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十一)(前言)(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劢 唐君毅)

而中国人则随处以此圆而神之智慧体会自然生命,观天地化几,欣赏赞美活的人格之风度,以至以此智慧观时代之风会气运之变,并本此智慧以与人论学,而应答无方,随机指点,如天籁之流行。而我们在中国之文学艺术,与《论语》《孟子》《世说新语》、禅宗语录、宋明语录,及中国先儒之论学书信中,皆可随处发现此种智慧之流行。是皆待于人之能沉潜涵泳于中国文化之中,然后能深切了解的。

十一、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文末附完整目录与链接)

 

西方文化是支配现代世界的文化,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自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都在努力学习西方之宗教、科学、哲学、文艺、法律、实用技术,亦是不能否认事实。但是毕竟西方文化之本身,是否即足够领导人类之文化?除东方人向西方文化学习以外,西方人是否亦有须向东方文化学习之处?或我们期望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者是什么?由此东西文化之互相学习,我们所期待于世界学术思想之前途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于此亦愿一述我们之意见。

 

照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看法,我们承认西方文化精神之最高表现,主要在其兼承受了希腊的科学哲学精神,与希伯来之宗教精神。希伯来之宗教精神,使西方之人心灵直接通接于上帝。希腊的科学哲学精神,使西方人能对宇宙间之数理秩序,对各种事物存在之普遍范畴与特殊法则,对人类思考运行所遵守之逻辑规律,都以清明之心,加以观照涵摄,而人乃得以其认识的主体,居临于自然世界之上,而生活于普遍的理性之世界。近代之西方人最初是北方蛮族,而此蛮族又以其原始朴质之灵魂,接受此二文化精神之陶冶,而内在化之,于是此近代西方人之心灵,乃一方面通接于唯一之上帝之无限的神圣,一面亦是能依普遍的理性以认识自然世界。由此而转至近代文艺复兴时代,人对其自身有一自觉时,此二者即结合为个人人格尊严之自觉,与一种求精神上的自由之要求。由此而求改革宗教,逐渐建立民族国家,进而求自由运用理性,形成启蒙运动;求多方面的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并求本对自然之知识以改造自然;本对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之理想,以改造人间。于是政治上之自由与民主、经济上之自由与公平,社会上之博爱等理想,遂相缘而生。而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产业革命、解放黑奴运动、殖民地独立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亦都相继而起。由科学进步应用于自然之改造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之改造,二者相互为用,相得益彰。于是一二百年之西方文化,遂突飞猛进,使世界一切古老之文化,皆望尘莫及。凡此等等,盖皆有其普遍永恒之价值,而为一切其他民族所当共同推尊赞叹学习仿求,以求其民族文化之平流竞进者也。

 

然此近代之西方文化,在其突飞猛进之途程中,亦明显的表现有种种之冲突与种种之问题。如由宗教改革而有宗教之战争;由民族国家之分别建立而有民族国家之战争;由产业革命而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之对立;为向外争取资源,开发殖民地,而有压迫弱小民族之帝国主义行动……在今日科学已发展至核子武器,足以毁灭人类之时期,人类之前途乃惶惶不可终日。此皆近代西方文化之突飞猛进所带来之后果。则我们今日对西方文化,毕竟应如何重新估价?并对之应抱有何种希望?应为吾人所认真思考之问题。

 

从一方面看,由近代西方文化进步所带来之问题,亦多由西方人自身所逐渐解决,如由宗教自由原则之确立,宗教战争已不可再起。对劳资之冲突,西方文明国家,亦有各种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之措施。对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亦先后有国际联盟联合国之成立,希望由此加以破除。而自美国由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以来,世界人类的良心,在廿世纪,亦皆同趋向于谋一切殖民地之独立。这许多问题虽多已解决,但其问题之根原于西方文化本身之缺点者,则今日依然存在。

 

本来亚洲之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及横贯亚非之回教文化,在理论上正应与西方之自由民主文化相结合,然其今日何以尚未如此,实值得西方人士作深刻的反省。

 

