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离娄章句下>第26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故，是已然的形迹。利，是顺利。

○孟子说：“天下之理原于性，人惟言性未得其真，所以事不顺理，而往往多事以扰天下也。盖性具于心，本无形而难见，若徒以性论性，则言愈多而理愈晦矣。天下之言性者，惟当就其日用之间，随感而应，有那已然可见的形迹，即此已发之端倪，求其未发之精蕴。如言性之仁，必指恻隐之呈露者以为据；言性之义，必指羞恶之发见者以为征。由是因显以知微，即用以见体，而性之本然者始可得而识矣。此言性者，当求之于故也。然所谓故，却出于天理之自然，非由于人为之勉然，一有人为便不顺利而非故矣。是以言性之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而以利为本焉。如言恻隐则必本其乍见不忍之良心，而凡涉于要誉之私者，非仁也；言羞恶则惟取其弗屑嘑蹴之真机，而凡涉于好名之私者，非义也。此则以天谋为能，不以人谋为能，而性之自然者始可得而识矣。”夫性征于故，故本于利，此可见天下之理，皆出于自然。人惟顺其自然之性以应事，则无所处而不当矣，何必任术以扰天下哉。

所恶（wù）于智者，为（wèi）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wù）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凿，是穿凿，乃不循正理，别生意见的意思。无事，是就事处事，恰似不曾做事的一般。

○孟子说：“天下之理既出于自然，则明理之人宜知所顺应矣。乃若所恶于智者为何？盖智乃吾心明觉之良，而非私意揣摩之术也。有等小智的人，自作聪明，务为穿凿索隐以为知，行怪以为能，似智非智，而反有害于智，此其智所以为可恶耳。如使智者之处事，亦如大禹之行水一般，则心不劳而事不扰，何恶之有？盖水以就下为性，禹但因其自然之性，加夫利导之功。如九河、济、漯本有赴海之势，则疏瀹而注之海；汝、汉、淮、泗本有赴江之势，则决排而注之江。虽有疏浚之劳，而未尝以私意穿凿，不过以水治水，行所无事而已。此禹之智所以为大，而古今莫及也。若使用智者以大禹行水之法，为吾身应事之准，因物付物，不矫激以为高，以事处事，不纷更以滋扰，亦如禹之行所无事。则虚灵中见的道理，自然光明；宁静中做的事业，自然俊伟。这才是有大识见大力量的人，其智之大亦将与禹并称于天下矣，尚何恶于智哉？夫智一而已，务为穿凿则小，行所无事则大，则智之贵于顺，不贵于凿也，明也。人欲称大智之名于天下，安可不务法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千岁之日至，是上古日南至之时，岁月日时皆会于甲子，乃造历者之历元也。孟子说：“智以无事为大，可见智不当凿矣，况以理推之，亦有不必凿者乎？且以治历言之，天之峻极何如其至高，星辰之布列何如其至远，若未易窥测矣。然天虽高，其运行却有常度；星辰虽远，其次舍却有定位。这所谓故也，治历者苟于其故而求之，循其已往之迹，用积分之法直从今日逆推上古，则虽千岁之远，年代不知其几，而岁月日时皆会于甲子，为日至之度，造历之元者可端坐而得之，而不苦于步算之难矣。夫天与星辰至难知也，顺其故而求之，无不可得，况事物之近者乎？智者何必以凿为哉！”详观此章之意，惟以顺理应事为大智，然必先有随事精察之小心，而后有顺事无情之妙用，不然则徒慕无事之名，而深居高拱适己自便，兢业之念或少疏焉，未有不至于懈弛者。君天下者宜审图之。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