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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所述，儒家是一个敎，是“即道德即宗教”的天人合德之敎。那末，这个成德之敎中的“自我问题”，当然亦应该有一个说明。
“我”的发现，在西方哲学乃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譬如三百多年前，笛卡儿说了一句“我思故我在”，便成为传诵至今的名言。如果浅一点说，“我吃故我在”，“我爱故我在”，岂不亦一样可以通？不过，吃饭的我只是“形躯我”，恋爱的我只是“情意我”，还没有进到哲学意义的“认知我”（思想主体）以及道德价值意义的“德性我”（道德主体）的层次。对于“自我”的问题，孔子虽然没有作过正式的论证，但我们可以从孔子的敎言里，看出他对自我境界的态度。
关于自我境界的划分，上文所提到的是较为通行的四分法：（1）形躯我，以生理与心理之欲求为内容；（2）情意我，以生命感与生命力为内容；（3）认知我，以知觉理解与推理活动为内容；（4）德性我，以价值自觉为内容。（注一一）
（一）就“形躯我”而言，孔子当然重视生命，而且亦善于摄食养生（可参看论语乡党篇）。但生存或求生，却并不是人生价值的标准所在。所以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杀身”以“成仁”，是以有限的生命换取无限的价值。身之生死既不足计，则有关生理与心理的欲求，更不待说。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是表示人应该用心于大是大非的辨别，而不必念念计较形躯生命的欲求。而另一句“忧道不忧贫”，则表示君子所唯一关心的，乃是德性价值文化价值的实现问题，而不应该忧念个人的穷通得失。孔子之所以对“不以贫穷累心”的颜回特加称赞，正以此故。盖生活中的贫富得失，本来就有客观的限制，非人力所能控制。君子以立德明道为本，虽处于贫贱亦能乐而忘忧，此即所谓“君子固穷”；而世俗之人则常随感性欲求走，每因穷困而放弃原则，故孔子又有“小人穷斯滥矣”之叹。
总之，就个人自处而言，孔子并不重视形躯生命之苦乐得失乃至生死，可见他的自我境界很明显的不落在形躯我上。
（二）关于“情意我”，上文已指出含有“生命感”与“生命力”二面。前者表现于艺术性的活动，后者表现为勇敢坚毅。依孔子之意，这二面的自我境界，都应该以“德性我”为归趋。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韶乃大舜之乐，武即周武王之乐。武王征诛而有天下，其德不如大舜之禅让公天下。而孔子对韶乐武乐的评论，亦正是关联着作乐者之德而说的。可见孔子评论音乐艺术，实以道德观念为标准。又如：
顔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
郑国的音乐，委靡失度，不合性情之敎的标准。“郑声淫”，是一句道德意义的判断；“放郑声”（放、摒弃之意），则更将禁止不合道德标准的音乐，视为政府的责任。孔子之意，是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陶冶人格情操，所以应该受到道德的节限和制裁。至于如何表现生命力的质量，则可以从孔子之言“勇”而加以考察。孔子曾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通过德性的自觉，必能生发无畏的道德勇气。反之，如果生命力不受德性我的指导或裁度，则将生出罪恶，造成祸害。所以孔子又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儒家言勇，重视“反身循理、以志帅气”的义勇，即以此故。
（三）就“认知我”而言，孔子亦不认为“知”能够决定“成德”。所以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言”指言论思想，属于“知”的范围。知不能决定德，而“德”则可以显发“知”以立“言”。从有言（知）与有德（仁）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知与仁之间，有着本末先后之不同。所以孔子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
知及之，是智及于物而足以明其理；仁守之，是理得于心而能守之而勿失。一个人的智虽然足以明理，但如果他私欲间杂，意志不能纯一，亦仍将不能得之于心以具有其德。孔子的意思，是认为意志的纯一，比认知更为重要。苏格拉底直说“知识即道德”，而忽视意志之纯化与道德本身之践履，这是和孔子不同的地方。
孔子当然重视“学”。他亦说过“博学于文”，“温故知新”，“多学而识”，“多闻阙疑”，求“文献”之“足征”，并敎人“学思并重”，“举一反三”。熊十力先生亦常提醒一个意思：“圣人重德而不轻知识”。这个意思当然可以说。但与进德之义相较而观，则本末先后之间，亦自有轻重之别。所以孔子论学总是归结到进德。他称颜回“好学”，是举“不迁怒，不贰过”以为说，可知孔子心目中的“学”，其着重点不在知识，主要是指“进德”而言。孔子并不表现理智思辩的兴趣，亦没有开辟出纯粹知性的领域；所以孔子的“仁智双彰”亦仍然是“摄智归仁”。而“知”的功能，亦主要在于了解人之本身，以助成人之进德。论语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臯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
据孔子之说，“知”的主要意义，是在于“知人”；而知人的目的，又在于任用正直的贤才，以引导人归向正途（举直错枉，使枉者直）。可见“知”的主要功用，是在了解人、了解事理，以辅助成德；而并不着重于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理解，以成就知识。（注一二）因此，相对于“德性我”而言，“认知我”实只居于附从的地位。
总上三点所述，“形躯我、情意我、认知我”，皆系属于“德性我”之下。孔子虽未曾论及纯哲学意义的自我问题，但从他“求仁、为仁、成仁”的敎言，以及上文所作的考察看来，其意向着重在“德性我”，已甚为明白。而自孔子以下的儒家，亦是集中在以“价值自觉”为内容的“德性我”上，而开发了人类各大文化系统中、最为深广丰富的心性成德之学。由此可知，孔子对自我境界所取的态度，亦正决定了儒家“成德之敎”的精神方向。
注一一：参见劳思光先生《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第一册第二章。
注一二：按、孔子之学，虽不以成就知识为主旨，但孔子亦从未在原则上轻忽知识之价值。至于如何自觉地从中国文化心灵中转出知性主体，使知性主体从德性主体的笼罩之下，透显出来单独起用，以开出“知识之学”的新学统（与道统分开而言的学统），则是当代中园人的责任，亦是儒家所面对的一大中心课题。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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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