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离娄章句下>第26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故，是已然的形迹。利，是顺利。

○孟子说：“天下之理原于性，人惟言性未得其真，所以事不顺理，而往往多事以扰天下也。盖性具于心，本无形而难见，若徒以性论性，则言愈多而理愈晦矣。天下之言性者，惟当就其日用之间，随感而应，有那已然可见的形迹，即此已发之端倪，求其未发之精蕴。如言性之仁，必指恻隐之呈露者以为据；言性之义，必指羞恶之发见者以为征。由是因显以知微，即用以见体，而性之本然者始可得而识矣。此言性者，当求之于故也。然所谓故，却出于天理之自然，非由于人为之勉然，一有人为便不顺利而非故矣。是以言性之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而以利为本焉。如言恻隐则必本其乍见不忍之良心，而凡涉于要誉之私者，非仁也；言羞恶则惟取其弗屑嘑蹴之真机，而凡涉于好名之私者，非义也。此则以天谋为能，不以人谋为能，而性之自然者始可得而识矣。”夫性征于故，故本于利，此可见天下之理，皆出于自然。人惟顺其自然之性以应事，则无所处而不当矣，何必任术以扰天下哉。

所恶（wù）于智者，为（wèi）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wù）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凿，是穿凿，乃不循正理，别生意见的意思。无事，是就事处事，恰似不曾做事的一般。

○孟子说：“天下之理既出于自然，则明理之人宜知所顺应矣。乃若所恶于智者为何？盖智乃吾心明觉之良，而非私意揣摩之术也。有等小智的人，自作聪明，务为穿凿索隐以为知，行怪以为能，似智非智，而反有害于智，此其智所以为可恶耳。如使智者之处事，亦如大禹之行水一般，则心不劳而事不扰，何恶之有？盖水以就下为性，禹但因其自然之性，加夫利导之功。如九河、济、漯本有赴海之势，则疏瀹而注之海；汝、汉、淮、泗本有赴江之势，则决排而注之江。虽有疏浚之劳，而未尝以私意穿凿，不过以水治水，行所无事而已。此禹之智所以为大，而古今莫及也。若使用智者以大禹行水之法，为吾身应事之准，因物付物，不矫激以为高，以事处事，不纷更以滋扰，亦如禹之行所无事。则虚灵中见的道理，自然光明；宁静中做的事业，自然俊伟。这才是有大识见大力量的人，其智之大亦将与禹并称于天下矣，尚何恶于智哉？夫智一而已，务为穿凿则小，行所无事则大，则智之贵于顺，不贵于凿也，明也。人欲称大智之名于天下，安可不务法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千岁之日至，是上古日南至之时，岁月日时皆会于甲子，乃造历者之历元也。孟子说：“智以无事为大，可见智不当凿矣，况以理推之，亦有不必凿者乎？且以治历言之，天之峻极何如其至高，星辰之布列何如其至远，若未易窥测矣。然天虽高，其运行却有常度；星辰虽远，其次舍却有定位。这所谓故也，治历者苟于其故而求之，循其已往之迹，用积分之法直从今日逆推上古，则虽千岁之远，年代不知其几，而岁月日时皆会于甲子，为日至之度，造历之元者可端坐而得之，而不苦于步算之难矣。夫天与星辰至难知也，顺其故而求之，无不可得，况事物之近者乎？智者何必以凿为哉！”详观此章之意，惟以顺理应事为大智，然必先有随事精察之小心，而后有顺事无情之妙用，不然则徒慕无事之名，而深居高拱适己自便，兢业之念或少疏焉，未有不至于懈弛者。君天下者宜审图之。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一）故：推求其所以然。

