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经学常识

2008年9月30日

把一个思想从人间推走，不要让它影响社会，这样叫“辟”。这个“辟”，其狭意是“直接的排斥”，如孟子的辟扬墨，宋明儒的辟佛老；而其广意则可以由直接的排斥引申到学理的说明和心灵的融通，如天台宗的判教和当代新儒家的“明佛老，辨耶回”。孟子之辟杨墨看似直接莫名其妙就排斥，但细读其书，他不是骂街，而是有其不得已的义理担当。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放眼当时，没有人了解儒家，没有人信儒家，整个天下要么信杨朱，要么信墨翟。孟子认为杨墨之言是“邪说诬民”，所以自认为并不是自己好辩，而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大禹、周公、孔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后世，尤其是现代的人，对孟子的这一段话，很不谅解，有的人认为孟子好骂人，因此不喜欢孟子，有的人拿这段话作为反对儒家的口实。但很少人去考虑为什么孟子会那么严厉，甚至把墨子跟杨朱评为“是禽兽也”？其实，依文章的脉络来看，孟子不是直接骂杨朱墨翟这两个人是禽兽，而是说，顺着杨朱墨翟的学问走下去，将会到达无父无君的状况，这样，人生会变成禽兽的存在。一般人都认为如果说杨朱不对，还可以，因为“杨氏为我”，总嫌有点自私，太过个人主义，没有社会责任。但孟子为何也辟墨子呢？所谓“墨氏兼爱”，兼爱不是大公无私的大好人吗？假如人人都兼爱，岂不天下太平了？

杨朱和墨翟的学问当时中分天下，可见势力之大，亦可推测他们并非等闲之辈，他们的思想也必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内涵。杨朱的著作没有传下来，我们不得其详，但看其思想主旨，跟道家很像，可以视为道家者流，甚至钱穆先生说“杨朱”的发音在古时如同“庄周”，所以判定杨朱就是庄子。总之，杨朱的思想在人间似乎一直是流传不息的。墨子的著作虽然传下来了，但他的学问，就是他的理想和功业没能传下来，传一两代就断了。有人说墨子学问的传承不在学术的主流中，而是走向“游侠”，为什么说走向游侠呢？因为游侠急人之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所谓江湖义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人的行径很接近义道、兼爱，真有墨子之风，所以我们可以从游侠来了解墨子的学问对人生的意义。那些游侠之士，他哪有“家”的关怀呢？他游荡在外，以救人为主，他为一时的义气，宁可牺牲自己，孔子所谓“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有如《水浒传》里的英雄，被读者所歌颂，但是他们的江湖“义气”真发作起来，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领受的。

如果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杨朱墨翟的这两种思想？又这两种思想显明地是相反的，但为何都被广泛的接受？其实，追根究柢，人类所有思想所有学问，都出自于人性，杨墨当然亦不例外。越是从人性之核心发出来的思想与学问就越有整全性和高明性，也就越有普遍性。而所谓“从人性而发的学问”，就是儒家所谓的“道德”，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儒家所谓的“道德”只不过是从人性而发的学问。道德的意识是人类一种深沉而原始的基本意识，所以是人类很正常很容易自我发现的心灵能力。用平常的话说，就是仁爱之意，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同情心。仁爱与同情，本是善德。但那仁爱和同情的本心，必须通过人的现实生命来表现，经过这一曲折，那原始的善德往往不能如如纯净地表现，如果由一个心地不纯净的人，也就是见识不够清明的人所发出，或许发得片面，或许发得过份，或许发得不及，便会产生道德的歪曲，则将产生很大的悲剧，有时宁可不仁爱不同情的好。

