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 <梁惠王章句上> 第1章

孟子名轲,字子典,一字子车,邹人也,生于战国时,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道既通历聘列国,适齐位,虽为上师,而道则未行。这书是与列国诸侯讲论治道及与万章、公孙丑之徒相问答的说话。其大旨述唐虞三代之道,辨义理之微,崇王贱霸、明性兽、辟邪说,发明孔氏之遗教,分为上下七篇。后卒,葬邹县四基山,历朝封邹国亚圣公。

孟子见梁惠王。

○梁惠王名營,本魏侯,都大梁,僭称王,谥曰惠。孟子在当时,以道自重,不见诸侯。适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乃是一个行道的机会,因往见之。

王曰：“叟（sǒu）！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叟”是长老之称,如今称老先生一般。

○惠王一见孟子,尊称之说:“叟,你自邹至梁,不惮千里之远而来,有何计策,可以利益寡人之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对说:“王欲图国事,何必开口就说个利字?治国之道,亦有仁义而已矣。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这是人君君国子民,立纲陈纪的大道理。舍此不言而言利,岂予千里见王之心哉!”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shèng）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shèng）之家；千乘（shèng）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shèng）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yàn)。

○这一节是说求利之害。征，是取。乘是车数。万乘，是天子之国，千乘是诸侯之国。千乘之家，是天子的公卿。百乘之家，是诸侯的大夫。餍，是满足的意思。

○孟子说：“我所以谓王不当言利者，盖以王乃一国之主，人之表率。王若惟利是求，说何以利吾国，则此端一倡，人皆效尤。为大夫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家；为士庶人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身。上取利于下，下取利于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弑夺之祸起，国从此危矣。将见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盖地位相近，则凌夺易生，必然之势也。夫公卿于天子，万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千乘焉。大夫于诸侯，千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百乘焉。所得不为不多矣。若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则纵欲贪饕，何有止极！不弑其君而尽夺之，其心固未肯自以为餍足也，国岂有不危者哉！夫求利之端一开于上，而弑夺之祸遂成于下，则利之为害，甚可畏矣，王岂可以此为言乎？”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这一节是说仁义未尝不利。遗，是弃。后，是不着紧的意思。

○孟子又说：“我谓治国之道，在仁义者，盖以仁义有自然之利故也。今夫人君之治国家，不过欲人皆孝于亲，忠于君而已。人而不仁，固有遗弃其亲而不顾者。诚能好仁，则天性之爱，自笃于所亲。凡所以承颜顺志，左右就养者，皆其情之不容已者也。几曾见有仁之人，而肯遗弃其亲者乎？人而不义，固有背慢其君而不敬者。诚能好义，则敬事之念，自先于所尊。凡所以纾忠尽力，奔走服役者，皆其分之无所逃者也。几曾见有好义之人，而肯背慢其君者乎？夫使举国之人，个个是忠臣孝子，都来亲戴其上，国家之利，孰大于此。而皆自仁义中得之，则仁义曷尝不利乎？王欲图治，固不必舍此而他求矣。”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重言以结上文两节之意。说道：“求利有莫大之害，行仁义有莫大之利。则天理人欲之间，关系治乱安危，非细故矣。王欲为国，亦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启危亡之祸哉！”

按：当时王道不明，人心陷溺，列国游士，争以功利之说，阿顺时君，干进苟合。而孟子独举仁义为言，所以遏人欲之横流，存天理于既灭，其有功于世道大矣。七篇之中，无非此意，读者宜详味焉。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一）叟：老丈，今说老先生，尊称。

