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离娄章句上>第2章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

○孟子论世之君臣当以圣人为法，先比方说道：“古之圣人尚象制器，做下的法式，后世皆遵而用之。如欲为圆的必用规以运之，而后圆可成，欲为方的必用矩以度之，而后方可成，是天下之方圆至于规矩而无以加，所谓方圆之至也。若夫人之大伦，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件都有个道理。但众人有之而不能由，贤人由之而不能尽，惟圣人则生知安行，察知极其精，行之极其当，于凡贵贱亲疏等级隆杀，都合乎天理人情之极，不可加，亦不可损，所谓人伦之至也。不法规矩成不得方圆，不法圣人尽不得人道。”三代而后所以世无善治者，惟以圣人之道不明，而彝伦攸致也。然则为君者，其可以不以圣人为法哉！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 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chí）民治（chí）民，贼（zé）其民者也。

○孟子承上文说：“人伦莫大于君臣，圣人莫过于尧舜。如欲为君而尽人君的道理，欲为臣而尽人臣的道理，二者将何所取法哉？皆法尧舜而已矣。盖自古非无明君，而惟尧之为君，则放勋格天，光被四表，致治之盛亘古独隆，是能尽君道之极者，故必法尧然后可以为君也。自古非无贤臣，而惟舜之为臣则玄德在位，历试诸艰，辅相之业，后世莫及，是能尽臣道之极者，故必法舜而后可以为臣也。若为臣的，不以舜之所以事尧者事其君，则虽奔走为恭，不过承事之末节，皆为不敬其君者耳；为君的，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则虽粉饰治具，终无爱民之实心，皆为贼其民者耳。臣而至于不敬其君，则臣道亏；君而至于贼其民，则君道失，其何以辅理一人君临百姓哉？此为君臣者，所以必法尧舜而后可也。”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说：“世之君臣，所以不法尧舜，而至于慢君贼民者，无他，盖有畏难之心，则谓尧舜至圣不可几及，有苟且之心，则谓不法尧舜亦可小康。此皆暗于大道，而未闻孔子之言者也。孔子曾说：“天下之道有二，只有仁与不仁两端。”一念无私而当理，便是仁，便与不仁为异路；一念徇私而悖理，便是不仁，便与仁为异路。未有出于仁不仁之外，而判为两途者，亦未有介于仁不仁之间，而别为一道者。”可见此是则彼非，出此则入彼，能法尧舜则尽君臣之道而为仁，不法尧舜则慢君贼民而为不仁，其几在一念之微，而相去悬绝不啻天壤，可不审哉。

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幽、厉，都是不好的谥号，动静乱常叫做幽，杀戮无辜叫做厉。

○孟子说：“君道惟在于仁，仁则能以尧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而身安国宁万世称明矣。若不仁之君，暴虐其民，或横征厚敛以穷民之财，或严刑峻罚以残民之命，其为虐政多端，然人心既离，祸患立至。甚则身弑国亡，而不能以自存；不甚则身危国削，而不能以自振。盖恶有大小，则祸有重轻，未有不害于其身，凶于其国者也。然不但身受其祸而已，至于没身之后，考其行事，定其谥号，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残贼无道，而名之曰“厉＇，如周之厉王。这等恶谥，定之一时，传之百世，虽有孝子慈孙欲为祖宗掩覆前愆，亦有不能更改者矣。夫一不仁，而身前之惨祸，身后之恶名，至于如此。然则欲尽君道者，可不知所鉴哉。《大雅·荡》之诗有云：“殷之鉴戒不远，即在夏后之世。”盖欲纣之鉴戒于桀耳，纣当以桀为鉴，则今人亦当以幽厉为鉴，正此诗之所谓也。夫鉴幽厉之不仁，则能法尧舜之仁，不特荣显当年，而且流芳万世矣，可不谨哉。”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