说到心地纯净，也不容易，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天生资质本自清明，自古以来大家共同认定的天生资质最清明的就是颜回，颜回是天地间的一个标准、一个模范。至于孟子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或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这个“性之也”“性者也”，不只是一般说的清明而已，而是完全的清明。说“性之、性者”，就是他的德完全从天之所降，毫无杂染，任性而发，即为圣人，这真叫“天纵之圣”了。而自汤武以下是“身之也”或“反之也”或，这个“身”就是身体力行的“身”，“反”就是返回去，合起来看，就是从现实的生命通过身体力行而返归于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遵循这个天命之性而行，就是人生之道。原则上，人是可以直接的率其性的，王龙溪所谓“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那是从天命客观地说下来，原则上，自是如此。天命之性，本自非常纯粹，纯然至善，从此而发，就是王龙溪所谓的“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因为性之所发就是心，心既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是无善无恶之意，知是无善无恶之知，物是无善无恶之物”，天德人人本具，天德之直接下贯，就是如此，“天命之谓性”，直接“率性之谓道”。这是从上面说下来，这是就理想说理想。不过，谁真能如此呢？尧舜能吗？牟先生说这是“立象作用”，也就是远推尧舜之德，作为人间的理想。人间是否真有尧舜，尧舜是否真能如此，是不必坐实深究的。王阳明所谓“人皆有习心”，人既是现实的存在，是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完全直承天命之性而发的，所以《中庸》必须说第三句：“修道之谓教”那个修字，就是身之也反之也，你要去修，怎样修呢？将你的现实生命反回去，以符合天性。所以，既使是汤武天赋之英明，也要“反之也”。这是就现实说理想，要从下面顶上去。人生只有这两条路啊，不是两条路，而是有这两等人物，既然汤武以下都是反之也。那么颜渊呢，当然也是反之也，但其秉赋之清明，却有近乎理想，此颜渊所以难得也。而且颜渊是在孔门弟子当中，是有《论语》的记载做根据的，所以颜渊的清明是可信的，我们如果要讲修身养性，最好是以颜渊为标准。而颜渊在《论语》的记录当，孔子从不称赞他是“性者也”，而是赞他的他的“好学”，赞他的“改过”，好学改过，就是“反之也”。而颜渊的好学有路数的、有方法的、有进路的。我们说要修身养性，如果不能以汤武为模范，可以颜渊为模范。他有什么进路可作为我们的模范？（学生答：“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也可以从这方面说，凡经典记载颜渊的章节，有颜渊自己说的，有孔子孟子或其他人说的，都可以当做我们的模范。

颜渊自己说的，就如“无伐善、无施劳”，这谁不想如此呢？这不是很简单吗？孔子说的如，“回也，不迁怒、不贰过”，这谁不想如此呢？这不是很平常吗？但把无伐善、无施劳、不迁怒、不贰过做到了，那不是已经接近圣贤了吗？

只不过，谁又愿意去做呢？孔子教导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本来，要做圣贤，要做仁者，只要“克己复礼”就是了。但又谁能够“克己复礼”呢？不是谁能克已复礼，到最后是谁想克己复礼，更进一步说，是谁真想克己复礼啊？也就是谁肯下真实的“工夫”？如果真想，就没有做不到的。尤其颜渊善学，他为我们问了孔子，“请问其目”，孔子连细节都讲清楚了，只不过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不是日常的生活吗？是的，工夫就在日常生活中做起来的啊！不过，难就难在这里了，日常生活就是所有的一切行动都要如礼，就是如“理”。像佛家修行时说的“二六时中皆在定中”，二六时都在禅定里面。

