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一个目的王国——王财贵先生对《教育家》记者谈文礼书院

一、目的王国

文礼书院最核心的定位是培养人才，是读经的孩子进修的地方。而读经的目的是传承发扬人类的文化，文化包括内圣外王，所以书院要做的事可以扩充很广。但既然以经典为号召，所以整个文礼书院，不论主题与配套，可以用一个词总括——“典范”。

这里不论是书院师生还是工作团队的相处，希望是一个“目的王国”。什么是“目的王国”？“目的王国”是康德的一个观念。一般的机构都由“领导者”来制定规则，纵使现在是民主时代，也要由民众选出来有才智的人来定法律。但这并不尽人意。规矩一定，成员就要遵守，一遵守，就有紧张，人常常变成工具，被规范，被安排。我希望在文礼书院，每个人要成为目的，而不是工具。不论师生或职员，要有理想，依理想而做人做事，他自己管理他自己。在这里生活的人，要有志道行道之心，不只是来这里求文凭，谋职业。每个人在这里……好像有人管，又好像没有人管，终归是自己管自己。这就是一个目的王国。

如此，文礼书院是一个典范，任何事情都要能树立典范。教育是典范，经营也是典范。举个例子，前不久有人送我一盒香。我就在想，以后书院如果做香——不是现在这样设想，以前我就常常这样计划：文礼书院有些什么可以做？现在中国的祭祀逐渐得以恢复，文雅之士也喜欢燃香，香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市面上的香大部分是化学的，味道不好，并且有碍身心，我们应该做出多种完全自然、味道平和、品质高雅的香，供应所有家庭的需要。如果我们做茶，也要这样做。做酒，也要这样做。文礼书院除了正式的学生之外，以后还要邀请这样的人来，他做香，是有使命感的，他对香有特别的感情，就是说，他生下来好像就是要做香的，看到香道没落了，他不忍心。学中医的，他一辈子就是为中医而来，他有使命感，医道没落了，他不忍心。这种有志气的人，为道而努力的人，文礼书院就要请来……大家一起做出可以作为天下典范的事。要事业，以此为典范；要学问，以此为典范；要教育，以此为典范。做出典范，是我的理想。甚至，如果我们有钱了，钱怎么用，也是典范。——我们不是不赚钱，但是这些钱，来得正道，去得正道，让所有企业家知道，怎么赚钱，怎么花钱。这是我的意愿。但这一定可以达到，为什么？因为有道，因为从道而行，道本来就在天下。

选泰顺作为书院地址是为将来的一千年。

二、颜渊为教

我将教育分成了两个阶段，十三岁前，尽其可能地背诵经典；十三岁之后，第一，解经；第二，博览；第三，游学；之后，成家。“成家”并非成家立业，是学有所成。解经，有一定内容，博览的内容就不可限量了，越多越好。而行经，照圣贤之教而行，是随时随分的事。书院主要的功课是解经和博览，游学是十年毕业之后的事。至于成就学问，经世济用，内圣外王，更是终身力行不已的事。书院只是打基础。以前，学堂为书院打基础；现在，书院为日后生命的光彩打基础。书院还不是成就。若有人问对这些孩子合我的预想吗？我大概会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满意度吧。因为我有两方面的要求，德和业，我规定的功课是进德修业。进德，我希望他们有颜渊的品行；修业，我希望他们有颜渊的好学。这两个要求很高，能有百分之五十满意就不错了。我以颜渊之学为教学宗旨，这是古来大家都不敢做的，我也不大敢做，因为这实在是太高了。但我还是要在这里提倡颜渊之教，现在这些学生，德行上还达不到颜渊的“不迁怒，不二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好学上还达不到渊颜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达不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还差得远。

不容易，要做个书院的学生不容易。所以他们听到我跟人说我还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学生，他们很伤心。不过，如果要像颜渊那样我才承认他是我的学生，他们也不必太伤心，因为普天之下有几个颜渊呢？但是，如果不以颜渊为志，就没有成才的希望，我开书院就白费了。所以我一直勉励他们要志于道，我们的校训是：誓此身心，奉诸先圣；志道乐学，以报师恩。这师恩不是说我的恩，而是历来古圣先贤之恩。