西方人士初步之反省,是归其原因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对亚洲非洲之侵略,以致今日尚有历史遗下之殖民地存在于亚洲及非洲。此种反省之进一步,是如罗素斯宾格勒之说:西方人在其膨胀其文化力量于世界时,同时有一强烈的权力意志、征服意志,于是引起被征服者之反感。但是照我们之意见,此权力意志还是表面的。真正的西方人之精神之缺点,乃在其膨胀扩张其文化势力于世界的途程中,他只是运用一往的理性,而想把其理想中之观念,直下普遍化于世界,而忽略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因而对之不免缺乏敬意与同情的了解,亦常不能从其他民族文化自身之发展的要求中,去看西方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之价值。此义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时已提到而未加说明。本来这种运用一往的理性而想把理想中之观念直下普遍化出去,原是一切人之同有的原始的理性活动之形态。但因西方文化本源于希伯来与希腊之文化传统,而近代西方人又重实用技术之精神,于是近代西方人遂特富于此心习。因为依希腊文化之传统,人之理性的思维,须自觉的把握一切普遍者,而呈现之于人心之前。又依希伯来之宗教文化传统,则人信上帝是有预定之计划,乃由上至下以实现其计划于世界者。而本近代之实用技术之精神,则人对自然社会之改造,都是把由我们之理性所形成之普遍理想,依一定之方法而实现之于现实者。由是而上信上帝,又有依理性而形成之普遍理想,而兼习于实用技术精神之西方人,遂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心习,即如承上帝之意旨,以把其依理性所形成之理想,一直贯注下去之心习。这个心习,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后果还不严重,但在一群人身上表现以形成一宗教社会政治经济之改革运动时,则依此心习所积成之一群人之活动,遂只能一往直前,由是而其力量扩张至某一程度,即与另一群抱不同理想之人,互相冲突。此乃近代之宗教战争,民族国家之冲突,经济上阶级之冲突,各种政治上主义信仰者间之斗争,恒归于非常剧烈,无从避免之原因。亦是各西方国家之政治经济文化之力量,必须转而向亚非各洲膨胀,以暂缓和其内部之冲突,遂再转而为对弱小民族之侵略压迫,并造成争殖民地之战争之原因;同时亦即是西方人今日之良心,虽已认殖民地为不当有,在亦愿与亚洲非洲民族结合,但仍不能对亚洲民族文化之特殊性加以尊重与同情的了解,而仍貌合神离之原因。

 

又据我们东方亚洲人之所感觉,西方之个人,在本其此种心习来与东方人办理外交政治事务,以及传教或办教育文化之事务,而同时又在对东方作研究工作时,更有一种气味,为我们时时会接触,觉其不好受,而有不易表诸文字者。此即在其研究的态度中,把其承继希腊精神而来之科学的理智的冷静分析态度,特为凸出;而在此态度之后,则为其所存之于心的理想计划,预备在研究之后,去实施或进行者。于此情形下,东方人一方自觉成为西方人之冷静的研究对象,一方又觉其正预备以其理想计划,自上贯注下来,到我们身上。东方人在觉其自身只为一冷静的研究对象时,即觉为被西方人所推远而感到深细的冷酷。而在其觉西方正以其预定之理想贯注下来时,则感一精神上的压迫。而此种感觉,则更使东方人与西方人之直接的交际关系,亦归于貌合神离。而在西方人方面,如自信其理想是公的好的,亦是为东方人本身的,则恒以此种东方人之貌合神离,乃由东方人之不知其好意,或东方人对西方人有距离感自卑感,以及仇恨心,或为东方人之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文化意识,从中为梗。这些东西我们亦不能完全否认东方人之莫有,而且亦可能有得很多。但是西方人本身之态度,亦正有极大的关系。而此种态度,在根本上,正由西方所承受之希腊文化精神希伯来精神及近代之实用技术精神,三者之一种方式的结合之产物,此乃与西方文化之好处、西方人之长处虽难于分别者。当我们东方人了解到此点时,亦应当对西方人之此种态度,加以谅解。然而西方人如真欲其对人之态度,与其自身之精神,再进一步,或真欲与东方人亚洲人及非洲人接触以调整人类关系,谋取世界和平,以保西方文化本身之永远存在于人间世界,则我们认为西方人之精神思想,尚可再上升进一步,除由承继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而加以发展出之近代西方之精神以外,尚可有学习于东方之人生智慧,以完成其自身精神理想之升进者。此有五点可说。