顺便说一下，什么叫“二六时”？这与学《易经》也有点关系。有没有读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其中有“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的句子，说三五之夜月光明亮。什么叫“三五之夜”？如果不知道，再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大家一定听过“二八年华”，二八，不是二十八啊，是十六。那“二六时”是什么意思？就是十二时的意思，什么叫“十二时”？“十二时”模拟十二月，是按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的次序，从子时到亥时，子时是一天的开始，其实也是前一天的结束，依照中国人的哲学，一天不是从零点开始，它提前来说，从十一点开始，所以子时是从十一点到一点。用易经的卦象表示，就是一阳生，就是“复卦”。一阳生，对应一年的节气，就是冬至，是阴历十一月，中国人认为冬至就是新的一年开始了。接下去，一点到三点是丑时，丑时是二阳生，在一年里是十二月，三点到五点是寅时，三点的时候，是三阳生了，在一年里就是一月。《易经》的卦有六爻，如果天地本来都是阴的，暗的，寒冷的，而在黑暗中，在严寒中，而有一阳生，二阳生。到三阳生，就好像一年的春天到来了，我们要过“春节”了，在卦象上就是“泰卦”，就是一般说的“三阳开泰”。所以一天中的半夜三点，就是一天春天开始。我们一年有春夏秋冬，一天也有春夏秋冬。大体上春节的附近就是立春，所以真正的春天开始是立春，而不是春节。春节，是民俗庆典的节日，而立春是天文的“节气”。一年有几个大节气，四季的开头叫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又有所谓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节气是按照阳历而排列的，节气是讲气候，为什叫“气候”呢？因为“天气”的变化是可以“等候”的，我们说“候鸟”就是这个候，候鸟的意思依气候而迁徙，到某个季节，牠一定会来到。候鸟之命名，类似“信风”，信是可信的，到某个季节会吹东风会吹西风、吹北风，信风，它可信，它可期待。期待叫做候，所以气候也可以说是对“天”“气”的变化的预测。说天地的运转——其实就是地球的运转，造成了气的变化，首先是指气温的变化，有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又分六个小阶段，这个叫做“节气”。这样六四二十四，把一年十二个月的“天气”分为二十四个小节，平均每个月有两个节气。说到“月”，我们又要问：为什么说一年有十二个月？为什么叫做月？中国从夏朝就有成熟的历法了，孔子说“行夏之时”，认为夏历最合理，那时已经用十二个月四季来定一年了。为什说说“月”呢？因为月亮对人的生活影响很大，所以百姓算日子，是以月亮为标准的，看着月亮的圆亏，每循环一次，二十九天多一点，大约是三十天，就叫做一个月，每次月亮完全不见，叫做“朔”，是月初，而每到第十五天月圆，叫做“望”，“望”这个字的造形，是人挺着肚子仰望月亮的会意字，再加上“亡”作为音符，读作“望”。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叫做一“年”，在一年中，月亮朔望大约循环了十二次，所以说一年有十二个月。月的算法是依据月亮的“公转”，而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算法是依太阳的远近，其实就是地球的“公转”，中国的历法中，同时注意两种计算方式，初一十五的朔望，以月亮为准，称为“阴历”，而二十四节气以太阳为标准，称为“阳历”，因为阳是指太阳，阴是指太阴，太阳是日头，太阴是月亮。中国一向是阴阳合历，现在西方人所用的历法，传到中国来，我们采用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阳历。

