生的信任。惠风学堂的家长不仅仅是学生家长，还有一种亲人的味道。我和陈立结婚的时候，是在上海办的汉服婚礼，婚礼没有邀请很多外地的亲人朋友，来的主要是我们的学生和家长。虽然现在我不在上海了，但与上海的学生和家长，还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感情。
周末读经班是社会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学习经典的方式，对于学校教育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是一项比较适合全社会推广的模式。
对于学生来说，周末及寒暑假读经班是一次很好的接触经典教育的机会；对于老师来说，周末及寒暑假读经班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自我、提升自我、教学相长的机会。
但是，要说真正的教育、教学，我认为还是要当私塾先生，进行因材施教。
八、因材施教，私塾先生
2020年的夏令营结束后，我的工作重点便放在了周末班上。但与此同时，我很偶然地、很自然地开始了另一种私塾教学的实践，那就是一对一的因材施教。
本来惠风学堂耕读部关闭之后，姚老师便不再打算继续做六岁以上学生的全日制教育。但还是有一些家长找到姚老师，希望把六岁以上的孩子送到惠风学堂来全日制学习。姚老师全部都拒绝了，但有一个学生是例外，他就是陈思源。
陈思源是出生在美国的台湾人。他父母长期在美国生活，对于孩子的教育比较开明，比较不注重体制内的学习和考试，希望孩子走一条体制外的路。陈思源六岁的时候回到大陆，一二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到了三四年级成绩就有所下滑，五六年级的时候就跟不上了，到了七年级的时候，更是不堪重负，升学无望。在接触到惠风学堂后，陈思源及其父母都比较认同，并且愿意断绝在体制内的学习。
2020年暑假的时候，陈思源来惠风学堂参加了一期夏令营。九月份的时候，他便来跟我全日制学习了。
虽然在此之前我教过很多学生，算是一个比较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但是这次带陈思源，才让我明白老师的另一层含义。
以前我当老师，基本上都已经有了各种教学制度和规范，老师面对的是一个班，老师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现有秩序的维护者，是班级的管理者。所以，这个时候的老师所面对的对象，首先不是一个一个的鲜活的学生，而是由一群学生组成的班级组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老师他是在“带班”“教班”。
现在我带陈思源，没有任何现成的规章制度，一切都是由我来建立。而在建立规章制度的时候，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客观的班级、一个无生命的组织，我面对的是一个人。因此，我不需要考虑什么班级如何如何，我只需要考虑陈思源这个人如何如何。这个时候，我才是在“带学生”“教学生”。
我一个人从早到晚带陈思源一个人，所有的设计都是我一个人来考虑陈思源一个人。除了考虑我们俩之外，没有任何的限制和需要照顾的地方。因此，在此教学过程中，我是尽我所能地来提升陈思源不足的地方。
我带他读经，带他解经，带他读历史，带他读名著。我陪伴他学书法、学国画、下象棋，我指点他写作文、演讲表达，甚至我教他如何与人打招呼、训练他如何正确地走路……总之，事无巨细，不分学科，不分深浅，不拘形式，不分课上课下，只要是我有的，只要是我会的，只要是我发现的，只要是陈思源没有的、不会的、欠缺的，我都会教他。也就是说，我是用我整个生命来影响他整个生命。
就这样，过了一年。这一年里，陈思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内到外，都有成长与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他父母以及亲人可以观察到，也是他自己可以明显感知到的。这让他和他的父母更加坚定地走私塾教育的路。
经过这一年，我自己也成长很多，对教育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对经典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
到了第二年，2021年9月份，学堂又来了两个同学，他们分别是葛天乙和王九洲。他们俩是同学，之前在同一所体制学校上到小学二年级，后来去了同一所学堂读经典，现在同样想重新回归体制。
虽然他们俩的经历很相同，但是他们的性格特点、能力素质却很不一样。
他们俩都是读经五年，王九洲包本背诵了三本经典，葛天乙却只包本了一本《学庸论语》。葛天乙能够写出五六百字的作文，而王九洲却只能写一百字左右。王九洲踏实，葛天乙灵活；王九洲生活技能较差，葛天乙生活技能较强。总之，同样是读经，但他们最后所呈现出的结果与状态是差异巨大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人与人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读经只是现有基础上的改善，只是增加成圣成贤的机会，并不是说就能够保证结果如何。所以，对于读经教育的理解与接受，不可以从现实表现的结果上来看，而是应该从道理上进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王财贵教授宣导读经很少讲例子、讲成效、讲表现的原因。
王九洲和葛天乙来了之后，加上陈思源，我就开始带三个学生了。三个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学习目标不同，学习安排也不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进度、教学检测也都不一样。
有了一对一带陈思源一年的经验，我仍然采用的是一对一的教育模式。除了作息时间表是一致的，晨读经典和体育锻炼是一起的，其他时间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内容与进度。
经过一年的学习，葛天乙将体制内的功课补到了八年级，并顺利回归体制；王九洲则在表达能力、动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跟之前相比也是进步巨大。
2022年2月中旬，又有三位同学来到学堂，一个是五年级的，一个是七年级的，一个是八年级的，他们之前都是没有接触过诵读经典的，在体制学校里都是学习成绩比较差、学习动力弱的学生。