 

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一点,我们认为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西方文化精神之长处,在其能向前作无限之追求,作无穷之开辟。但在此向前追求、开辟之精神状态中,人虽能以宗教上之上帝为托命之所,而在真实生活中,其当下一念,实是空虚而无可在地上立足。由此念念相续,亦皆实空虚而无可在地上立足。于是西方之个人与国家,必以向前之追求开辟,填补其当下之空虚。当其追求开辟之力量,随自然之生命之限制,或外来之阻限而不能不停顿时,其个人之生命,国家之生命亦可能同时倒下。故西方之老人,多为凄凉寂寞之老人;而西方历史上之强国,当为一仆不起,或绝灭不世之强国。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之根源,故人对此心性有一念之自觉,则人生价值,宇宙价值,皆全部呈显,圆满具足。人之生命,即当下安顿于此一念之中,此即所谓“无待他求,当下即是”之人生境界。中国以知进而不知退为人生之危机,而此正西方文化之特点。其所以不知退,则因在其当下精神中实无可立足之地。则由当下即是之生活智慧可与西方人以随时可有立足之地,此即可增加西方文化自身之安全感与坚韧性。其次,西方以承希腊精神之重智而来之文化活动,必表现为概念之构成。此为成就知识之必需条件。但西方人士之沉浸于概念知识之积累者,无形中恒以概念积累之多少,定人生内容之丰富与否。此固有其一面之意义。但概念之本身,对具体之人生而言,本有一距离,具有其限局而造成其阻隔。人之精神中如时时都背负一种概念的东西,而胸襟不能广大空阔。此缺点首表现为西方人之不易与东方人有真实的(Authentic)接触。因我们与他人之真实接触,首先要我们心中全莫有东西,而成为生命之直接相照射,一有此概念的东西,则此东西,虽亦可为媒介,以使我们得同其他与此概念发生关系的人接触。但是此种概念的东西,却同时可成为人与人的真实接触之阻隔。此种概念的东西,包括我们预定的计划目标,用以联系人之抽象理想,用以衡量人人之抽象标准成见习见等,这些东西在我们求与人有真实接触时,都应一切放下,唯由此放下,而后我与人才有彼此生命之直相照射,直相肯定,而有真实的了解。此事似易而实难,必须极深的修养。此中有各层级之工夫可用。而皆须在平时用,然后我在接触人时,才有真实的接触与真实的了解。此平时之工夫,是在我平日生活中,随时在自觉有东西时,随时超越之而放下之。此放下之智慧,印度思想中名之为空之智慧,解脱之智慧。在中国道家称之为虚之智慧,无之智慧。中国儒家称之为“空空如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廓然大公”之智慧。由此种智慧之运用去看生活中之一切经验事物,理想事物,都要使之成为透明无碍。于是人虽可照常的有概念的知识、理想,但他可以无执着,无执着则虽有而能超越此有,若无若有。这种智慧要使百万富翁,觉其身无长物,使大政治家觉“尧舜事业何异浮云过太虚”;使一切大科学家大哲学家之口,如“挂在壁上”;使一切大传教师自觉“无一法与人”;使一切外交家,自觉只是临时的宾客。这种放下的智慧之表现于印度之哲学宗教中;中国之儒道禅宗之人物之思想与风度中,及中国之文学与艺术中者,实值得西方人之先放下其文化传统中之观念,去体会、欣赏、涵泳, 然后知其意味之无穷。而其根源仍在于当下即是,一切平等之人生境界。此是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一点。

 