好，以上说了一年十二个月份和四季二十四节气的搭配，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人有一种深度的想法，在十一月，进入冬天的中段，就在昼最短夜最长的冬至的那天，定为冬至，而认为那天夜里，阳气已经默默生起了，把十一月叫“子月”，周朝人以子月为元月，是为一年的“岁首”，叫做“建子”，是有道理的，那是从“天”之气来说已经起了大的变化，也就是从太阳已经“回头”而说的；商朝人则“建丑”，是把十二月，也就是丑月，作为一年的岁首，也是有道理的，那是从“地气”已经感应到了天的变化而说的；而夏朝人则是“建寅”，也就是以月，寅月，为岁首——我们刚才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是用夏历的历法，其实夏历的一月，是商朝的二月，周朝的三月——那是就着“人”已经感到天地温暖见到万物生意盎然而说的。孔子与斯人为徒，所以认为夏历的安排最合理。这样，到了一月，阳气已经很旺了，占了一半了，已经可以看到万物的生长，叫做“春”天——“春”这个字的本义，就是草木出生的意思。中国古人还把一年节气的变化，对照到一天时间的次序，把半夜十一点，叫子时，那时虽然刚进入半夜，但阳气已经开始生成了，到隔天凌晨三点，三阳开泰，阳气就很旺了，这是一天的春气。假如我们把人的身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一个人如果要配合天地的运转，那么他应该三点起床，假如你三点不起床，今天的“生意”——身体的生机就减弱了，所以一个人想到常春不老，春意常在，那就请你每天早上三点起床。你来上《易经》课，也要趁机学学这些道理，要不然你们上《易经》课的收获就不完整了。照这样算，三点春生，开始春、夏、秋、冬四季，请问一季占几个小时？一季是六个小时，三点到九点是春天，九到下午三点是夏天，下午三点到九点是秋天，冬天呢？九到凌辰三点。跟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比配，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是睡眠的时间，想保养身体的人，要顺应天道，不要逆天而行，你要九点睡觉。大家不要笑，反正九点不睡也没关系，只是你就在“自杀”，你找死，就会早死。所以九点不睡觉就自找死路，那么三点不起床呢，就是拒绝生长。我们现在的人呢，一方面拒生，一方面找死，结果，中医说，这样的生活，不生病也奇怪。所以有中医治病，不管什么病，不给吃药，只教人一个方法，就是顺天而行—一早睡早起，病就好了，信不信由你！但是我从来就不信，所以现在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后来不得不信，我开始要信了。（同学：如果这样讲的话就不能午睡了？）不，要午睡。（同学：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不是在长嘛？）你又忘了《易经》的哲学了，夏天是阳最旺的时候，但就在阳气最旺的午时，中午十一点到午后一点，那时阴气就生了，所以中午要睡一下，以配合阴气的生成。从一年来说，夏至那天，一阴生，冬至那天，一阳生。所以当一天的阴气生的时候，最好小憇一下，打一下瞌睡也好。而一年的冬天，也要多睡一会，譬如可以八点睡，四点起床。一天里，晚上九点睡到凌辰三点，总共六个小时，中午再睡一个小时，七个小时，也够了。一般说一天要睡八个小时，或许是因为没有按照宇宙时间，睡眠品质不好。睡眠品质好不好，有些时候不是熟睡不熟睡，而是有没有按照天地的时间——宇宙时间来作息。当然，小孩正在生长时期，例外。

好，以上随便引申，但也与《易经》有关，反正天底下任何事物都与《易经》有关，所以我很喜欢讲《易经》的课，可以随便讲，呵呵。刚才提到“泰卦”，读过《易经》以后，你看到或听到与《易经》有关的语句，就会注意了。记得不记得街面上有命相为业的招牌，门口往往树一个旗帜，上画这个卦——乾下坤上——卦要从下面画上去，这叫一阳生，这叫二阳生，这叫三阳生，这个卦叫“泰卦”，就是刚才说的夏历一月，春天正式来到人间，是天地最美的时候，所以有“三阳开泰”的成语，用来表示命运从此开展，万事从此如意。每到“羊年”有许多画家都画三只羊，谐音“三阳”，以祝福一年的年运。而以相命为业的人，在门挂个“泰卦”，暗示你如果走进他的门，就代表你的泰运要来了。你如果读过《易经》，看到泰卦，心里就会很安慰。但你千万不要把卦画颠倒了，上下颠倒了，叫否卦。

好，接下去回到“二六十二时”，先说我们现在把一天的时间分几个阶段？二十四个阶段，我们不称它“二十四时”，我们称它“二十四小时”，这是西方人的分法，为什么他们的时称为“小时”？因为我们中国人本来是以十二地支来分十二个阶段，称为“十二时”或“十二时辰”，我们把一天分十二阶段，他们把一天分二十四个阶段，我们一个时辰等于他两个小时，他们的时比较小，我们没办法，只好叫“小时”了。我们从小算时间，都说“小时”，但很少人问什么叫“小时”，你读了《易经》以后，会让你比较敏感，遇到问题，都要问一下。譬如，我为什么名叫“王财贵”你也要问一下，不要因为耳熟能详，说，呢，本来就是这样。不是的，凡事都有它的道理，你的心灵要练习敏锐一点，养成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认察于地理”的态度和能力，才是学《易经》的要点。