（二）远：当动词用，不以千里为远，不辞跋涉千里长途的劳苦。

（三）亦：祗也。

（四）何以：是“以何”的倒装，此处“以”当“用”，不当“因”讲。故“以何”是“用什么”的意思，而不是“为什么”的意思。

（五）征：取也。

（六）弑：地位卑贱的人杀地位尊上的人叫弑，此为贬义。

（七）万乘之国：兵车一辆叫一乘，当时诸侯“国”，卿大夫“家”，是以兵车的多少，来分别国家的大小，诸侯有封国，大国可以出万乘兵车，故说是万乘之国，小国可以出千乘兵车，故说是千乘之国。卿大夫有封邑，或称采地，拥有封邑釆地的卿大夫曰家，大家可以出千乘兵车，故称为千乘之家，小家可以出百乘兵车，故称为百乘之家。

（八）餍：足。

【疏解】

孟子立身战国时代，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正是篡夺兼并，战火兵乱的苦难时代。当时，三家分晋，田氏篡齐，齐晋覇业尊王的传统价值观，卒告崩落。周文礼乐的共同体解体，王天下的常轨定制遽失，列国不再维护大一统，而走向军国主义。

周王朝，天下是由周文礼制架构而成，礼坏乐崩，立体撑开的天下崩颓倒塌，上下混同不分，历史文化传统断隔，生命转成平面的存在，精神层面的理想完全失落，道德与文化的价值不被肯定。一切的生命活动，都落在现实功利的衡量上，都发自原始物欲与才情的直接表现，没有规范，也没有曲折，但见物欲狂扬，才情流行。由是整个时代是属于兵家、纵横家，与游士侠客纵横来去的舞台。孟子立身斯世，对抗时代狂潮，首在重建价值观念，肯定道德生命与文化理想。试图扭转整个时代的风气，故开宗明义即标举义利之别的价值论，把自然生命引向道德生命，把功利实效引向仁义价值，把军国霸道引向仁政王道。

这一以功利衡量价值的时代空气，在孟子见梁惠王时，就被梁惠王一语道破。他说：“老先生啊！你不辞辛劳的跋涉千里长途而来，请问那对我的国度会带来什么有利的情势呢？”

梁惠王的想法，是代表整个时代的价值观，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是涵蕴着多少生命的真诚理想与情意啊！奈何梁惠王迎头抛了一句“将何以利吾国”的问话，岂不是让有心人心灰意冷吗？所以孟子不假辞色，立即还了一句：“君王你何必老说利？人间事的考量，仅有仁义罢了！”因为一说利，在人我之间立即形成一利害关系的冲突与对抗，诸侯国说怎么样对我的国有利，卿大夫家说怎么样对我的家有利，士及庶人说怎么样对我的身有利，人人以利为先，就是一场无可避免上下交征的混乱。这对诸侯国说来，岂不是落入重重的危机中吗？

在万乘兵车的诸侯国，能弑君篡位的一定是千乘兵车的卿大夫家，在千乘兵车的诸侯国，能弑君篡位的一定是百乘兵车的卿大夫家。实则，对诸侯国分封出来的卿大夫家说来，在万乘兵车的封国中，已分有千乘兵车之大的家，或在千乘兵车的封国中，已分有了百乘兵车之大的家，不能说不多了，倘若老把利放在前头，而把仁义抛开的话，不篡夺兼并整个封国是不会满足的。这是凡事说利，在一国之中，造成上下交相争夺的后果。

以是之故，君王主政不能说利，而当讲仁义，仁是父子之亲，义是君臣之义，仁心发用就不会有人遗弃他的亲人，担当道义就不会有人不敬重君王。君王啊！为了你的封国计，还是讲仁义才能上下相安，何必说利，反而造成上下交征利的局面呢？

孟子此章对梁惠王的进言，是专就诸侯国如何安内而言，其立言的角度又专就价值观上说义利之别，以求根本扭转时代的风气。在整个时代讲功利的风潮狂澜中，孟子独排众议，挺身出来，大声宣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一发自圣贤生命的呼声，正代表时代的良知，与历史的定盘针。孔子之后，杨墨中分天下，至孟子出，儒学重振再兴，仍为吾国思想的主流，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中。

编自《孟子义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