3月初，上海嘉定疫情爆发，不久整个上海就封城了。于是，我就跟六个学生一起封闭在了学堂里，吃、住、学、玩全部都在学堂，整个三个月的时间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
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每一个孩子的性格都展露无遗，我能够看到每一个孩子的优点、缺点，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因此，每一个孩子才能够学到在体制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才能够获得在体制学校里获得不了的成长。
有的孩子更加自律，有的孩子更加活泼，有的孩子更加健康，有的孩子更加独立，有的孩子个子长高了，有的孩子体能变好了，有的孩子睡眠变好了，有的孩子态度变好了……
这三个月的经历，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私塾教育的必要性，私塾教育可以对每个学生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因此可以开展更加灵活有效的教学。私塾教育才最能够体现出教育的本质，那就是人对人施加影响。
私塾教育首先要求的是私塾先生的人格，其次才是学识。私塾教育要求私塾先生自身要完整地呈现在学生面前，私塾教育要求私塾先生要完整地了解每一个学生。私塾教育要求私塾先生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学生的成长，而不是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私塾教育要求私塾先生对每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有充分的了解。私塾教育要求私塾先生对每一个孩子的未来有所关心。
因此，私塾教育要求一个完整的人完整地负责另一个完整的人。这样才是《中庸》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的工作。而现在的适应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班级授课制的教育模式，每一个教师只是负责众多教育环节中的一环，而且同时还有好几个人同时负责这一环，因此，每一个教师都没有办法完整地了解一个学生，而学生也没有办法完整地了解每一个老师。老师就像是车间里的一个装卸工，而学生就像是车间里的一个工业品，好像有很多老师教育学生，好像有很多老师为一个学生负责，可是当一个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教师能够站出来说这个学生是他教的，他应该对这个学生的问题负责。没有一个老师能够为学生负责。所以，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上大学，好像有几十上百个老师，可是又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老师。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不是很可悲吗？这种情况不应该稍作改变吗？一个真正关心教育的人不应该另辟蹊径吗？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确立了做一名合格的现代私塾先生这样的职业定位。所谓合格的现代私塾先生，就是他既要了解体制学校里知识类的课程，又要拥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还要有对人性的体贴和教育的敏感度。于我而言，我从小学一路读到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体制内课程我已经基本了解了；我从2012年开始接触读经，到2022年，十年时间，我完成了《学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选》《易经》《诗经》《书礼春秋选》《古文选》等二十万字中文经典的100遍诵读，也算是有了一点传统文化的底子；而对于人性的体贴和教育的敏感度，除了天生的成分外，就需要对于教育、文化、人生、哲学有系统的认识和充分的把握。在这个方面，我认为自己是比较欠缺的。要补足这一点，我认为要系统地读读经教育首倡者王财贵教授的《六五文集》和哲学巨匠牟宗三先生的《牟宗三全集》。
于是，在我心里，一直都有要读完《六五文集》和《牟宗三全集》的愿望，并把它作为我人生必定要实现的一个目标。
六月份，上海终于解封了，但防疫政策依然存在。本着对学生和老师负责的态度，由于防疫政策的不确定性，基于房租等成本开支的情况，两位姚老师决定停办惠风学堂。于是，2022年6月16日，存在了十七年之久的惠风学堂关闭了。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幸运，从2018年3月成为一名私塾先生开始，就遇到了惠风学堂，遇到了两位姚老师。惠风学堂是真心做教育的学堂，姚老师是真诚而宽容的领导。
这四年里，我们从昆山千灯镇搬到浦东南汇镇，又从浦东南汇镇搬到了嘉定马陆镇；这四年里，我们经历了老实大量全日制，经历了读解并行周末班，经历了经史合参寒暑假。然而，2020武汉疫情，我们关闭了住读部，2022上海疫情，我们又关闭了蒙学园，疫情反复不断，政策变化莫测，惠风学堂彻底关闭了。
回望这四年，我感到非常充实，非常幸福。我参与了经典教育的多种模式，我明白了因材施教的具体方式，我还在这里与陈立女士结为夫妻、办了中式婚礼……总之，我很感谢在惠风学堂四年半的工作经历，感谢刘军水师兄的引荐，感谢姚老师的包容指导，感谢同事们的相亲相爱，感谢同学们的陪伴成长。
九、文礼书院，亲炙先生
六月中旬，我偶然看到文礼书院七月份有“家庭教育之道”公益成长营的招生公告，心里便萌生了去文礼书院看一看的想法。我上一次到文礼书院还是2017年的时候，已经五年没有再去文礼书院了。如今处在需要重新选择工作的节点上，我很想到文礼书院去看一看，跟王财贵教授聊一聊。于是，在黄诗棋妈妈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报名了公益营。
七月中旬，我和妻子陈立一起前往文礼书院，准备参加为期七天的公益营。当我们从丽水坐上大巴到竹里的时候，张俊纶老师已经准备了饭菜，并安排其助理薛静老师开车到竹里路口接我们。