（二）利：顺。

（三）凿：穿凿附会。

（四）日至：此处之日至，当指冬至，因为周正以冬至日为元日。

【疏解】

这章是孟子论性的各章中，文义最难索解的一章，古今注解这章的人说法很多，迄未能有定论，现只是顺孟子的文势提出一种想法，未知是否确当。

“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矣”，此句的故字意义不明。朱子注说：“故者其已然之迹”即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于外的本来具有的程迹。但即就人的生命活动表现出来的已然之迹上看，似乎不能证明人性之善。“故者以利为本”，朱注解利为顺，说禹之行水，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意即谓人性之善，如水的流下，是自然而然，毫无人力造作于其间的。这样说于孟子有据。但所说的顺，似不能就已然之迹上说，于迹上看；人亦可以任情放肆为顺。

“故”可解作本。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矣，是说当时之言性者多矣，而亦皆是追溯探究人之本。论人性是什么，即是要探究人的本然。告子以为性本无仁义，仁义是后天所习，此即求其“本”也。即如要问人性是什么，便要追溯到本原处看，不能只在人生活动的现象上看。告子以人的本然是无所谓善不善的善恶都是后起的，而孟子则以道德仁义为人之本性，人之为恶，是因后天习染而失其本之故。此中孟子所言之本与告子所言之本不同，当然亦与其他各家言性者不同。究竟那个才是真正的人的本然呢？孟子认为，吾人可有一判别正伪的准则，即“顺”，“故者以利为本”的利，是顺的意思。那一种说法最顺乎自然，则该说法便最能道出人性之本然。孟子认为，主张人性皆善，是最顺乎人心的，人那有甘愿为恶的呢？当人为恶之时，他必会感到不安，难受，当别人说他是恶人时，他亦必感到难过、惭愧。是以吾人不能主张人性是恶的，因为恶于人不顺。从人的对于自己的恶感到不安，可知认为人性之无分于善恶之中性说亦为不顺因人不会安于混沌般的不觉的状态。孟子说：“人性无有不善，如水无有不下”，又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从人心对理义之欣悦，及人为善而感到有莫大的快乐来看，吾人便可知道人性是善的，因为善时是人感到最顺遂，最怡悦的时候，人亦最愿意相信人性皆善，故道德仁义一定是人的本性。

此处所说的顺，是本心真实呈现时人的感受。但人如果在长期受私欲的蒙蔽干扰底下，而忽有不安之感，要去为善，此时人会感到为善有千万辛苦，而未必是自然顺遂。因人是一有感性的存有，有种种感性的欲求，未必能让本心自然的呈现，故在立志克己复礼，扭转其一向受私欲底控制生命时，会有强烈的理欲冲突，此时人的感受正是“逆”而不是“顺”。但当人能真实的呈现其本心时，一切的私欲习气，都不能阻挡本心的实现，本心本身有莫可抵御的要求实现的力量，故在本心呈现之初时，人虽有逆而不顺之感，但这逆是一下子便会消失的，只要人能持守他的本心，那一切的私欲都不能阻挡，而人于此时便一定会感到自然顺逐，有无比的悦乐。而觉得此刻的我，方是真正的我，实现仁义礼智的心，方是我的本心。

孟子所说的智者，大概是指告子。告子论性之言亦似甚辩，他以性为无善无恶，以义为外，似皆有理，合于经验的事实。其实他并不能真正了解人性之本然，他不能正视此心之悱恻不忍之情。告子的论性，采冷静的认知态度，以人之生命之自然之质为人性，这种冷静客观的研究，把人，甚至自己，都视作为一认知的对象，在这种情况底下，人是不会发现人的道德主体，仁心良知的。而孟子的论性，则语语返本，要人从自己之不安不忍处以见人性的真实，他并不是客观的讨论人性人心，他是以一己的恻怛不容已的仁心以论性与心的，他真切地感受到本心的真实，仁义礼智皆本心所自发，于是便直下肯定人人皆有此本心，人性皆善，他是本诸一己的真实体验，以一己的真生命作准来讨论人性的。本来生命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是不能推出去作客观的对象来研究的，故吾人可说孟子所见是较告子为深刻真实的。

编自《孟子义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