呵呵，随便讲讲，第一堂课跑跑马，没关系，但跑远了，还是要收回来。我们又要回到颜渊，说二六时中，随时随地，视听言动——佛家叫行住坐卧，是一样的意思。“视听言动”不可以老实地说成只是四样活动，而是一切的活动，“行住坐卧”也不是说只有在行、在住、在坐、在卧，也是代表一切的行动，一切行动就又表示了一切的时间。所以这一句话应该翻译成“在任何时刻的任何活动”都要“克已复礼”。这样克已而复礼，以至于所有行动都回归于礼，什么叫回归于礼呢？“礼者，理也”，礼，本来就是合理的行为，行为要合理，是对现实生命有所节制的，所以礼又有节制的意思，一般人一想到“节制”就害怕，鲁迅说“礼教吃人”，其实，节制是为了合理，而合理的又是人性人心之自发，所以合礼，就等于合乎一个人的真心大愿，正是使人回归自我，回归自由自在，这就是“仁者”的本质。所有生命的活动，从内到外，都依理而行，都依真心大愿，叫做“不违仁”，孔子赞颜渊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依照刚才所说，一切时一切活动，都合于礼，我曾经想“三月不违仁”是何等境界，我们自己反省起来，曾经有过这种“不违仁”经验吗？孔门说其他的弟子是“日月至焉而已矣”，说“而已矣”口气带有不屑，但能有一天都安止在仁德之中，我看那工夫已经不容易了，我的朋友杜忠诰先生说，我们是分秒至焉，我说，可能分秒未必有，或者连作梦都没梦到呢。如果能维持一个月，已经很难想象了，而颜渊是维持了三个月，都没离开，都在境界里，真是不可思议啊。但颜渊如何做到的？我们说颜渊秉赋清明，但孔子并没有这样赞赏颜回的秉赋，孔子赞赏的是他的“好学”，他的“不违如愚”，他的“只见其进，未见其退”他的“亦足以发”。而当颜渊问仁的时候，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我们可要注意了，这可能就是下工夫的所在。但孔子又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似乎这“克己复礼”又是个“境界”语。所以，不容易在这里下工夫，还好，颜渊替我们请问了“其目”，也就是问工夫的真正下手处在哪里？孔子就很“接地气”地说出了从“视听言动”中下手。这不是人人都立即可以做的工夫吗？原来圣贤离我们并不远，只要着实的下工夫。工夫有内外两种，如果从视听言动上讲求合礼，是从外表上从结果上检查，从不合礼而合礼，也就是从违仁而回到不违仁，所以“不违仁”是从内心从本源处说的工夫，只有内心的不违仁才能够有这一种“视听言动”都如礼的表现，所以做外在的工夫从外在做过来，就是视听言动、克己复礼，从内在说起来就是不违仁。一个从外面讲进来，一个从里面讲出去，这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向讲法。但既有不同的讲法，就有不同的意义，如果是朱熹的系统，他比较喜欢由非礼勿视听言动讲起，从外在讲起，而把“克”的克解释成“克制”“克服”，合乎他一贯的“去人欲，存天理”的主张。不过，孔子讲这个话，或是颜渊在做这种工夫，我想必定是内外交养的。但是非礼勿视听言动比较容易让人往“改过”，也就是“身之心也、反之也”的工夫上想，由工夫以渐渐达到不违仁的境界。而“不违仁”比较容易让人从本体从境界上想，从本体发出来落实于视听言动中。这样，“不违仁”就是克己复礼的根据，克己复礼是不违仁的表现。像罗近溪就喜欢从根本上说，所以他解释：“克者，能也”，他认为德行不是从外在的克制而成的，而是要人体贴内在原有的仁德，把仁德从内在的“本心”呈现出来，就是了。罗近溪紧抓这个内在的仁，而不让仁流出去在外在的规范上说话。成德的工夫一向以来就有这两个方向的说法。克制以合礼的说法类似“汤武反之也”，“成己不违”的说法类似“尧舜性之也”。两者似乎都可以用来解释颜渊的工夫。

