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义理

道家学问虽然是很高明的学问，但每个人也都可以做，而且都要做，它关系到你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直到成圣人。纵使老庄不是圣人，但他们是大智慧者，他们看到圣人的境界，他们向往于圣人，他们希望世上出真的圣人，这是从古以来的定评——老子不是圣人，庄子不是圣人，但是他们看到圣人的境界，所以他们是智者。智者就是能够知道圣人的人。

佛教的起源是从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感受说起，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是虚假的、无常的，是苦，是我们要厌离的。一个教就从这么一个虚幻的、不实在的感受开始说起，这种说法很动人的，因为仔细想想，人往往真的生活在虚幻当中，都生活在痛苦当中，所以佛教为什么能够传遍全世界？因为释迦牟尼佛讲出了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特质，就是你的人生是虚假的。但是，一般人虚假一辈子，他还以为真实，误以虚为实，误以苦为乐，现在有智慧的人来告诉你，这是苦，是幻，所以听了佛法就会起大的触动，于是你也想从其中解脱出来，请问怎么解脱？

我们研究某些学问，如果从它们的根源出发，而不能够综摄它们所有的内容，其错误可能出在两方面，第一方面，那学问本身是成熟的，合理有序而成系统的，但你的思考与推理的能力不够，你推导不下去，当然只能半途而废，那糊涂是因自己的无能而造成的；第二方面，可能那学问本身就是糊涂的，虽然似乎有它的根源，但是它从根源出发以后，并没有按照根源的基本道理来表现，它违背了自己的本性，一个理性的思考者是很容易发现其矛盾的。

而人不能超化其存在之本身，以向上升进于神明，则人之存在本身不能承载上帝，而宗教信仰亦随时可以动摇。同时人亦承载不起其自身所造成之知识世界，与科学技术所造成之文明世界，故原子弹似随时要从人手中滑出去，以毁灭人类自己。人亦承载不起由其自身所定之政治社会之法制组织，对个人自由所反施之压迫。此即为现代之极权国家对个人自由所反施之压迫，而今之产业社会之组织对个人自由，亦同有此压迫。

许多理论的不同都来自于对心性了解不同，宗教的不同，也是由于人类对心性了解的不同。

而中国人则随处以此圆而神之智慧体会自然生命，观天地化几，欣赏赞美活的人格之风度，以至以此智慧观时代之风会气运之变，并本此智慧以与人论学，而应答无方，随机指点，如天籁之流行。而我们在中国之文学艺术，与《论语》《孟子》《世说新语》、禅宗语录、宋明语录，及中国先儒之论学书信中，皆可随处发现此种智慧之流行。是皆待于人之能沉潜涵泳于中国文化之中，然后能深切了解的。

这样，儒释道三家对人性的把握不一样，导致其修行的入路不一样。不过，佛家的佛性、道家的道心、儒家的圣性，虽然其原始意义与实践入路不一样，但到最后所显发出来的境界，都是超越的，其内容都是无限的，都是相通的，都是盖天盖地，涵摄一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大教，所以三教都是大教。全世界再也没有像儒释道三家这样的大教了，基督教也有超越面的肯认，但是不透。为什么不透呢？上下两面隔绝，其超越的根据是“起绝”的，所以上帝永远在本体界，人生永远在现实界，你只能靠上帝来救赎，你永远不可能成佛，不可能成圣，不可能成耶稣。但是，东方学问就不一样：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有圣性，人人皆可成圣；人人皆有道心，人人皆可逍遥，皆可成真人。这是人生大智慧，把这两层的分合弄通了，其他道理都通了。牟宗三先生认为这两层的划分是一切哲学的基本模型，世界所有的学问都要收拢在这两层系统内。

以至新青年杂志之标出科学与民主之口号，固皆是民主思想。但是一方标科学与民主之口号，一方面亦要反对中国之旧文化，而要打倒孔家店。这样，则民主纯成为英美之舶来品，因而在中国文化中是无根的。以民主与科学之口号，去与数千年之中国史文化斗争，中国文化固然被摧毁，而民主亦生不了根，亦不能为中国人共信，以成为制度。

佛家是从现实人生开始说起的，现实人生是无明的、染污的、烦恼的，所以要来个翻转，说无常、无我，以回归真实，叫做“解脱”解开无明虚妄，让生命从染污烦恼中挣脱出来。无明烦恼在我们的生命中，其根源是无限深远的，其内容无穷无尽的，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真正完全解除。譬如我们的思考，不仅恶的念头不能有，连善的念头都不能有，甚至对于最高真理的欣喜向往也不能有。

至于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中无民主思想之种子者，则以儒道二家之政治思想，皆认为君主不当滥用权力，而望君主之无为而治，为政以德。此即对君权加以限制抑制之政治思想。此固只是一对君主之道德上的期望。但儒家复推尊尧舜之禅让及汤武之革命，则是确定的指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及“君位之可更迭”，并认为政治之理想乃在于实现人民之好恶。此乃从孔孟到黄梨洲一贯相仍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