我和张俊纶老师相识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我们都在武汉大方学校中学部，在同一间办公室。我那时在中学部教语文，同时任中学部经典组组长；张老师带文言文写作班，教十几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写文言文，我给他当写作班的助教。
张老师是一个把文言文写作融入到生命中的人，他坚持写文言文日记，四十余年，不曾一日间断。他教孩子们写文言文的时候，精神饱满，全情投入，哪怕是对牛弹琴，依旧是一丝不苟。
记得有一次，张老师教同学们写游记，于是就带同学们去学校附近的青龙山游览，边游览边讲解写作的方法。同学们都是六年级的小朋友，正是活泼好动、不知所畏的时候，一路上男男女女、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张老师并不生气，依然给大家讲着这是什么花、如何描述它。半途，天空下起了小雨，同学们作惊恐状，要找地方遮蔽，而张老师仍不以为意，根本不把这雨滴放在眼里，还是那样从容激情地讲着。这个画面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
从此，我便认定张老师是一个可尊敬的师者。然而，一个好的老师，遇不到好的学生，是可惜的；一个好的学生，遇不到好的老师，也是可惜的。
于是，2017年5月，我带张老师和姜凯灵一起参访了文礼书院，与王财贵教授和杨怀仁老师进行了半日的交流。后来，张俊纶老师便来到了文礼书院，在书院的支持下，全球唯一的纯文言杂志《文思杂志》应运而生，实现了张俊纶老师一直以来的梦想。后来，张老师开始带文礼书院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写作文言文，感受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
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也开始尝试着写古诗、写文言文，其中《论语一百颠末记》《惠风西河记》《家慈小传》《明志帖》等四篇发表在了《文思杂志》上。
时隔五年，我和张老师在竹里再次相见。久别重逢，我们互相讲述了近几年的经历。张老师建议我也到文礼书院来，他说这里确实是用功读书做学问的地方。我坦言张老师在文礼书院可谓是“得其所哉”，而我来此既不够格做学生，也不够格做老师，可谓是“无所适从”。张老师鼓励我说，我在书院肯定能够有用武之地，就看我自己愿意不愿意。
饭后，我和陈立便去培训部报到，张老师送我们到楼下，正巧遇到了子正老师。子正老师开着车，说捎带我们去报到。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子正老师的车。
子正老师也是老相识了。2017年的时候，我在“担当者”组织“百所大学，《大学》一百”的活动，子正老师所在的“读经杂志”作为支持单位赞助了几百本《读经杂志》和一百件改良版汉服上衣。后来，子正老师便到了文礼书院工作，任书院班的班导师。他的父母也都到了书院，在后勤部工作。再后来，子正老师在书院娶了妻，生了子，整个家都安在了文礼书院。
子正老师听说我们是来参加公益营的，感觉很诧异，他说公益营针对的是读经圈里的“小白”的，像我这样读经圈里的“老人”，应该去参加讲师营。后来，到了培训部，见了培训部的刘书华老师，子正老师同样是建议我们去讲师营。刘书华老师也是从各个方面对我们进行了好一顿劝说，于是我和陈立便先后转到了为期十五天的讲师营。
这一期的讲师营很特别，学员几乎全部是壬寅年入读文礼书院的新生家长。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青少年营，一百多个学员几乎全部是当年要入读文礼书院的新生。因此，这一期的讲师营是最为隆重的，也是最受重视的，十五天里，王财贵教授来我们教室讲话了三次以上，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或遇到他，这在之前的营期里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上课的地方在村民中心三楼，与书院班的教学楼只隔一个竹里文化广场。早晨的时候，王教授一般会在竹里文化广场打太极或散步，往往会被学生或家长围上去请教问题。我虽然一直都想跟王教授聊一聊，可我始终鼓不起勇气，怕自己的问题太幼稚，浪费王教授的时间。所以，我每次都是去听，听别的师友与先生交流。这样经过了三四次后，我们的带班老师周杰老师鼓励我，让我珍惜机会，大胆去问。在周杰老师一次次的鼓励下，在结营前三天的那个早上，我终于向王教授讲了我读经十年的经历，并表达了我的困惑，如今各地的学堂和书院都面临着一些困境，在此情况下，作为一个以经典教育为终身志业的我该何去何从。王教授说：“你来书院啊！书院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把书院做好！五六年后，这里将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嗯，你来吧！”王教授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目视前方，语气和缓而坚定，似乎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似的。我应声道：“好！”于是就决定下来要来书院。
在十五天的讲师营期间，依照泛读、精读、研读、讲读的流程，我能够很清晰地把王教授的演讲复讲一遍了，而且在学习主题篇《当代新儒家及其志业》的时候，我被选为“引路人”，在一百多人面前进行演讲测试，得到了师友们的一致认可。
后来，培训部杨元正部长和刘书华老师多次找我聊天，我表达了自己想要系统读完《六五文集》和牟著这样的目标，他们都强烈建议我入职文礼书院培训部，因为培训部的主要课程就是“文集”和“牟著”，而且采用的是素读加研读的方式，这样读过后，一定会功力大增。我深以为然，于是便决定入职培训部，计划两年内把“文集”和“牟著”读完。
8月20号，我便如约再次来到文礼书院培训部，26号办理了入职手续，正式成为了文礼书院的一名员工。从此，很自然地，我对王教授的称呼，就变成了“先生”。
入职之后，我亲近先生的机会就更多了。
先生在我心中变得更加具体了，更加形象了，更加生动了。
所谓“举手投足都是良知，抬首低眉皆是真心”，在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所谓“闻名不如见面，百闻不如一见”，用在先生身上也很贴切。
刚到书院不久，杨怀仁老师便约我和陈立还有三位客人随先生一起上文礼山。
当时，正是黄昏，天上的云霞与我梦中的相似。
到了山上，先生在沙盘前亲自为我们讲解书院建设的规划和进展。