目前书院有几个学生是比较自觉的，首先是自觉于道，其次是自觉于学。自觉于道和自觉于学又不大一样。自觉于道是指对进书院的意义比较有所领悟，知道书院是为了传道，他们是来这里求道，一辈子要为道统之传承而努力。有几个同学是蛮有“气象”的，对自己的责任是有所领悟的，开口就是家国天下。有几个年纪较长，立志比较坚定，道心比较强。其他有的同学，也都略有向道之渴望，也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们虽然不敢称为“乐学”，但已经稍有“好学”之意了，至少说“勤学”是当之无愧的。当今之世，能够有好学的学生，已经不容易了，能知学就不错了。學生的潛質和心熊大體上還是好的，非常失望的倒没有，不过我是希望他们能赶快步入轨道。所谓的步入轨道，就是进入所谓的“目的王国”。

目的王国就是刚才说的，人人在这里，自己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没有任何人是被支配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王国有一定的法，但王国的法刚好又是每个人自己所立的自己所愿遵行的法。我希望书院是目的王国。我们有一些规矩，但这些规矩不是我定给他们遵守的。我定给他们遵守，他们就要约束自己来遵守，这样他们就不自由，不自由就不能长久，他一定会有所谓的叛逆或松散，会偷偷摸摸——偷偷摸摸是很不好的心境，我希望他们自己觉醒、觉悟，自己自理，自治。如果这样，我就不必管理了。我是以不管为主的。如果有问题，累积一段时间，我就去给他们训话，训一顿话就会好一点。

很难一下子就达到我的标准，我也知道做人不容易，但是总是希望如此。我一直警告他们，如果真的再不改，我就要把他劝退。譬如有一次我曾经叫他们写切结书：一，如果私藏手机；二，如果谈男女感情，就毫不客气，请他自己辞退。要他们签名，不签名的马上走，签名了就要遵守。我认为这不是我霸道，这是他要来书院时自己为自己老早就应该定下的规矩，因为来书院就只为一个目的——成才。如果没有遵守这样的规矩，是成不了才的。当然，如果任何人不同意这规矩，他也可以随时辞退，来去是自由的，便不是霸道。

学生们自己选举“班委”，现在班级基本是自治状态，助教老师基本是无事可做。外界有人担心他们不会做事，其实我并不担心。做事是人类的本能，人怎么不会做事？到一个地方学一套规矩，是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使那个规矩更加完善。只怕心中无道，只怕肚子里没有学问，不怕不会做事。

三、老师，就像一个泥菩萨

在书院做老师，与我过去在大学做老师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学当老师要上课，我在这里不必上课。他们自学。大学的学生是不会自学的。书院的学生自己学习，老师只是备问，这就渐渐走入理想的教育模式：《礼记·学记》说“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我是一口钟，他们来敲，敲得小，我的声音就小一点，敲得大，我的声音就大一点。

教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指点。有些时候是主动的指点，我看到了就告诉他。有些时候是被动的，看到他有问题也不告诉他，让他自己去领会，或者自己来提问，我答。孔子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老师不要讲太多话，最好的老师像泥菩萨一样，坐在那里，教化众生。你讲太多，只能教一个两个。所以我最想做个泥菩萨。

同学之间也会讨论。只是，我没有给很多时间让他们讨论。他们最喜欢讨论了，一张嘴就讲个不停。他们在书院里，同学之间讲个不停，回到家跟家人也是讲个不停。我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讲话，赶快埋头用功比较重要。越用功，将来就越有话讲，而且讲出来的话才有内容。如果尽讲一些没内容的，那有什么意思？孔子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所以还是赶快读书最重要。我偶尔会去巡堂，看他们都认真在读书。把这个习惯养成了，他们将来就有成就的希望。

常有人问：这里有多少老师？我说，只有一个。他们嫌一个老师不够。我说，其实也可以有很多老师，但要看这些学生受教的能力到了没有。他们没有受教的能力，你请大师来也没用。他们又说，程度不够，可以请一些比较粗浅的人来啊。我说那何必呢？浪费时间嘛。所以请来的，一定是学问家。学问家来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问学的能力，不是浪费吗？所以，至少三年五年之后我才会请人来。那时，一方面学生有受教的能力了，一方面他们也有提问或者进一步讨论的能力了。如果连提问都不会，是没有什么用的。我常常说教育是“画龙点睛”，每人先把自己的龙画好，待高人来点睛，便可破壁而飞。龙都没画好，画成一条虫，点了睛也没用。

四、与先贤们的书院有何不同

之前也有先贤尝试恢复书院的理想，如马一浮先生在战火中开办了复性书院，结果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我想最要的原因是苗子不好。当时那些学生都大人了，他们是五四以后甚至是接受白话文教育长大的，国学经典的基础不够。当然战乱也有影响，大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学问。还有就是，书院没有学籍，想去的人本来就不多，学生人太少，基本面太少，难有出众者。所以我先推广读经再开始做书院是有道理的。我书院的学生一定要有三十万字的基本背诵量，这也是有道理的。我希望文礼书院每一个都是人才，但这很难实现，看几千人里能不能出几个。其实，几千人里面出一个人才，也就够了。

