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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学，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兹据此意，以略述儒家学问的纲领。
1.内圣成德之学
内圣之学，以成圣成贤为目标。儒家认为人人都可以成圣贤，都可以通过道德实践，完成自己的德行人格，以进到圣人的境地。真的人人可为圣贤吗？可能的根据在那里呢？我们如此追问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便是关于“本体”的问题；追问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便是“工夫”的问题。内圣之学，主要就是集中在本体与工夫这两个问题上。重视工夫，固然是满足实践的要求；而讨论本体，亦不纯粹是理论的兴趣，而仍然是为了满足实践的要求。这亦是儒家学问的一大特色。儒家谈“本体”，含有超越义与内在义，而超越与内在两面又是通而为一的。
超越地说的本体，是意指那形上的实体。在这方面，无论说天道、天命、天理，或者说乾元、太极，全都是意指天道本体，简称“道体”。又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所以诚亦是本体，可名曰诚体，诚体即是道体。这个“体”，既是形上的实有，而又能显发创造生化的作用。这是在诗经、中庸、易传都有明显的表示的。诗经说“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这是表示天命之体深奥深邃，而又流行不已。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是说天道生化万物，神妙而不可测。系辞传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无思无为的易，是易道、易理，它即寂即感，能通天下之故、成天下之事，正表示它神感神应，能自起创造生化。总之，儒家所讲的道体，是即体即用、即寂即感，能发用流行，能自起创造生化的本体。
这个道体，由超越而内在化，下贯而为人之性，它就是性体、心体、仁体。这是天之所命，是“天所与我、我固有之、人皆有之”的。所以儒家讲心性，一定要透到心性之源，要通到天道诚体上。这个超越与内在通而为一的心性本体，亦可以称为天心仁体。（天心，表示它是超越的；仁体，表示它是内在的。总之，是既超越而又内在的。）人人有此本体，则人人皆可以成圣贤；这个本体，就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
以上是关于“本体”方面。接下来再说“工夫”的问题。人具备了这个心性本体，它是否就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起作用呢？换句话说，在于我们自己主观这一面，道德实践是否必然地可能呢？这步追问，就是实践入路的问题，亦就是“工夫”的问题。
远从孔子的“践仁以知天”，孟子的“扩充四端，尽心知性以知天”，中庸的“慎独、致中和”，易传的“穷神知化、继善成性”，大学的“明明德”，以至于宋明时期周濂溪的“主静、立人极”，张横渠的“变化气质、尽心以成性”，程明道的“识仁、定性”，程伊川的“居敬穷理”，胡五峯的“以心著性”，朱子的“涵养察识、敬贯动静”，陆象山的“辨志辨义利，先立其大”，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诚意、慎独”，凡此等等，全都是指点工夫的进路，亦就是指点为学入道之方。
指点工夫的目的，是为了体证本体，使本体通过工夫而呈现起用。本体既已呈现，我们便能自觉、自主、自律，能自定方向、自发命令，来好善恶恶，为善去恶，以完成道德的实践，并不容已地表现道德行为。儒家这样郑重地注意实践工夫的问题，就是为了要建立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
等到本体与工夫的问题都透彻了，最后一定是体用合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承体起用，即用见体。所以明代的儒者常说“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这时，内圣成德之学才算达到通透圆熟的境地。
2.外王事功之学
“外王”是“内圣”的延伸，内圣一定要通向外王。因为道德的心性，不仅要求立己，同时亦要求立人；不仅要求成己，同时亦要求成物。所以一定要往外通，通向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要联属家国天下而为一体。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孔子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表示要通出去，以合内外、通物我，以开物成务，利济天下，这就是外王事功之学。
儒家讲外王，在以往是圣君贤相修德爱民的“仁政王道”。这方面的理想很高，但在今天看来，在客观义理上还有不足够处。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只有安排治权的“治道”，而没有安排政权的“政道”，连带地“开物成务”的知识条件亦有所不足。
中国传统政治对于政权的转移，当然亦有一套解决的方式，那就是禅让、世袭、革命、打天下。
“禅让”是公天下，但让贤传位并没有客观的法制，所以天下为公的理想，欠缺一个法制以保证它的实现，终于转为家天下的“世袭”制度。由于世袭家天下的不合理，又促成了汤、武“革命”。革命本是应乎天理、顺乎人心之事，但汤武革命的结果仍然是家天下的延续。到了秦汉以后，干脆就用武力“打天下”，抢夺政权，而形成私天下，连三代家天下的半私半公亦说不上了。（按：三代虽是家天下，但封侯建国，则亦表示与诸侯共治天下，其中含有相当的公性。）所以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说三代以上是藏天下于天下，秦汉以下则视天下为私产，是藏天下于筐箧（qiè）。
由禅让而世袭，而革命，而打天下，正明显的表示，在政权转移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建立客观的法制。亦就是说，安排政权的“政道”还没有开出来。所以在今天讲外王，必须有新的开扩和充实。
“新外王”的内容，应该含有两方面：
1政治方面，要开出政道，以消解中国传统政治的三大困局：（1）朝代更替，治乱相循；（2）君位继承，宫廷斗争；（3）宰相地位受制于君权。再简要而具体的说，就是要完成民主政体的建国大业。
2开出知识之学，以极成事功。外王事功，不只是英雄主义的事功，亦不能停在圣君贤相的形态上；而应该真正“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进而“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要想完成这个使命，除了要开出政道，另一方面还要开出知识之学，以建立纯知识的学理，同时亦要解决成就事物的具体知识和实用技术的问题。
总括地说，“新外王”的内容，一行是“国家、政治、法律”，完成民主建国。一行是“逻辑、数学、科学”，开出知识之学。这两项内容，不但是中国文化前途之所关，而且本来就是顺着儒家“民本、民贵”的思想，及其“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之内在目的，而必然要完成的一步新开展。事实上，这亦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二大重点。（请参看拙文“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鹅湖月刊九十五期。）兹列一表，以助了解：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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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