之后，我们一起吃晚餐。用餐时，先生好像说了些什么，好像又没有说什么，好像招呼过大家用菜，好像也没有招呼，总之，用餐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轻松、很愉快、很自然、很平淡的。
饭后，大家聊天。有师友提到“明明妈”的直播，有怨愤之词。先生听了哈哈一笑说：“哎呀，她还有思考，很好哇，我看她还是以前那么可爱！”先生之胸襟气量真非常人可比！
之后，我提到书院要培养大才的问题。先生说：“世人对于书院要培养大才是有误解的。培养大才是我们的一个目的，一个向往，不是说来到书院就都能成为大才。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还没有所谓的大才，就说我们的目标是错的，就说我们的现实是失败的。即使现在没有大才，或者将来也不一定有大才，我们的目标也不会变，我们还是要做这件事，尽管这件事不容易，很难，我们也不会因为其他的事情容易，其他的目标容易实现，我们就去做那容易的，如果为了容易，为了方便，我们就不会开办这个书院了。而且，我们又焉知我们这么做到三五十年后就一定没有大才呢？所以啊，不容易，可大家如果都去做容易的，那困难的谁来做呢？那就我们来吧！只管尽力培养，只管耐心等待，其他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当我们从文礼山下山返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先生的精神依然很好。路上，我们坐在同一辆车里，我又继续问了先生有关“政治儒学”和“儒者做工夫”等问题，先生不厌其烦、不知疲倦地一一给予了清晰的解答。
同行的客人中有一位是坚持站桩三十余年的老师，他向先生推介了他的站桩功法，并表示要教先生站桩。于是便定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在先生的办公室里相见，先生不知是出于客气还是看出了我也想站桩，便对我说：“明天早上你也一起来吧！”我喜形于色地回答了“好”。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如约而至。那位站桩老师教得仔细，先生也学得认真。前面的导引动作做完了之后，大家就各自闭眼站定了，先生站在我的左手边，稳如泰山，无声无臭，半个小时里我没有感觉到一丝动静。收功之后，先生的额头上微微出汗，站桩老师说先生站得很好，功力深厚。
先生推广读经近三十年来，东奔西走，南来北往，车马劳顿，寝食不定，然而年逾古稀依然精神矍铄，想必定有养身妙道。可当众师友向先生传授各自养身法门的时候，先生都是体贴师友的那份关爱之情，虚心听受。《论语》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这句话，我在先生身上看到了。
入职培训部后，最初的两周没有对外的课程，于是大家集体内训，一起学习牟先生的《理则学》。学习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疑惑，于是就给先生发了微信请教。微信内容如下：
先生好，今日听《理则学》中，先生讲“遮诠”时，举“道可道”为例，我忽然想到“道”为超越，固非可道，但“名”何以不可“名”呢？此“名可名，非常名”一句是不是省了“道”字，完整表述应为“道名可名，非常道名”？
哪本书或哪篇文章有对此之解释，请先生指点。
我本来以为先生会三言两语回复一下，甚至都没有期待先生一定会回复我，但名想到先生当天就回复了我。回复内容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主客两面说，其实两句是同义的。
两句话的直接文义是：道如果是常道真道，便不可道说。名如果是常名真名，便不可名言。
你之所以起疑，是因道是客观的，固不可以现实之语言道说。但名是主观的，既已主观的给多名称了，怎又不可言说呢？
当然，古人作文，并不严谨，所以，要体贴而解之。
其意为：道是客观超越的存有，道如果是如此的常道真道，便不可以现实之语言道说之。名是主观的意指，如果可以用心思语言指示的名，那便不是指向真常之真名了。
所以，你说“表述应为：道名可名，非常道名”，实则应为“可名者，非常道名——常道无名也”。
先生的回答竟然比我问题的表述还要长，还要详尽。先生不仅解答了我的疑问，而且还分析出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这真的像《孟子》中说的“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那样。
培训部正式的课程从9月10日开始，所谓的“八营同开，四方齐聚”。杨元正老师让我主持开营仪式，我很有一些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在文礼书院担任主持，而且开营仪式的时候先生和杨怀仁执院都在现场。到了先生发言的环节，先生很轻松自然地上场、讲话、下场，再到我主持的时候，忽然间我就不觉得紧张了，也变得轻松自然了。
后来，新儒家研习会答疑课的时候，先生来给大家答疑，我又一次成为主持人。这一次就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主持过程中跟先生多有互动，其乐融融。
再后来，我主持了文礼书院2022年12月份的全体教职员工大会，这一次上台之前还有些紧张，但正式开始之后就不紧张了。从此以后，我敢于主持先生参与的任何活动了，因为我发现不管主持人主持得好与不好，先生都能够讲得很好，只要有先生在，这场活动一定就是圆满的。从此以后，我也敢主持任何大大小小的活动了，因为先生参与的活动我都主持过，没有先生参与的其他活动在我看来都是小场面了。
2022年的9月10号刚好是中秋节，书院举行了中秋晚会活动，竹里文化广场上摆了各种吃的，还有书院自己酿的梅子酒，全校师生和竹里的村民一起自由取用，共度佳节。
很多师友都来跟先生合影留念，我帮大家拍照。先生来者不拒，永远笑容满面地对待每一个师友。先生对我说：“培训部以前对师友们太严格了，太严格了也不好，你以后要对大家好一点。”
合影之后，先生回到桌边坐下，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同桌聊天的还有赵伯毅老师、谢巍老师、杨怀仁老师、乔宁义老师、李艳青老师等，还有一些流动的师友来给先生祝酒贺节，无论什么话题，先生只要一开口总能带来祥和与喜悦。
七点左右，先生便回办公室里，参与学生发起的一个中秋访谈节目“吾心自有光明月”。先生的一天是排得很满的，要教几百个学生，要见全国各地的师友，要回答千奇百怪的问题，要处理千头万绪的事情，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的先生都是那么的从容不迫，那么的温暖如春。