目前全国的幼稚园加上小学生，有三亿孩子，大概十万个孩子里有一个读经，全国共有三千儿童在读经。三千人里面才有十分之一是老实、大量读经的。所以最近几年，大概每年可以有几十个升入书院。三年以后，或许每年一百个。大概要五六年之后，每年才有三百个。每年三百个就符合我的预计了。将来书院是满额是三千人。或许有些人十年后也不走，所以以后书院可能是维持三四千人的样子。有些人从入学起就打算二十年才毕业的，也有立志终身要留在书院的，那书院就要养着他。他是不用交学费的，书院还要给他生活费，因为这是为国养才。

当然，将来学生多了以后，怎么带学生这是个问题，我正在构想，有两个方式？一是学长带学弟，一是，求学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我叫他们记下来有机会问我。举个例子，学生解经是先解四书，用朱注做注本，加上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有空还可看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还有的同学在看张居正的《论语直解》。《论语》的参考书比较多。《孟子》、《大学》、《中庸》参考书就少些，还是以朱熹注解为主。但是朱熹的注解里有一些不好懂的，我会分配给他们这些陌生的词语和典故，分别查出来，集成一本札记，发给每个学生。朱熹注四书，我们再来注朱熹的注。我们会把这十几部经，含中英文，都这样整理出来。有了背誦基础而後解经，是不困難的，他們都可以自修，用一兩年時間他们所背过的十几本书全部都解过，語文的能力就很强了。现在他们就是这样，越解越顺。以前不懂的，现在一看，啊，懂了。这是一定的。我们还没有做事以前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会往哪里发展。我们要有先见之明，才能仙人指路。他们越读书，越印证我的预测。其实不是我會预测，我是根据根据人性发展，先看到了学问发展的历程。所以他们的感受，都在我的预测之中。就好像我推广读经，几年要推广到什么地步，我二十年前就做了预测，这二十年來，大概是依照我二十年前的预计而动。这不是我有超能力能预言，而是人性本来如此。

我对書院学习的规划是，以自学为主，讨论及听讲为辅。在解经时期，只要介绍给他们好的注解本，他们就能自学。解经之后，要求他们博览群书，这所谓“群书”不是一般的开卷有益随便读，而是为他们选择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著作。解过经的学生，对于阅读，是遇强则强的，他们先是吸收，有能力之后是批判。阅读有一个规律，就是读书越多，领悟力越强，所以，博覽階段也是可以自学的。何况学问是要自己做，才是扎实的。当然，如果期间有问题，可以互相讨论，或和我商量，如我不能解决，我会帮忙找专门书籍来参考，或找专家给予指导。到了相当时机，也会不定期请国际的专家来短期驻校。到了他们读书破万卷，学问有个样子了，即将成“家”了，会把他们放出去周游世界，去向世界一流学者请教。以他们一向的求学之诚以及那时的功力之深，相信所有大学者，都会不吝教导的，甚至喜欢收他为徒。所以，我不怕书院的学生不用功，不怕他们没有人指导。這樣看來，文禮书院真是有著相當的独特性，从古以来的书院，包括西方的，学生都是大人，学有所成的大人，至少是青年以上。而这里的學生都是青少年。这是年龄上的不同，以及由此来的培养方式的不同。前几天还有人说：孔子有叫学生背书吗？有叫学生老实大量读经吗？孔子就是跟学生讨论的。我说，你要知道孔子的学生是几岁。所以啊，有些人不能全面思考，我们丧失了全面思考能力。不仅是中国人，西方人更没有。

進一步說，人類文化的起源从一开始，也因為沒有全面的思考，所以走了不完整的路。什么叫不完整？就是对人的生命内涵沒有总体的把握。西方从希腊以来，就走了一条现实的路，或者说庸俗的路。佛家分真谛俗谛，西方走的是俗谛的路。俗谛就是现实生命，俗谛就是以认知心为标准。而真谛是以智慧心为标准的学问。中国和印度从一开始，学问的方向就是对人性的体悟和开发，东方的文化心灵一开始就走向超越以求智慧的路。現實與超越，學問與智慧，是人類心靈和學問本質的兩面。而求智慧的心灵，必定会涵盖求学问的心灵，人类在东西两方相会的时候，如果还要再发展下去，必定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不是中国人自己这样说，而是，这本来人性就是如此。