至于曾子所说的，一般以为是赞叹颜渊的话：“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说得似乎比较浅显了，但我们也可以深看了。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表示颜渊又有谦德又好学。这里所谓谦德的谦，正是《易经·谦卦》的本义，《易经》的谦卦是“地中有山，谦”，山本来很高，但却自居于地之下，这象征一个人很充实，很高明，但又很谦退，所以时常自以为不足，还想跟人学习。颜渊就是这种人，所以自己已经能了，还要向不能者请教，自己已经很多了，还要向寡的人请教。这岂不是“有若无，实若虚”吗？他有，但又好像没有，他很实在，但又好像很空虚，就代表他原来就内蕴广大，而他自以为还不足，所以他的生命是一直是精进不已的。难怪孔子会称赞他“好学”。好学，是主观的要求自我长进的意愿很强，这是很难得的生命，足以作后世学者的模范。而曾子又说他“犯而不校”，这就更难了，因为这不只是主观的自我修养就好的，而是面对外在环境的不如意，也能安然处理。人家对他有所冒犯，他却不会计较，这就不只是“无伐善、无施劳”的谦德，而是一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恕道了。这样，不论是自己说的“无伐善、无施劳”，有功不邀功，有善不张扬，还是别人眼光看出来的对冒犯不计较，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平常啊，这不是为人的基本素养吗？为什么还记载在经典里？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能“有若无、实若虚”？能“犯而不校”吗？人家冒犯我，我总想办法要冒犯回去，而且加倍还给他，以资惩罚—如不是吗？所以，颜渊真可以做模范呐，古人读《论语》最注重颜渊，孔子之外就是颜渊，没有第二人。我们现在也读《论语》，你对颜渊的印象如何？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有的就是颜渊早死，颜渊很穷，你留这些印象干嘛呢？一般人读到颜渊“一箪食、一瓢饮”那一章，只记得他很穷，却忘了下一句“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才是重要的。你该到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只记得他短命，就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前后“有颜回者好学，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的可贵。“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我看哀公也相当了不起，一个国君居然问起孔子三千弟子有哪一个好学的，孔子这个回答也很令人惊讶，“有颜回者好学”，有一个人叫颜回，这个人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就是那个可称得上好学的人死了，什么意思？没有人可称得上好学了，这句话不是很痛切吗？不是很令人失望吗？我今天也想请问，像各位是台中师院语教系的博士班，可以说是最高学历的学生了，又有几个好学的，依照孔子的标准，你敢说你好学吗？我们每个人读到这章，不是要羞惭得无地自容吗？不过，一般人是不会羞惭的，因为他不会读书，他读到这些句话并没有什么感觉。会读书的人，读起书来，应该时时有兴发，他会觉察到颜渊的好学是不容易的，他为后世立了作学生的模范，而孔子是为后世立了作老师的模范。他们两个是模范师生，你不服气也不行，不服气，都是因为自己不读书，既无德亦无才，所以不知尊重，要不相信，你去找找，看天下后世哪一个能如此善教，能如此善学？

