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万章章句下>第1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hèng）政之所出，横（hèng）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cháo）衣朝（cháo）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横，是不循法度。顽，是愚蠢。懦，是柔弱。

○孟子说：“圣人之德，本无不盛，而其制行，则各不同。古之人有伯夷者，以言其持己，则目不视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何等样严正。以言其处世，则择君而仕，非可事之君弗事；择民而使，非可使之民弗使。世治则进而效用于世，世乱则退而独善其身，何等样高洁。其视横政所出之朝，横民所止之地，惟恐有累于己，不忍一朝居也。思与乡里之常人相处，如着了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一般，惟恐有浼于己，不能一息安也。那时商纣在位，举世昏浊，正是朝有横政，野有横民之时，于是洁身远去，避居于北海之滨。盖将待清明之世而后出，苟非其时，宁遁世而无闷矣。此其志操，真可谓皭然自立，而流俗不能污，邪世不能乱者。是以后世之人闻其遗风，不但有识见的知所兴起，即顽钝无知之辈，亦皆化而有廉介之操。不但有志气的知所感奋，即柔懦不振之夫，亦皆化而有卓立之志矣。其孤介既足以守己，流风又足以感人，伯夷之行盖如此。”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 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nà）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孟子又说：“古之人有伊尹者，尝自家说道：苟可以事，即是吾君，何所事而非君乎？苟可以使，即是吾民，何所使而非民乎？遇治世，固进而行道以济时；遇乱世，亦进而拨乱以反正。其一于进，而不必于退者，为何？其意以为天之生此民也，将使先知的启迪后知，先觉的开发后觉，而与之共明此道也。今我在天民中，能尽人道，则我固天民之先觉者。我将举此道，以觉当世之民，其责有不得诿诸人者矣。推其心，但是当世之民，有匹夫匹妇颠连失所，不与被尧舜之泽的，皆其心之所不忍者。其痛自刻责，就如己推而纳之沟中的一般，有不能一日安者矣。是其举宇宙之大，兆庶之众，无一民一物不在其担当负荷之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伊尹之行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chǔ），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tǎn）裼（xī）裸（luǒ）裎（chéng）于我侧，尔焉能浼（měi）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鄙，是狭陋。敦，是厚重。

○孟子又说：“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苟可以事，不必明主，虽遇着污君，亦委身事之而不以为耻。苟可以居，不必尊位，虽与他小官，亦屈意为之而不必于辞。其不择君而事，若疑于易进矣，而实不肯韬晦以蔽己之贤，必期直道以行已之志。其不择官而居，若疑于难退矣，而放弃亦不以为怨，困穷亦略无所忧。其处进退之际，真率坦夷，有如此者。至于处乡里之常人，和光同俗，由由然与之偕，而不忍去。其平日尝自说：“形骸既分，尔我各异，尔自为尔，无与于我。我自为我，何关于尔。虽使合袒裼露臂，裸裎露身，在于我侧，彼自无礼耳，安能玷辱于我哉？其言如此，是真旷然有度，而置得丧于不较，合人已而两忘者。故后世之人，闻其遗风，虽狭陋之鄙夫，皆化而有宽宏之量；虽啬吝之薄夫，亦化而为敦厚之行矣。盖其和德之近人为易亲，故其流风之感人尤易入。柳下惠之行固如此。”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chǔ）而处（chǔ），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是渍米的水。接淅，是将炊之时，以手承水取米而行，盖欲去之速，而不及炊也。○孟子又说：“三子之行，各有不同，若孔子则兼而有之。当其在齐，齐景公托言老不能用，义不可留而去。时炊饭未熟，遂承水取米而行，虽一饭之顷，亦有所不能待焉。其在于鲁，因鲁定公受女乐不朝，知其不足与有为而去，然又不忍遽去。乃曰：迟迟吾行，必待膰肉不至而后行焉。夫去齐如彼其急，而去鲁如此其缓者何？盖鲁乃孔子父母之国。见幾固当明决，用意尤宜忠厚，去父母国之道当然耳。即此去鲁去齐之两事观之，可见孔子之处世，有不倚于一偏，不拘于一节者。道之不行，去可以速矣，则从而速去，不俟终日。如其可留，则又栖栖眷恋，而不妨于久淹也。世莫我知身可以处矣，则从而退处。若将终身，如有用我，则又汲汲行道，而不妨于仕进也。此则内无成心，而意必尽泯。行无辙迹，而用舍随时。孔子所以异于三子者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孟子既历叙群圣之事，因断之说道：“大凡行造其极者，皆可以为圣。然非道会其全者，未可以言圣之至也。今伯夷以节自高，而视斯世之人，无一可与。其皭然洁白之行，已造到清之极处，而无纤毫之混浊矣，其圣之清者乎？伊尹以道自负，而视宇宙内事皆吾分内。其毅然担当之志，已造到任之极处，而无一念之退托矣，其圣之任者乎？柳下惠以量容天下，而视斯世无不可与之人。其由然与偕之度，已造到和之极处，而无纤毫之乖戾矣，其圣之和者乎？至若孔子，仕止久速，不倚一偏，变化推移总归之顺应。此则清而未尝不任，任而未尝不和，兼三子之长而时出之，乃圣之时者也。”谓之曰时，则三子之行，不过四时之一气，而孔子之道，殆如元气之流行于四时，有不得而测其运用之妙者矣，夫岂三子之可及哉！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