来到书院后，我们每周都尽可能地去现场听先生的周六晨话。每次去听都很欣喜，每次听完都很满足。每次看到先生，他都是那样自自然然，好像一直没有变化，又好像每次都不一样。2022年7月到2023年2月，不管先生有多忙，不管书院发生了什么事，先生的周六晨话一如既往，照常进行，而先生讲课时的状态也是一如既往，平平常常。仅凭晨话这一件事，先生贤于常人远矣！
先生的晨话很精彩，先生的答疑更是让人拍案叫绝。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三期新儒家研习会的答疑。因为我是那次答疑会的主持人，所以我对先生的答疑听得格外认真，对师友的反应也格外关注。我作为主持人，口述了大家的疑问，先生听后，不假思索，当场作答。先生的仪态轻松自然，先生的语调平和有力，先生的思维如线贯珠，先生的板书美感十足，一个问题答完，同学们欣喜不已，听得非常过瘾。其中坐在前排的董可贤老师和杨元正老师听完之后，那种心悦诚服、佩服之至的表情展露无遗。杨元正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又是一个企业家，有才又有财，而他在先生面前却非常谦恭。董可贤老师，警官出身，专业技能全省第一，既有傲气，又有傲骨，一个轻易不服人的人，他听了先生的答疑，鼓掌时恨不得两个手掌都要拍爆了，身体都被带动得上下起伏。
先生也不总是那么“高高在上”，让人觉得“遥不可及”。生活中，先生是非常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
记得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全国对新冠疫情放开管控，不久，书院培训部就出现了“新冠”疫情，一些师友陆陆续续地“阳”了，有的发烧，有的咳嗽，有的嗓子疼，有的骨头痛，大家都被隔离在了宿舍里，彼此不能相见，难免心生惶恐，口有怨言。这时，先生加入了“新冠”师友微信群，每天都会在群里发言。先生的发言有的引用典故，有的使用谐音，有的化用经典，有的自我打趣，总之，都能让身在疫情中的师友会心一笑，身心放松。以下选取先生在微信群中的部分发言，由只言片语我们也能感受到先生那颗活泼的心灵。
师友陆续“阳”了，先生看到后，说道：
应阳尽阳，就没悬念了，谓之阳光。如果还揣着阴着，是充满危险的，故谓之阴险。
有师友发了抗原检测结果，呈两条红线，先生说：
以前三令五申，叫你们不要去触红线，你们偏不听。看吧，你踫它一下，它就给你来两条。报应不爽啊！
有的师友还没有“阳”，比“阳”了的师友还要恐惧，先生说：
希望先进于疫情的师友发上来疫情歴险记。让后进生亦步亦趋，不至于仰之弥高，望而生畏。
有师友发了“阳”后身体状态的阶段性变化，先生说：
我的朋友，学生，女儿都在几个月前得过，看来奥密客隆把两岸是看成一家人，得到赐与者遇程一样様。
书院得“阳”者越来越多，师友们都很关心先生的情况，先生说：
我前天星期一出去上海，大前天晚上已经在泰顺医院测了核酸了，但一直没有出结果，所以前天早上要出发到上海之前，又在竹里测了一下，也没有出结果。昨天星期二要从上海回来前，中午在上海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也没有出结果，昨天晚上回到竹里，为了谨慎，先自我隔离在楼上，今天早上想要到办公室，朱老师不让我去，硬是给我检测剂，教我先检测一下。现在我检测完毕，把结果发在这里。虽然检测不一定完全无误，但是大概八九不离十，所以我应该可以去办公室了，嘿嘿！
我本来就属牛，古人云：坐不改姓，行不改属，故绝不转羊。
诸位师友常常祝福先生不要得“阳”，永保健康。先生开玩笑说：
呵呵，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各种报导都说，这个奖项，是每个人都要得的，只是有的人敢为天下先，先走一步，他们其实也为的是守先以待后。等着瞧，后来的人很快会居上的。谁先谁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不要争先恐后，这时应表现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君子之风。
有一弟子患眼疾，甚忧愠，阳明说：尔乃贵目贱心。
他日我得奖了，诸位先进定要敬我三杯才行。
有师友说，希望先生不要得“新冠”，先生说：
旧社会乡下人过年，在大门上贴的年画，一边写着“加冠”，一边写着“进禄”，此岂不是多福多贵之象？
如果是旧冠，加几顶没关系，新的冠，我看不加也罢。
有一位张老师得了新冠，身体很难受，先生安慰说：
张老师，加油！通常最难受只有一天，而且一上来就排山倒海，过后有的就渐渐减轻，有时是断崖式减轻，也就是发病的第三天，就可以起床，正常生活。最难受时，确实是很难受的，挺过后，就好了。加油！
书院为隔离的师友们送餐，有一师友说趁机辟谷，五天不吃饭。先生开玩笑说：
想问一下，你哪里毕业的，专业是什么？现在文礼书院很需要你这样的员工。
不过，最好不是“五天都不吃”，而是以后都不吃。
书院一向最喜欢“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马儿。
有一位于姓师友发了自己的新冠康复经过，先生评论说：
很好的病里乾坤啊！谢谢你。
在此鼓励各位从阳间回到阴间的朋友们，趁此新病初愈，记忆犹新的时候，把几天来的身心病情记录下来，将成为一生难得的回忆。
记下来的人，再过五十年，或许可以把你的这篇病情书展示给你曾孙们看，他们一定大开眼界，惊喜雀跃，围着你吵嚷着：“何谓新冠？我也要一顶”，“我也要。”那时你才有机会乐呵呵哩。
须知，人生难得几回阳啊，此时不记，更待何时，一不记将成千古之恨，后悔莫及了。
师友们纷纷感叹先生真幽默，先生说：
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先生三十七岁，春，至龙场。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而从者皆病，阳明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阳明当时三十七岁，我现在七十三岁，在年龄的数字上，所差不多。大家在此万山之中，患此不治之症（听说新冠不必吃药就会好），其痛苦无柰当可比于阳明之从者。现在我已经杂以恢笑了，如果这样还不能为羊羣们解忧，我接着就要为大家歌诗唱曲了，好好听着：——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
有师友关心先生每天核酸或抗原检测的结果，先生说：
听说是阳了就不通告。不过，我也不很相信。所以，就自已测，昨天测了，一条杠，我又不很信，今天再测一次，还是一条杠，我还是不很信，不知是不是要连测三天，所谓三天三检？非得检出两条杠来不可！
