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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有二义。从天之所命、性之所命而言，谓之“天命”“性命”。这一面的命，是“命令义”的命。如诗经“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天命之谓性”，皆是命令义之命。后儒所谓“天命流行之体”，流行二字便是根据命令作用而说。另一方面，是“命运、命遇、命限”之命，这是“命定义”的命。所谓“命定”，是表示一种客观的限定或限制。
对于“命令义”的命，必须敬畏、服从、践行。因为无论天之所命或性之所命，都是善的命令——道德的命令。儒家讲道德实践，都是和这一面相关联的。对于“命定义”的命，则应知之、受之、安之。因为知道了这个客观的限制，才能够安然受之，而不存非分之想，不作非分之求；亦才能够“不怨天、不尤人”，而回过头来“反求诸己”以克尽自己的性分。
关于论语中“天、天命、天道”的观念，上一章已作过讨论。兹再从论语书中，录出孔子单言一个“命”字的章节，作一个义理的考察。
1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2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亡同无）。”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勿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
3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
4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
5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6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
徐复观先生以为论语书中单言一个“命”字，和与天相连的“天命”有着显然的分别。他没有引“赐不受命”那一条，而认为其余五条中的“命”字，皆是运命之命。（注二）徐先生这个分别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对于“命”字的解释还有商权的余地）。所谓运命之命，亦即“命定义”之命，它表示“客观限制”的观念。人，本来就不是一个无限体，而是一个有限的生命。而人生的努力，正是向自己的有限性挑战，希望突破生命的有限性，以获取无限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人亦的确可以超越他的有限性，以创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价值成果。然而，这个“突破”与“超越”却仍然有它的限度；到了某一个界限，人就突破不了，超越不了。如像生死、寿夭、吉凶、祸福、富贵、际遇·········等等，都不能操之在我。到了某一关节，人便感到无能为力。积极地求，求之不可必得；消极地避，又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到此时，便会感到一个“客观的限制”——这是人的“德、智、能、力”进入不到的界域。无可奈何，于是归之于命。这就是“命定义”的命。
孔子在上引各章中所说的（第2条子夏之言，盖亦闻之孔子），即大体指向这无可奈何的“命定义”之命。我们只说“大体指向”，是因为有几处的“命”字，亦未必非作“命定义”的命来解释不可，解作“命令义”的天命，亦可以通。前二条“亡之，命矣夫”、“死生有命”之命，解作命定命限之命，自无疑义。第3条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亦是指“客观限制”义的命限之命。孔子说“君子求诸己”，求诸己，则当尽其在我以立己成己。至于穷达之分，则属于“莫之致而至”的“命”（注三），乃求之而不可必得者。故君子必须“知命”否则，就不免要作非分之妄求了。第四条是先论颜回，后论子贡。颜回“屡空”而安贫乐道，故曰“其庶乎”。子贡不能如颜回之安贫乐道，而从事“货殖”，表示他不能承受天命而安之，故不如颜回。朱注解“赐不受命”之命为“天命”，似乎并无不妥。因为假若解为“命限命运”之命，则孔子既不以“赐不受命”为然，而他对颜回的称赏便似乎是认为人应该承受命运之安排了。如此，岂不带上了命定论的意味？不过，“客观限制”义的命，它所含蕴的意义亦并不如此简浅。颜回知此无可奈何之限制而受之、安之，并不表示是消极地接受命运之安排。“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回却能“不改其乐”，正表示他了澈富贵利达本非操之在我，故不强求而安贫乐道。这正是孔子所谓“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的意思。而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则表示他要“求财富”于性分之外。财富本不可强求，求之亦不可必得；子贡之“亿则屡中”，乃是靠他过人的聪明。但他“不受命”而“货殖”的行为，则既非“事理之当然”，亦不是“人事之所当为”。因此，他这个做法是不足以为法的。（注四）否则，岂不人人皆应起而效之，而去从事“富贵之求”了？据此可知，“赐不受命”这个命字，取“客观限制”义的命限之命来作解释，其义旨似乎较为平实而妥切。（当然，这二层意义的“命”，亦并非截然而不相关联的。参看下一条。）
第5条是从“道”之“行、废”说命。这二个“命”字，亦应从“客观限制”方面说。道是永恒而无限的超越理想，但“道”一落实于世间，便会受到现实界各种条件的限制，因而有“行”与“废”之不同。道衰微而不行，固然是一种命限；而道之大行，亦同样有“所乘之势”与“所遇之机”的差异，仍然不由人力，而有命存焉。（注五）但从另一面看，这二个“命”字作“命令义”之天命解释，亦未尝不可通。说道之行废皆由天所命，和孔子所谓“天之将丧斯文”、“天之未丧斯文”，其意指是相同的。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命令义”之命与“命定义”之命，二者之间实亦具有关联性。牟先生论“以理言”之命与“以气言”之命时，有云：落实说，是势、是遇，是气命；统于神、理说，则亦是天命。因而指出有“统于神理而偏于气”而言的命。（注六）这是极具深义的一步疏导。孔子所谓：道之将行、将废，命也。正是对这种“统于神理而偏于气”而言的命（亦是天），而发出的深心之慨叹。
至于第6条的“命”字，则不宜解作“命定义”之命。朱注引程子（伊川）云：“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罕言。”说“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是可以的；但说“仁”与“命”，皆孔子所“罕言”，就很成问题了。首先，从文献记载上看，论语不但言“仁”的章节很多（请复按第四章）；言“命”处亦不少，本节即已录出六则，再加上第五章言“天”言“天命”的记载，就更多了。因此，说孔子“罕言仁”、“罕言命”，是不可通的。其次，从文字记载的体例形式看，如：
“子之所慎：斋、战、疾。”（述而）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据此各章之例，如果“罕言”二字下贯“利”“命”“仁”三者，则应作 “子罕言：利、理。命、仁”才是。今既不然，则“与命”“与仁”的“与”字，不应作连接词看，而应该是“亲与”之义，亦即“和合”的意思。孔子知天命，与天相喩解，故曰“与命”；孔子的生命，即是“仁”的显现与印证，故曰“与仁”。如此，则“命”字应作“天命”解，才合义理。
注二：参见徐复观先生“中国人性论史”（台北、商务版）第四章之三。
注三：孟子万章上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注四：按、货殖只是子贡生命活动的一个方面，却不是子贡的生命全部投注于货殖之中。而子贡的造诣，亦随年事之长而层层上达，终于成为孔门之大贤。拙著《孔门弟子志行考述》第九章专论子贡，请参看。又，颜子不事强求而安贫乐道，似乎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不类。其实，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颜回一直随行在侧，与孔子共同寻求行道的机会。返鲁之后，箪食瓢饮而安之，乃是藏道守己；而人能守道守义，岂可说是消极？所以孔子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乎！”孟子亦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注五：按、张横渠正蒙诚明篇论“德胜其气”、“德不胜气”，以及“所乘、所遇”之意，义旨甚深（虽亦有不尽安贴处）。请参看拙撰《宋明理学北宋篇》第六章第二节之三。
注六：参见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台北、正中版）第一册张横渠章第二节第八段。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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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