○凡作乐，一音独奏一遍叫做一成，八音合奏一遍叫做大成。金，是钟。声，是引起的意思。玉，是磬。振，是收煞的意思。条理，是音律中之脉络。

○孟子又说：“清如伯夷，任如伊尹，和如柳下惠，虽各造其极，然圣矣而未大也。惟孔子以一身而兼三子之长，是其总群圣之事，而为一大圣。譬之于乐，其犹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者乎。何以谓之集大成？盖乐有八音，若独奏一音，则一音自为起落，这是小成。惟于众音未作之时，而击镈钟以宣其声。俟众音既阕之时，而击特磬以收其韵，金声于先，玉振于后，这才是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金石二音，何以能集众音之大成？盖金石者众音之纲纪，金不鸣，则众音无由而始，自镈钟一击，然后众音翕然而作，而律吕为之相宣矣。是金声也者，岂非开众乐之端，而为之始条理者乎？玉不振，则众音无由而终，惟特磬一击，于是众音诎然而止，而条贯为之具毕矣。是玉振也者，岂非收众乐之节，而为之终条理者乎？始终之间，脉络贯通，无所不备，此乐之所以为集大成也。孔子集群圣之大成，何以异于是哉！”

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智，是知之精明。圣，是德之成就。

○孟子又说：“合始终条理而无不备，此乐之大成也，而孔子之圣实似之。盖大乐之作，有始有终，而圣德之全，有智有圣。金以声之，此乐之始条理也，而比之孔子，与其知之贯彻处，实同一发端。盖孔子智由天纵，而睿哲所照，洞见夫道体之全。于凡清、任、和之理，条分缕析，无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启作圣之始，与金以开音乐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玉以振之，此乐之终条理也，而比之孔子，与其德之成就处，实同一究竟。”盖孔子德本性成，而众善兼该，竟造于圣修之极。于凡清、任、和之事，经纬错综，无一事之不当，是圣以要知至之终，与王以收音乐之止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说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圣兼全，而圣德始终之条理备矣，此孔子之所以为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过众音之小成耳，岂能比德于孔子哉。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又说：“圣智兼备，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矣。而智以成始，圣以成终，则圣又由于智也。不观之射乎？射有巧有力。孔子神明内蕴，合清、任、和之理而兼照之，是智也，譬则射者之巧焉。德行默成，体清、任、和之理而时出之，是圣也，譬则射者之力焉。必知之真，然后行之至，必有定见，然后有全力，譬如射于百步之外的一般。凡射疏及远，到得那地步，这是膂力之强，尔力之所能为也。若夫舍矢如破，正中其的，这是得手应心，妙在于命中之先，乃巧之所为，不专在于力也。夫射之能中者，不专于力而在于巧，则孔子所以为圣之至，不专于圣而实由于智矣。彼三子者，力有余而巧不足，此所以倚于一偏，而难以语时中之圣也。”

○按：孟子此章形容孔子之德，既以天道为喻，曰圣之时；又举乐为喻，日集大成；复举射为喻，曰智、巧也。圣，力也。岂智之外，复有圣？大成之外，复有时中哉？大成即圣之全体，而时中即智之妙用。智而后能圣，圣而后能时，理固一原，而圣心之纯，实贯始终而无间者也。观其自言，亦谓由志学而驯至于从心不逾矩。夫志学，智也，不逾矩，时也，合而观之，而圣德之全益见矣。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