——我年青时当兵，衣服两边领口上有一条杠，叫“少尉”，有的是两条杠的，称为“中尉”，一条杠见到两条杠，是要敬礼的。所以，从年青时起，我就很向往两条杠。
哦，老天，什么时候显示给我两条杠？
书院培训部的疫情是从三期四阶讲师营开始的，三期四阶讲师营在开班仪式上，班委会宣称要成为“示范班”，示范班开始第三天就有了疫情，被隔离了，隔离后，班委会仍然鼓舞大家要成为“示范班”。先生知道后说：
我们这个示范班，所做的示范，大概可归结如下经验，可供其他人参考。
一、一般人，大概只有一天比较难受，两三天之后，可以如常读书、工作。
二、比较好的情况，是感到稍有不适，其实也可以正常生活。
三、特别难受的，可送医院观察治疗。（在示范班来说，特别难受的是40分之1点5——有一人送医，一人叫了车，车来了，说不必上车了，算半个）
四、如果这样，就不必太恐慌。
五、人人都要做好准备，这一疫是躲不过的，早得晚得而已，比较难受和比较不难受而已。
六、所以，防护也不必太紧张。我预测再过一个两个月，得了就得了，不拘要不要隔离了。
以上经验，也符合全世界各地的经验，人总是人，历史总历史，都差不多的。只有进德修业不由经验转，是一成不变的，其他，都属无常，随时会变化，要善于随机应变，既不玩忽，也不必紧张，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此亦天道天理也。
几天下来，我们师友间，不论患者与健康者表现都很好，患者很勇敢自觉，健康者服务热心，疫情渐渐平息，令人安慰。愿我师友，持续努力，共度难关。
有师友提出应该查出导致书院这次疫情传播的源头，并问责相关人员，先生说：
负责，是把工作做好，如果这次工作没做好，是要有人负责的。如果工作做得很好，那就无所谓负责了，即在暗中负责了。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有些人有他的先急先务，这或许是其他人不知道的。
故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是乱套了。
不过，人人各有所见，都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供参酌，这建议者就是大功德了，但不必一定让人遵照自己的意见行事，这样才能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也。
我曾云：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但不可替天地化育。近世人间之祸，就是人们代替天地化育了。
可以举出一一事情，如果现在或将来还可以改善的，就立即改善，如果已经发生了的，可以供以后参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谢谢你。
在疫情期间，先生还出了一个字谜，给大家猜。字谜及先生揭示如下：
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打一字。
——佯。
——意思是假的，都是假的。
杨元正老师也出了一个对联给大家猜，只有先生对得最好，这件事情，我曾用文言文把它记录了下来，记录如下：
书院培训部有疫，众师友疾且康，元正出联为戏曰：“杨过杨康杨元正。”众莫能对，季谦先生曰：“吴京吴升吴亚波。”苏灵问：“何谓也？”先生曰：“无惊也，无升也，无复疾也。”
先生确实是一个出字谜和猜字谜的高手。书院每年元宵节都有猜灯谜的活动，最初的字谜都是先生出的，后来先生教了书院学生制作字谜的方法，之后的元宵节灯谜大多都是学生们出的了。
2023年的元宵节，是我在书院里的第一个元宵节，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元宵节。
元宵节的习俗有吃汤圆、猜灯谜，而在我过往三十二年的人生中，我只在元宵节吃过汤圆，却从来没有在元宵节猜过灯谜。而在文礼书院，我才体会到猜字谜是多么的好玩。
那天晚饭，我们在竹里校区吃过汤圆，然后就步行到了云湖校区。到了云湖校区后不久，元宵节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先是书院的学子表演了几个节目，接着就是先生讲话。所有人都挤在礼堂里，人挨人地站着，也还是装不下。我在人群的外围，听不清楚先生讲了些什么，只听到前面的人一会儿发出笑声，一会儿发出叫好声，时不时鼓个掌，气氛非常热烈。
先生讲完后，大家就四散开来，跑到贴满了灯谜的走廊上抢着猜灯谜。据说这次一共制作了四百多个灯谜，除了先生出的二十个左右，其他都是书院学生出的。灯谜的取材，绝大部分都是来源于经典；灯谜的表达形式也是四书五经中的语句，或是成语，或是诗词；灯谜的书写，都是书院学生用毛笔写在红纸上，悬挂在各式各样的灯笼下面。游戏规则是猜谜者猜得灯谜的谜底后，记住灯谜编号，去对答案处核对答案，第一个答对者可获得一分或两分的积分奖励卡，同时这个灯谜就会被揭掉。
我和陈立一起，在四百多个灯谜中来回穿梭，找自己拿手的，发现没有一个熟悉的灯谜，全部都是新造的灯谜。我绞尽脑汁，再加上把灯谜照片发到微信群和朋友圈求助，最终猜得了十几个灯谜。
其中有一个灯谜是在先生的提示下猜到的，当时的场景直到现在我还历历在目。
当我在四处寻找相对简单的灯谜时，看到先生也跟几个师友一起在看灯谜。我便也凑了上去，对其中一个灯谜念念有词，那个灯谜的谜面是“解冻将有为（打《老子》中一句）”，先生笑着对我说“猜猜看”。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我想到“解冻”不就是“冰化了”，“冰”“冰”“冰”，“涣兮若冰之将释”，我脱口而出，自以为猜对了，很得意。先生嘿嘿一笑，摇摇头，说：“不大好。这只对应了‘解冻’，‘将有为’没有对应。而且谜面上已经有了‘将’字，谜底中不宜再有‘将’字。得再想想。”
我满脑子都是“涣兮若冰之将释”这一句，想不到别的，便直言“想不出来了”。先生微笑说：“换一个猜猜看。”然后对着旁边的一个灯谜说：“这一个会背《孟子》就能猜出来。”
我一看，谜面是“憎兹多（打一字）”。这个灯谜我看到过，想了几次没想到头绪。经先生提醒说“会背《孟子》就能猜出来”，我便想到了《孟子》中“士憎兹多口”一句，“士”“口”“吉”，我脱口而出“吉”，并一把将写着谜面的红纸扯了下来，差点把灯笼给拽掉了。先生并没有在意我这孩子气的失礼行为，他仍然很平静温和地说：“猜对了。还有一种出法，‘十一口’，也是这个字。”
我那时完全沉浸在元宵节猜灯谜等各种活动的乐趣中去了，没有跟先生多交流。我猜了灯谜、对了对联后，又去玩了投壶，还去踢了毽子。一个晚上玩得不亦乐乎，直到活动结束。现在想想，那天晚上是一个跟先生交流请益的很好的机会，可是我却为了玩儿而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