西方人应向东方人文化学习之第二点,是一种圆而神的智慧。上所谓一切放下之智慧,是消极的。圆而神的智慧,则是积极的。所谓“圆而神”,是中国易经里的名词,与“方以智”对照的。我们可说,西方之科学哲学中,一切用理智的理性所把握之普遍的概念理,都是直的。其一个接一个,即成为方的。这些普遍的概念原理,因其是抽象的,故其应用至具体事物上,必对于具体事物之有些方面,有所忽,有所抹杀。便不能曲尽事物之特殊性与个性。要能曲尽,必须我们之智慧成为随具体事物之特殊单独的变化,而与之宛转俱流之智慧。这种智慧之运用,最初是不执普遍者,把普遍者融化入特殊以观特殊,使普遍者受一特殊之规定。但此受某一种特殊之规定之普遍者,被人自觉后又成一普遍者。又须不执再融化入特殊中,而空之。于是人之心灵,可再进一步以使其对普遍者之执,可才起即化。而只有一与物宛转之活泼周遍之智慧之流行。因此中之对普遍者之执才起即化,即如一直线之才向一方伸展,随即运转而成圆,以绕具体事物之中心旋转。此即为一圆而神之智慧。或中国庄子思想所谓“神解”“神遇”,孟子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此神非上帝之神,精神之神。神者,伸也,人只以普遍之抽象概念原理观物,必有所合,亦有所不合。有不合处,便有滞碍。有滞碍则心之精神有所不伸。必人能于其普遍抽象之概念原理,能才执即化,而有与物宛转俱流之圆的智慧,而后心之精神之运,无所不伸。故谓之圆而神之智慧。此种智慧不只是一辩证法的智慧,而略近于柏格森之所谓直觉。辩证法之智慧是以一普遍者规定一具体实在后,再即观其限制,而更涌现一较具体化之普遍者以观物。此中之普遍者仍是一一凸出于意识之前的。而此种圆而神之智慧,则可对一切普遍者之执,才起而不待其凸出,即已在心灵之内部超化。于是在人之意识之前者,唯是一与物宛转之活泼周运之圆而神的智慧之流行。故略近于柏格森之所谓直觉,但柏格森之直觉,只是其个人之哲学观念。而中国人则随处以此圆而神之智慧体会自然生命,观天地化几,欣赏赞美活的人格之风度,以至以此智慧观时代之风会气运之变,并本此智慧以与人论学,而应答无方,随机指点,如天籁之流行。而我们在中国之文学艺术,与《论语》《孟子》《世说新语》、禅宗语录、宋明语录,及中国先儒之论学书信中,皆可随处发现此种智慧之流行。是皆待于人之能沉潜涵泳于中国文化之中,然后能深切了解的。西方人亦必须有此圆而神之智慧,乃能真与世界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接触,而能无所阻隔,并能以同情与敬意之相遇,以了解其生活与精神之情调与心境,亦才能于其传统文化中所已认识之理型世界、知识世界、上帝世界、技术工业世界,分门别类的历史人文世界之外,再认识真正具体生命世界,与人格世界与历史人文世界中一切的感通。而西方之学者,亦才能于各自著书立说,自成壁垒之外,有真正的交谈,而彼此随时能相悦以解。

 