我这个书院培养学生目的，就是要让每个学生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人类有两层学问，而不是两面学问——中西不是两面，是两层。所有书院的学生都要养成立体的思考能力，有两层存有的见识。这是一般的学校不说的，一般学校只平面地说中和西，甚至只有西方没有中方，把中方跟西方相提并论就已经了不起了，你还敢说中国在西方之上，如果敢说的，不是被看成过街老鼠吗？但我们就是要做今天时代的过街老鼠。但这是人类必走的路，不可以因为别人的反对而放弃。在这里读书的学生都要养成一种超俗拔尘、勇猛坦荡的心灵，不然是受不了打击、受不了质疑的。他如果不够清明，一遭到质疑就慌张了，那就不算是我的学生。

所以啊，我们所要养成的人才是不同一般的，不是故意要不同一般，而是一般人往往是片面的粗略的。我们一面要真正地承继中华文化，一方面要真正的融会西方和印度的文化。一百年来的中国，中华文化算是被自己打败了，断层了，而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只在表层上模仿，并没有从根上接轨。整全的思考、立体的思考非常重要，全面的见识、全面的才华非常重要。

五、“我一生追求不容置疑的学问”

古代书院是讲学论道的场所。现在的书院分成几个类型。第一种类型，古代书院的装修，做旅游景点，有的加上不定期学术讲座。第二种类型，学堂号称书院。但毕竟学堂和书院是不同的，学堂是打基础，背书，书院是论学成才的阶段。第三种类型，是才艺传习所，当然，也兼办一些文化活动。第四种就是完全复古的书院，比如蒋庆先生的书院，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有他这一个。蒋庆先生开了一个阳明书院，在贵州，阳明被贬官的地方。他欢迎天下的学者到那里去讲学论道。他希望大家像古人那样，是背着米去，住几天。刚开始，寒暑假还有人去，也举办了几次学术活动。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我去拜访他，非常的寥落、凄凉，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煮饭的妇人，几栋房子在那里，寂静无人。我问他，人来得多吗？他说，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可能是现代资讯发达，千里相会的人少了，但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没有讲学论道的人了。营运困难，而且现在好像营运中断了。

第五种就是文礼书院这种。现在，学绝道丧，我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才开这样的书院，我姑且代理做“山长”，自己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大家不会来这里讲论学问。這些學生从青少年培养起，他们刚来的时候，还不必讲学，他们也不没有能力论道，但五年十年之后，或许就有些气像，我想，如果文礼书院的学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毕业出去几千人，天下就又有讲学论道的人了，希望文礼书院将来可以接上唐宋的风采，这些孩子长大也可以留在这里，出去了也可以回来，以后天下的学者多了，就会有人来这里讲论，唐宋书院的盛况就可以恢复。

自从我有这种书院的观念以后，社会上也有一些地方认识到这一点，渐渐有类似的书院出现，以培育青少年为主，它们有的叫书院，有的叫作国学院。现在一些大学的国学班也属于这类。但他们的教学内容和目的跟文礼书院不大一样。他们是培养国学人才，课程比较杂，跟一般大学分科一样。但文礼书院不是培养国学人才，是培养时代的国际人才或圣贤之才。有人说我在复兴中国文化，我说我并不是为复兴中国文化，我是为复兴文化——人类整体文化。因为从古以来中国人“天下”，范围是不定的，所以，所谓的中国文化，就是天下文化的意思。中国古人对所谓的文化，对所谓的学问，对所谓的智慧，本来是有全人类眼光的。文礼书院创立的宗旨就是继承这种文化心量，培养国际人才，为时代担当责任。这个理想就是新儒家的理想。所谓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学派，它只是一个心量，一个态度，就是——尊重所有文化，为人类理性、人类前途而永恒奋斗。

所以这种学问是不容置疑的。也可以说我一生就是追求不容置疑的学问。对教育，也是要建构一个不容置疑的教育理论。因为理一分殊，月印万川。从人性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偏见建立，人性是客观的，永恒的，所以依人性而行，所做的事便有客观性、永恒性。我希望书院的学生将来的学问是，让所有的学问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自我泛滥，而是互相尊重，共同完成。我知道学问艰难，人生艰难，我们是尽其可能去培养，至于，有没有成就？我认为必定有成就。从这里出去的学生，都是成才的，只是大才小才而已。所以我所做的事是永不失败的，我是永远幸福的。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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