好，我们从尧舜的“立象作用”引申到这些，再回到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我们谈到《论语》的可信度——《论语》的内容很少人怀疑的，只有几章比较可疑，那几章都在《论语》下半部几篇里，而且都在篇末，可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其它都是很可信的。而《论语》如果可信，孔子所传的五经也跟着可信，尤其是《经》《尚书》《易经》这三本书是可信的，也就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文献。自古以来很少人怀疑《诗经》，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现在的《诗经》真的还有三百篇——三百零五篇，加上六篇有题无辞，共三百一十一篇。号称“诗三百”，可见《诗经》是可信的，《尚书》争论比较大，今文《尚书》大家都信的，只有古文《尚书》有争议，到了清朝，虽然确定古文《尚书》是“伪书”，就是后人所伪造，但是后人所伪造也不是空穴来风，也是采集了古代的一些片言只字加以点缀而成篇，所以《尚书》也相当可信——为什么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的意思就是说用“现代”的文字写的，所谓“现代”是汉朝人说他们的那个时代。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书籍都散落了，民间的一些有关思想的尤其历史的书都被没收烧掉了，不过，秦始皇所灭的是民间的图书，国家的图书馆都还有的。后来陈涉起义，天下逐鹿，后来刘邦先攻入咸阳，接受秦二世的投降，本来刘邦和项羽曾在义帝面前约定先入咸阳的为王，所以刘邦本来就要当王了，但是项羽的兵多，项羽虽然慢到咸阳，刘邦只好让。刘邦有个助手萧何，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初到秦朝宫城，没有破坏，只收集天下的人口以及经济帐册。后来项羽入咸阳，就放火烧咸阳城，烧了三个月，当然连图书也付之一炬了。所以最大的“焚书”罪过，不是秦始皇，而是项羽。到了汉朝，天下初定，惠帝就解除了秦始皇以来的“挟书令”，开始征求天下图书。到了汉文帝时，天下没有一个治尚书的学者，听说有一个秦朝的尚书博士，叫伏生，在山东济南，还活着，但已经九十几岁了，不能亲自到长安来，文帝马上派晁错去“受书”，所谓“受书”，是因为伏生也没有书，但会背，所以就让伏生背书，晁错来笔录。晁错是河南颖川人，伏生是山东人，语言可能不很通，伏生年纪又老，由伏生的女儿协助，三个人合作，勉强将伏生所记得的经文记录下来。不过，或许由于记诵有缺，或许由于口音有误听，这可能就是后世的人读《尚书》总觉得佶屈聱牙的原因了。本来《尚书》应该没有那么难读，即使文章简古，也不至于那么难。为什么《尚书》难读呢？最大的原因是其中有很多通假字，为什么要用那么多通假字？因为口音听不明白，结果就记错了字，或写了别字。因为《尚书》满篇都是别字，所以造成训诂上很大的麻烦，不过，也造就了很多训诂家的名声，许多教授就因为能说出这个字其实就是那个字，于是就有饭吃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认为《尚书》并不难，只要把那些通假字记得了，也好像读普通古文一样，甚至比普通古文还容易。因为《尚书》原来就是白话文啊。呵呵。《尚书》这样情况下被保留下来的，那时候用那个时候的文字写的叫今文，当然今文不见得把原本《尚书》全部保留下来，只是伏生老博士脑筋里面所记得的那部份。后来汉朝以赏金来收集图书，有些民间号称得到《尚书》，或许有人为了成名，或许有人为了领赏，可能不是真的古传《尚书》，但为了让朝廷相信，用秦以前的文字写在简册上，然后献上去。朝廷也收藏，就是所谓的《古文尚书》。后世研究《尚书》的人，一直有个怀疑，因为凡是今文的，文章都很难读，凡是古文的，都很好读，跟《论语》《孟子》差不多，这不是很奇怪吗？到了清朝，终于判定今文是古代真正的文章，古文是后来人才作的，这叫“伪古文尚书”。所以尚书有一半是可信的。说来说去，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易经》，是最可信了，因为《易经》一直在流传，当时焚书坑儒并没有烧《易经》，因为朝廷认为是这是卜筮之书，相命的书，不关乎思想，没有威胁到他的统治，所以就没有烧。烧的是什么呢？烧的是《诗》《书》《礼》《乐》这种书，这种有关系到思想，有关系到人的智慧，为了不让人了解道理，百姓越愚昧越好，他们就不知道国家在做什么，这叫愚民政策。愚民政策是许多的统治者喜欢用的，到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采用愚民政策，就不把真相告诉你，让你以为你的世界就以他所给你的这种世界最好。而秦始皇就这种政策啊，当时没有所谓整个国家的教育，只是不让你看书，不让你看有思想的书，让你没有思想。百姓只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耕，你给我耕种拼经济；一个是战，你给我当兵拼国防。你看我们近代不是还有国家是这样的吗？拼经济又要拼国防。人民就是耕战的工具，那他安于如此一辈子，为什么？因为他再也没有思想。现在的政府不就天天告诉你：全世界，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地方叫台湾。世界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于是“台湾国”里面的人就很安然地在这个小岛面，斗啊斗，一生就满足了，你被“愚民”了都不知道。