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三点,是一种温润而怛恻或悲悯之情。西方人之忠于理想及社会服务之精神与对人之热情与爱,都恒为东方人所不及,这是至可宝贵 的。但是人对人之最高感情,不只是热情与爱。人之权力意志与占有之念,都可透入于人对人之热情与爱之中。要使此权力意志与占有之念不透入,在西方主要赖其宗教信仰中所陶冶之谦卑,及视自己之一切功德皆所以光荣上帝,服务于上帝,亦由上帝之恩典而来之种种心情。但是人之权力意志,亦可借上帝作后盾,自信自己之所行,已为上帝所嘉许,而更向前施展。人亦可以私心想占有上帝,如在战争中与人冲突时,祈祷上帝帮助自己。此处上帝之道与人心之魔又可俱生并长。于是基督教又有对敌人及一切罪人之宽赦(Forgiveness) ,以求去此病。但是对人之绝对的宽赦,亦可化为对世间一切之“放弃” (Renunciation) ,而只求自己个人之道福。如要去此“放弃”之病,则仍须再重视爱与热情。此成了一圆圈,而爱与热情中仍可有权力意志与占有之念。问题仍无究竟之解决。要使此问题有究竟之解决,只有人在开始对人之热情说与爱中,便绝去其权力意志与占有之念之根。要去此根,则爱必须真正与敬同行。爱与敬真正同行,其涵义之一,是如我觉我对人之爱是原于上帝,其泉源是无尽的上帝之爱,则我们对他人之敬,亦同样是无尽之敬。而此中对人之敬,亦可是敬人如敬上帝。中国所谓仁人之“事亲如事天”“使民如承大祭”即此之谓。此处不容许一个回头自念,自己是信上帝的,知道上帝之爱的,而对方都不是。如此一想,则觉对方比我低一级,而我对人之敬则必有所不足。对人若须有真实之敬,则必须对人有直接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视“人之自身为一目的”的敬,能有此敬,则人对人之爱,皆通过礼而表现之,于是爱中之热情皆向内收敛,而成温恭温润之德。而人对人最深的爱,则化为一仁者恻怛之情。此可通于佛家之悲悯。恻怛悲悯与一般之爱之不同,在一般之爱,只是自己之生命精神之感情,视人如己的向人流注。此处之视人如己,即可夹杂“对人加以占有之念”之泥沙并下。而恻怛悲悯,则只是自己之真实存在之生命精神,与他人之生命精神间之一种忐忑的共感,或共同的内在振动,此中,人对人自然有真正的同情,亦有情流,向人流注。但是这些情流,乃一面向外流,一面亦都为自己所吞咽,而回到自己,以感动自己,遂能将此情流中之夹杂的泥沙,加以清洗。这中间有非常微妙的道理。而更哲学的说,则西方人所重之爱,要真化为恻怛与悲悯,必须此爱之宗教的根原之上帝,不只是一超越于一切人精神之上,而为其贯通者,统一者,为人之祈祷之对象者,而须视同于本人之本心深心,而透过我们之肉躯,以表现于一切真实存在之生命精神之间之直接的感通关系中者,然后可。但详细讨论此中问题,则非今之所及。

 

西方之应向东方学习之第四点,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我们以前已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原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复久的文化。现代西方近代文化,固然极精彩灿烂,但如何能免于如希腊罗马文化之衰亡,已有不少的人忧虑及此。照我们的意思,文化是各民族精神生命之表现。依自然的道理,一切表现,都是力量的耗竭。耗竭既多,则无一自然的存在力量能不衰。人之自然的精神生命之力,亦然。欲其不衰,人必须一方面有一上通千古,下通万世之由历史意识所成之心量,并由此心量以接触到人心深处与天地万物深处之宇宙生生之原。此宇宙生生之原在西方人称为上帝。由西方之宗教生活,人亦可多少接触此宇宙之生生之原。但是一般宗教生活,只赖祈祷与信仰来接触上帝,上帝之对于人,终不免超越而外在,而人只想上帝之永恒,亦尚未必即能直下有上通千古下通世之历史意识所成之心量。且由祈祷信仰,以与此宇宙生生之原之上帝接触,乃是只以人之超越向上的心灵或精神与之接触,此尚非直下以吾人生命存在之自身与之接触。要使生命之存在自身与之接触,吾人还须有一段大工夫。此一段大工夫之开始点,乃在使吾人生活中之一切向外表现之事,不只顺着自然的路道走,而须随时有逆反自然之事,以归至此宇宙生生之原,而再来成就此自然,这正是我们以前所说之中国历史文化所以能长久所根之智慧,这个智慧不只是一中国哲学的理论,而是透到中国之文学艺术礼仪之各方面的。依这种智慧,中国人在一切文化生活上,皆求处处有余不尽,此即所以积蓄人之生命力量,使之不致耗竭过度,而逆反人之自然的求尽量表现一切之道路,以通接于宇宙生生之原者。而以此眼光看西方近代文化之只求效率之快速,这中间正有一大问题存在。在当前的世界,以中国人以前之尚宽闲从容之态度来应付,固然很多不适宜之处。但是近代西方世界,带着整个人类奔驰。人纵皆能乘火箭到星球世界,而一人飞上一个星球,还是终沉入太空之虚无,此并未得人类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自身真正长久存在之道。西方人亦终当有一日会感对只有上帝之永恒而无历史文化之悠久,人并不能安居乐业于此世界,则星球中亦不可容居。这时西方人当会发展出一上通千古下通万世之心量,并本此心量以接触宇宙生生之原,而生活上处处有余不尽之价值,并会本此心量而真重视到父母祖宗之孝,并为存宗祀而生子孙,为承继祖宗遗志而求文化之保存与延续,以实际的实现文化历史之悠久。但这些问题亦不是我们在此文中,所能一一详细讨论的。

