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公孙丑章句上>第8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yòu)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wéi)善。

○孟子说：“古之圣贤，其乐善之诚皆同，而分量之大小则异。昔圣门弟子有子路者，是勇于自修的人，其心惟恐已之不善，失于不知，而不能改，故人来说他的过失，便欣然喜受，以为幸而可改也。夏王大禹，是不自满假的人，其心惟恐人之有善壅于不闻，而不能行，故一闻善言，便肃然拜受，以为幸而可行也。一喜一拜，其乐善之心，皆出于诚如此。至于大舜，则又有大于禹与子路者。盖子路之喜，犹见不善之在已，未能忘已；禹之拜，犹见善之在人，未能忘人。舜则见得这善，是天下公共的道理，非是一人的私物，不把做自己的，也不把做别人的，而与人同其善焉。如有见于已之未善，便舍却自己，而翻然从人，一毫无所系吝；有见于人之善，便乐取于人，而为之于已，一毫无所勉强。人已两忘，形迹俱化，这叫做善与人同。其心胸何等开豁，其气象何等浑融，视禹与子路诚有间矣。此舜之所以为大也。”然此二圣一贤，论其分量，则舜优于禹，禹优于子路。论学者所造，则必由子路之克已，而后可以希禹；由禹之下人，而后可以希舜。不然文过饰非，过将日积，而地地之声音颜色，士止于千里之外矣，其谁乐告以善哉？此又希圣者所当知也。

自耕稼陶渔，以至为(wéi)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wéi)善，是与人为(wéi)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wéi)善。”

○陶，是烧造瓦器。渔，是捕鱼。与，是助。

○孟子又说：“舜之所以大于禹与子路者，固以其取善于人矣。然舜之取于人，不但一时为然，从那侧陋之日，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以至登庸而为天子，一生所行，只是取诸人以为善。或闻一善言，或见一善行，不问其出于刍荛，出于岳牧，无不并取而兼用之。其好问好察之心，盖有穷达不移，始终无间者。夫取人之善而为之于已，虽未尝有及物之心，然天下有善的，以见取为荣，自然益励于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见取为耻，都勉而为善，是乃助人之为善者也。夫使天下之人，皆劝于为善，则视人惟我，视我惟人，无尔我形骸之隔，真有如天之无不覆，地之无不载者。君子之善，孰大于是哉？此舜之所以大于禹与子路也。盖圣人之心，至公至虚。公则小大不遗，而取善之途广；虚则人已两忘，而取善之心融。舜所以能用中于民而成其大者如此。后世以聪明自用者，视天下若无一足以当其心，其究至于恶闻其过，而昌言且不至矣，何由与人为善乎？”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一）善与人同：“同”即“通”。善与人同，即善于与人相交通，而无所隔阂。

（二）舍己从人：即善能放下自己的习惯性情或成见，而欣赏他人的性情与表现。

（三）乐取于人以为善：以他人之美善为美善，而乐于去学习也。

（四）耕稼陶渔：舜于微时，曾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当泽。

（吾）与：赞许、赞助。

【疏解】

自反粗看来似乎纯是一己生命以内的事，其实分所谓内在、外在，只是为论说之方便，而二者实相连为一体。因为一份无蔽的心怀，是自然一定会及物润物的。及物润物有二义，一是以我心之爱去润泽外物，一是以外物之美善来滋润我心。所以成己成物，实是一事之两面也。在本章中，孟子即透过舜的实践，来表显这一份成己成物的丰润气象。

舜和子路、禹在境界上似有差别，差别在何处呢？即在子路和禹尚在消极的改过阶段，舜则更在积极的良心发用以及物润物的阶段。其实这两者也很难有明显的界限。心一有蔽便不能及物润物而当反省，但一反省改过便立刻能及物润物而成己成物了。何况子路和禹都是最勇于改过的真诚之士，其良心之蔽也不会太久，其润物之功也未必便少。而所以特别标举舜者，应是在舜之表现，比子路、禹更自然流行，不着反省改过等斧凿之迹罢！于是亦因此更能表显君子养心之效。而此效何来？亦无非要通过不断的自反改过而已。所以要到达舜的自然流行之境，也是要通过子路与禹的辛苦的。

而到了舜，便自反而无自反相，一切自然发用，而人我共成一体。这具体来说便是“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人之过都来自良心为物所蔽，而所谓蔽，即自我的假相，此乃是由心妄造而来，一般即称为习气、情识、成见。有了这些障隔，良心的爱敬便无法充畅地通出去，而总要受这些特殊模式的限制，而妄有所好恶。如今舜却能放下自己的种种模式，去平心体知他人的性情，欣赏别人的方式，且学习着就以他人的方式为通路，去进入他人的心中，则真如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一段所谓“以无厚入有间”，试问又还有什么人他不能爱？有什么生命他不能与之打成一片呢？这就是君子养心之效。原来我们所以反省，目的就在藉此放下自己的成见，撤除良心的隔阂，使良心之发用，能无所不通啊！良心能无所不通，即凡遇一人，皆能成全之而肯定其价值，此即所谓与人为善。故君子之秉其良心去及物润物者，即与人为善之意也。此所以为大。

编自《孟子义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