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告子章句下>第4章

宋牼（kēng）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 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shuì）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shuì）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shuì）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hào）则不可。

○石丘是地名，昔战国策士有姓宋名轻者，将往楚国游说楚王。孟子偶然与之相遇于石丘之地，因问宋轻说：“先生此行，意欲何往？”宋轻答说：“今百姓之苦，莫甚于战争，而列国相争，莫强于秦楚。我闻秦楚二国兴兵构怨，战斗不休。意将南向而见楚王，说以罢兵息民说，使无攻秦。设或楚王不悦吾言，我将西向见秦王，说以罢兵息民之说，使无攻楚。不遇于楚，必遇于秦。或者二王之中，将必有一处遇合，则吾之说可行，而志可遂矣。”孟子又问说：“先生此行往说秦楚，我且不敢问个详悉，只愿闻个大指，说之将以何为词乎？”宋轻答说：“两国构兵，由其见利而不见害也。我将见秦楚之王，而说以兵连祸结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寝耳。”孟子因辟之说：“当今游士之策，皆以战攻为尚，先生独于兵戈扰攘之时，而以罢兵息民为说，意在措天下于安宁，志诚大矣。但谋人国家之事者，宜论道理，不宜论利害。今先生欲言构兵为不利则是以利为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从也。名号不正，将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矣。或者其不可乎？”

先生以利说（shuì）秦 楚之王，秦 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又告宋轻说：“吾谓先生之说秦楚，不可以利为名者，何哉？利之所在，众之所趋，有利则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说道罢兵息民乃国之利，则秦楚之王，必欣然悦于利而投戈解甲，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免于锋镝死亡之忧，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不战之利也。利端一倡，举国之人皆熙熙然争骛于利。为人臣的，怀图利之念以事君，而无实心尽忠者矣。为人子的，怀图利之念以事父，而无实心尽孝者矣。为人弟的，怀图利之心以事兄，而无实心敬长者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惟利是视，竟不知有仁义，皆弃去仁义，怀利以相交接如此，则见利必争，失利必怨，亲爱之心既忘，篡弑之祸将起，国不至于灭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说一行，而其害至于亡人之国。先生欲以此为号而说秦楚之王，不亦误乎？”

先生以仁义说（shuì）秦 楚之王，秦 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wàng）者，末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又告宋轻说：“先生所以说二国者，既不可以利为名，则亦有仁义而已矣。诚使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说道殃民非仁，伐国非义，则秦楚之王必欣然悦于仁义，而休兵止杀，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蒙休息生养之泽，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仁义之道也。仁义一倡，举国之人皆将熙熙然争趋于仁义。为人臣的，心存仁义以事君，自谓臣职之当尽非有所利而为忠矣。为人子的，心存仁义以事父，自谓子职之当供，非有所利而为孝矣。为人弟的，心存仁义以事兄，自谓弟道之当执，非有所利而为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知有仁义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怀仁义以相交接也。如此，则彝伦式叙，上下交欢，有尊君亲上之风，无悖逆陵犯之俗，其不能兴王业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利之害如彼，仁义之利如此。先生欲说秦楚之王，亦说之以仁义可也，何必以利为言哉？”夫宋轻志于息兵欲以救一时之民困，而孟子晓以仁义，则以正万世之人心。论治道者，宜知所择焉。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一）之：此处用做“动词”，当“往”讲，“之楚”，是前往楚国。

（二）构：交接，“构兵”，是交兵。

（三）说：说服，“说而罢之”，说服楚王与秦王，使双方罢兵。

（四）指：大指，与“详”对，不谈细节，愿闻大指的意思。

（五）号：号是名号，有“以何种名号去号召天下”的意思。说秦楚罢兵，故云志则大，言其不利，故云号则不可。

（六）怀：怀抱，“怀利”，是怀抱功利的观点。

（七）终去：终，高诱注云：“终，尽也。”去，悖离的意思。

【疏解】

所谓外王，就是达之天下，一在政治，一在文化。政治是家国天下的治道，文化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根源在亲亲之仁与敬长之义，通达于外，首在建立义利之别。

宋牼在前往楚国的途中，跟孟子相遇于石丘之地。宋牼奔走于途，是为了试图说服秦楚能够终止即将有的交兵行动。孟子逼问他说服楚王或秦王所凭借的理由是什么？宋牼所持的论调是两国交兵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这种论调，是出自墨家徒众以利说义的价值观。孟子一方面推许宋牼的苦心，另一方面却对宋牼所采取的功利观点，严加批判。说服两国罢兵的理由，定在利害计量上，若那一天战争对己方情势有利，发动战争岂不是成为合理了么？

再说，利害立场是相对的，对彼方不利，可能对己方有利，对己方不利，可能对彼方有利，如是战争岂不是永不能避免了吗？且人的行为出自功利的相对观点，如是父子、兄弟、君臣的人伦关系，也会掺杂有利害的因素，而失落了本有的亲亲之情，与敬长之义。是人际关系，怀利以相接，终必悖离仁义，而导致家国乱亡的后果。怀仁义以相接，才不会引发利害的冲突对抗，进而发动战争，而可以王天下。

这就是所谓的“义利之别”。孟子的思想有三纲领：一、是人禽之辨，二、是义利之别，三、是王覇之分。人禽之辨是人性论，义利之别是价值观，王覇之分是治道观。就价值说，分义利；就治道说，分王覇。以义为价值基准是王道，以利做为行为动机的则是覇道。乐罢，是乐意罢兵不战，在行为层次上看，二者是一样的，但在心理动机或更深一层的价值体系上，却有“悦于利”与“悦于仁义”的差别。利在外，仁义在内，外是外在决定，内是内在自主，悦是喜悦，是说服自己当如此做的理由，理由在外，生命就散落无根，理由在内，生命才能自主有本。怀是怀抱，是怀抱什么走入人间的意思。与人相处，怀抱功利与怀抱仁义，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怀抱功利跟人相接，说是国家不亡，那是从来也没有的；怀抱仁义跟人相接，说是不能称王天下，那也是从来没有的。称王天下，不是最大的利吗？又何必说利呢？以功利观点跟人相处，是稳不住人际关系，因为功利观点是会变动的，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仁义的自我要求，才能稳住人际关系，不因时空背景的转移，而有人情冷暖的挫伤。

此章与上章相互发明，言利则上下交相争夺，不免家亡国危，反为不利；言义则上下相安，不会有人遗其亲，有人后其君，才是大利。故两章结论一致：“何必曰利！”

编自《孟子义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