 

西方人应向东方人学习之第五点是天下一家之情怀。我们承认人类现在虽然有许多国家,而凡未能民主建国之国家,皆须一一先走上民主建国之道路。但是人类最后必然归于天下一家。所以现代人,在其作为一国家之公民之外,必须同时兼备一天下之情怀,而后世界真有天下一家之一日。在这点上说,东方人实更富于天下一家之情怀。中国人自来喜言天下与天下国家。为养成此情怀,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之思想皆有所贡献。墨家要人兼爱,道家要人与人相忘,佛家要人以慈悲心爱一切有情,儒家要人本其仁心之普遍涵盖之量,而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本仁心以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本仁心以相信“东西南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之圣人心同理同”。儒家之讲仁,与基督教讲爱,有相通处,因基督教之爱,亦是遍及于一切人的。

 

但是基督教要先说人有原罪,其教徒是本上帝之意旨,而由上至下,以救人。儒家则多信人之性善,人自身可成圣,而与天合德。此是一冲突。但教义之不同处,亦可并行不悖,而各有其对人类与其文化之价值。但在养成人之天下一家之情怀上,则我们以为与其只赖基督教思想,不如更兼赖儒家思想。此乃由以基督教为一制度的宗教,有许多宗派之组织,不易融通。基督教有天堂观念,亦有地狱观念,异端与不信者,是可入地狱的。则各宗派间,永不能立于平等之地位,而在自己之教会者与不在者,即分为二类。而一可上天堂,一可入地狱。如此,则基督教对人之爱虽以一无条件,仍可以有一条件,即信我的教。此处实有一极大之问题。照儒家的意思,则只要是人,同有能成圣而与天合德之性。儒家并无教会之组织,亦不必要人皆崇拜孔子,因人本皆可成圣而同于孔子,此即使儒家之教,不与一切人之宗教成为敌对。儒家有天地之观念,而无地狱之观念,亦无地狱以容异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乃儒家之信仰。则人类真要有一“天下一家”情怀,儒家之精神实值得天下人之学习,以为未来世界之天下一家之准备。此外,东方之印度之佛教婆罗教,同有一切人可成佛,而与梵天合一之思想,而可足养成人之天下一家之情怀者。此各种东方之思想,亦同连系于东方之文学艺术礼仪,而同值得西方人加以研究而学习者。

 

我们以上所说西方人应向东方学习者,并不能完备。尽可由人再加以补充。我们以上说的是西方文化如要完成其今日欲领导世界世界的目标,或完成其自身之更向上的发展,求其文化之继续存在亦有须要向东方学习者。而这些亦不是在西方文化中莫有种子的。不过我们希望西方文化中这些种子,更能由对东方之学习,而开花结 果而已。

 

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目录及链接

 

一、     前言——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

二、     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三种动机与道路及其缺点

三、     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四、     中国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及其与西方文化之不同

五、     中国文化之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

六、     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

七、     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

八、     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

九、     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

十、     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

十一、  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本文)

十二、  我们对于世界学术思想之期望

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唐君毅全集》卷四之二(联合作者: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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