先生是很喜欢跟年轻人交流的。书院有一个非正式组织叫“青年友会”，“青年友会”在第一次活动时，先生亲临现场，教大家唱诗，给大家讲话，那个场景，我现在想来都觉得很温暖，很感动。
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先生跟书院的学生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凡是先生所在的地方，必定有人跟着围着。因为先生随处都在讲学，而且是认真地讲学。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问题，不会敷衍任何一个人，任何人问问题，他都把这个问题回答得清清楚楚。
记得有一次先生在培训部答疑，结束时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作为那次的主持人护送先生先行离场。走在路上，我想起了关于康德十二范畴的问题，于是向先生请教，先生就把这个问题很细致地给我讲了一遍。一边讲一边走，一直从培训部走到竹里文化广场，还没有讲完，当时还有一些寒风，又到了吃饭的时间，我想先生可能会收个尾把我打发了，但没想到先生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给我继续讲，不慌不忙，从从容容，一直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为止。
我对先生连声称谢，并对耽误了先生吃晚餐感到抱歉。可先生说他不吃晚饭。我从那时才知道，先生过午不食。想起之前，我们一起陪客人吃晚餐，先生吃得很香的样子，一点看不出来不吃晚餐。这是一种怎样的修养啊！一种从不会让别人为难、让别人难堪的修养！
先生的修养、先生的德行，是所有跟先生长期接触的人所共同钦敬的。在跟不同的师友交流中，我听到了一些有关先生的故事和话语，于是我尝试着用文言文把其中一些记录了下来，记录如下：
（1）元正问：“敢问先生，何谓八风吹不动？”
季谦先生曰：“非八风吹不动也，乃八风吹不到也！”
（2）季谦先生讲学于韩夷，时庸从之疲，问曰：“先生廿余年来，周游四海，舟车劳顿，居无定所，食无定味，讲学不休，累乎？苦乎？”
先生曰：“余周游四海，如盘旋于堂室之间也，易地衣食言动耳！何苦之有哉？”
时庸闻之大喜悟，自是益勤勉而不知倦。
（3）季谦先生过午不食，有客，则食之矣。
（4）季谦先生闲步于庭，数弟子随之，观山间之气，或叹曰：“美哉！竹里之云雾也！”广毅即问曰：“云雾何别也？”众人各以形色轻重远近高低为答，而质于先生，先生曰：“置身其中为雾，超然其外为云。”
（5）诗斯自美夷留学返，慕季谦先生名，欲往拜之，而遇诸途，自惭形秽，掩面而走，即染赤发复黑，而往拜之。
（6）苏灵问：“老子之虚其心弱其志，何谓也？”
季谦先生曰：“老之所指，乃欲心昏志也，儒之所言，乃善心道志也。辞同而义异，君子不可不审也。”
复问曰：“老庄之言，多不寻常，何也？”
曰：“老庄之书，乃圣贤之指南也，非匹夫之手册也。”
（7）元澍学御，期月而成，曰：“季谦先生如适卫，余可以为仆矣！”
（8）书院培训部有疫，众师友疾且康，元正出联为戏曰：“杨过杨康杨元正。”众莫能对，季谦先生曰：“吴京吴升吴亚波。”苏灵问：“何谓也？”先生曰：“无惊也，无升也，无复疾也。”
（9）守渊问：“孟子曰‘舜之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然舜乃人也，则深山之野人为禽兽乎？尧舜与人同也，何深山之野人有几希之别？”
先生曰：“两几希在训诂上同义，在文脉上不必同义。野人之比，在于有觉无觉；禽兽之比，在于有性无性。”
到了2023年2月份，书院面临着转型。2月25日，先生如期开讲了第199期晨话。晨话的最后，又一次将儒释道西四家基本原理进行了简述，并对全体师生进行了勉励。我也用文言文记录了其中的两句，记录如下：
季谦先生曰：“莫入宝山空手归，虽来一年，亦如是；虽来一月，亦如是；虽来一日，亦当如是！”
季谦先生曰：“吾老矣，吾老矣！荷仲尼家业，在诸小子也！”
三天后，书院召开了转型前的最后一次员工大会。大会上，先生讲了“知其不可而为之”，讲了“尽义而后知命”，讲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并任命杨嵋老师为雅颂书院的院长，嘱托大家同心同德，不怨不尤。
3月份，书院便开始转型，雅颂书院和博约书院分别先后在山东曲阜孔子故里和福建武夷山朱熹故里成立。后来，我写了一首诗，可以用来表示二者的关系。其诗曰：
红白莲花共石塘，两般颜色一般香。
只缘同有真根子，不以虑途论短长。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先生回到台湾省探亲。疫情三年，先生都没有回家，过年过节都是在大陆，在泰顺，在书院。如今，先生终于能回家休息休息了。
先生回到台湾省后，我与先生在物理上的距离远了，可在心理上的距离却近了。我竟然连续两天晚上做梦梦到了先生，梦到先生给我讲学，第一天是讲《传习录》，第二天是讲《奥义书》，讲的内容我记不得了，但那种表达得清清楚楚的感觉，我梦想之后仍然记得。《传习录》我没有完整读过，《奥义书》我更是没有听说，于是我上网查了《奥义书》，原来《奥义书》是师弟子之间秘密亲传的经典。从此，我便在心里认定，先生是承认我这个非正式入学的学生了。后来，我写了一首诗，记录了这件事。其诗曰：
近日颇知气象更，接连两夜梦先生。
分明当面宣经教，奥义原来私淑征。
4月份，我和妻子陈立一起到了山东曲阜。张俊纶老师夫妇也一起到了山东曲阜。我负责书院学生的解经答疑，张俊纶老师仍然负责教书院学生文言文写作。
在曲阜，有一百多位学子继续着书院的学习。我与书院的学生接触日渐频繁，我对书院学生的情况日渐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写了四首诗记录了我的所思所想。
其一：
读经十载理须通，岂敢昏昏教幼童。
若有裨于家国计，管它南北与西东。
其二：
岁寒谁后凋？苗秀实而真。
绝学谁堪继？于斯必有人！
其三：
观志复观行，三年无改情。
斐然诸小子，狂简待先生。
其四：
君子之交淡，师生情义浓。
于匡虽有畏，归鲁再相逢。
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期待着先生能够早日来到曲阜。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在这之前，我们则应当做好当下的事情，耐心等待。
十、读解行证，随缘尽分
行文至此，我的读经十年历程已经讲完了。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对这十年历程的感想。
我接触读经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后来逐步地深入，每一步都是顺理成章的。为了加分，坚持晨读；坚持晨读，成了读经社团骨干；成了社团骨干，参与读书会活动，走进在谦学堂，带暑假班；带暑假班，了解读经教育理论与实践；了解读经教育理论与实践，成为读经社团副社长；成为副社长，除了自己读经，还带师弟师妹读经，参加广州从化“论语一百”冬令营；参加冬令营，更觉大量读经之必要，于是去白羊沟读经三个月；读经三个月，对于读经教育理论与实践更加深入，于是成为读经社团社长。
成为读经社团社长，加入高校读经圈，成为在谦论语读书会理事；成为在谦论语读书会理事，认识更多读经圈里的朋友；认识更多读经圈里的朋友，刚好有一个就在我实习学校北师大朝阳附中旁边，于是住进了瀚林学堂；住进了瀚林学堂，更加深入学习读经教育理论；更加深入学习读经教育理论，便更加具有推广此种教育之责任感与使命感。
有了推广读经教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于是毕业时便找了一个开展读经教育的学校——武汉大方学校；到了武汉大方学校，开展体制学校诵读经典的实践；有了实践，则有认识，于是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通过一系列文章，更加认识到实践此教育理论之必要；认识到实践此教育理论之必要，而现实上却不能够实践，于是便走到了读经学堂。
到了读经学堂，第一年主要实践老实大量纯读经，第二年主要实践读经并行崇儒模式，第三年开始做读经周末班和寒暑假班，第四年则对于因材施教颇有心得。
惠风学堂关闭后，就来到了文礼书院。先是在培训部，一方面自己学习文集和牟著，另一方面做讲师营和哲学营辅教，积累了成人培训的经验和能力。
到了曲阜之后，作为中文教授师，负责书院学生的解经答疑，深入了解书院班的学生，同时担任因材施教班班导师，进一步实践因材施教教学法。
十年来，我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很自然，我没有觉得勉强。盖“人力不至于此”，“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所以，我认为，不是我一定要选择读经教育这条路，而是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我不得不走上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这十年，我从学校走到学堂，将《学庸论语》《孟子》《易经》《诗经》《老子庄子选》《书礼春秋选》《古文选》等二十万字中文经典诵读了一百遍，然后我又从学堂走进了书院。
因此，这十年，我称之为“读经十年”。
我的读经十年，不能够如同书院学子那样包本背诵中外文经典三十万字，我只能够熟读中文经典二十万字。这已经是我的“老实大量”了，这已经是我的“尽可能”了。
先生说：“该怎么教就怎么教，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能够教到哪一步，我就教到哪一步；能够做到哪一步，我就做到哪一步。不抱怨环境，也不强迫自己，随顺环境，接受命运。
读经之后，还要解经；解经之后，还有行经；行经之后，还有证悟。读经十年，解经也需要十年，行经还需要十年，证悟还要十年。所以，我想，完成我的教育生涯还需要三十年。
我以现代私塾先生自居，以经典教育为终身志业。我曾说：“作为一名私塾先生，最高理想是成为天子之师。单方面做好这个准备大概还需要三十年，何时能够遇到这个学生，则不得而知。”
所以，我现在一方面要拓展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修养，一方面也在提升我的教学能力、改善我的教学技巧。我希望我成为一名老中医那样的私塾先生：老中医不论什么样的病都能治，私塾先生不论什么样的学生都能教；老中医望闻问切就能诊病，私塾先生也能很快把握学生的性格特点、优劣得失；老中医能对症下药，私塾先生能因材施教；老中医能让病人药到病除，私塾先生能让学生日新又新……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私塾先生，这跟文礼书院要培养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大才的理想是一致的。
我知道我终其一生不一定能够成为这样的私塾先生，甚至说我终其一生也成不了这样的私塾先生，但正如先生所说，这一辈子不行，下辈子再来！
很多年前，有师友跟我说，当今世界上有三位大德，一位是南怀瑾先生，一位是净空老法师，一位是王财贵教授。这三位大德的学问与人格都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求、学习。
2012年9月，我从北师大教育学部学前教育专业转到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于是，在张燕玲老师的课上看了《一场演讲，百年震撼》，接触到读经教育，然后开始晨读经典。过了一星期左右，9月29日，南怀瑾先生去世了。
2022年7月，我接触读经十年，从惠风学堂到了文礼书院，参加读经教育讲师营培训，并确定入职文礼书院。过了一星期左右，7月26日，净空法师圆寂了。
如今，那位师友所说的“三位大德”只剩下王财贵教授了。王财贵教授如今已经七十四岁了，我们能够与先生当面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能够亲炙先生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们怎能不抓紧时间呢？我们怎能不珍惜机会呢？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希望我自己，也希望所有读经典的同仁师友们，不仅要“兴于诗”，也要“立于礼”，还要“成于乐”。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希望我自己，也希望所有读经典的同仁师友们，能够“苗而秀”，并能“秀而实”。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希望我自己，也希望所有读经典的同仁师友们，能够“知之”，进而“好之”，最后“乐之”。
本站编辑：澤之
【本站推荐】
公 开 课 |（36小时）零基础儒学入门自学课程
家长必学|儿童读经教育入门——读经教育六小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