那么，《易经》可信，至于《礼》呀、《乐》呀等这些经典，又如何？这《礼经》，现在流传的有《礼记》《仪礼》《周礼》三种。一般都认为《周礼》是伪作了，那么《仪礼》呢？《仪礼》大体是一些礼仪的节目单，也不见得就完全可信，但是多多少少可以看出古人行礼的仪式，现代如果有人要恢复古礼，也都参考《仪礼》的这些仪式，那是很繁琐的专家之学，但你也不能够说繁琐就没有意义，繁琐有它相当的意义，为什么？一个场面显庄严，就不能随便，一定要规规矩矩，一丝不苟。而一个人要内心足够坚强，才能够耐得住繁琐。你要有很强的恭敬心，你才能够一五一十地完成那些繁琐的节目。这样用讲究细节，动容周旋的“礼”来培养一个人的敬畏感，来保持一个人的生命，不流失、不放肆。所以为什么礼往往是往繁琐的方向走，原来这是它的本质所在。不过，也不能只顾严肃细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严肃的礼要配合简易的乐，既然礼讲究繁文缛节，但是也要合乎和谐、和乐，也就是合乎自然自在的原则。不过，如果只讲求自然自在，那就容易流荡忘返，所以《礼记》上说：“礼胜则离，乐胜则流”，礼胜，就是礼太多了，人与人就会有疏离感，不亲切了。这感觉一般人都可以体会到的。比如你到朋友家里，他对你非常客气，什么叫做“客气”？客气的对照是“主气”，这个“客”就是外面的意思，客人就是外人，家里人叫内人。所以“客气”就是把你当外人看，甚至当陌生人看。当你的朋友很客气，就是把你当客人来看，他要尽主人之道，他要不失待客之礼，如果这样子，你会坐立不安，你也要摆个客人的样子，于是两个人都紧张起，讲话都要谨守分寸，不是显得很生疏吗？所以以后你去人家家里，人家对你很客气，不要认为人家很恭敬你，你高兴，你要想，可能人家不欢迎你呢。恭敬太多，就变成疏离了，这叫“礼盛则离”。那么，如果有朋友来你家，一进门就跟你勾肩搭背的，到你的卧室厨房乱转，桌上文件乱翻，冰箱自己开，显得很亲近，但你也不大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太自然太亲切，礼就少了，礼太少，乐胜了，就“流”了。因此有子才说“礼之用，和为贵”，而“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样的“美”，是“小大”都要“由之”的呀。如果只有礼，固然不行，要有乐，但如果乐太多，“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你只顾用和，也不行啊。（学生：什么叫”流“？）流是水流，水流很顺，顺着方便而去，就叫随便。所以流就是放肆、流荡，没规矩，我们一般说”流里流气“，也就是是言语行为没有节制，不庄重。礼乐相配，这是一个人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礼乐合一，人生才能平正。就如我开《易经》课，我如果严格把关，当掉很多人，那就是“礼胜”，礼胜则离，学生都不来上我的课了。而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每个人都给九十五分，那就是“乐胜”，乐盛则流，大家就随随便便，要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这是一样的道理。

再来，有关于乐的传承，现在《乐经》彻底失传了，《乐经》如果讲的是“乐教”，那么，大概可以礼记的一篇“乐记”来代替，而有的学者说所谓乐经，原是乐谱，而乐谱也失传了，有的学者说音乐是师徒相传，古代根本没有所谓乐谱，所以乐工散失了，乐就失传了。不过，史记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不知道是不是孔子所亲作。现在的真有诗三百一十一篇的古琴曲流传，但应该不是孔子当时的原貌。最后，《春秋》，是孔子所作，这个也可信，但是《春秋》的三传可信度没有那么强，甚至真正的作者是谁，也还有待考察。《公羊》《谷梁》专门讲微言大义，《左传》比较讲史实，但这个史实的记载，再也没有别的书可以参考了，所以《左传》所记载的，后世学者只好相信。

以上都是些经学的常识，好了，今天第一堂课，现在选课的同学都到齐了，我们开始讲《易经》。那我们刚才说《易经》在我们研读六经的顺序里面是排在后面的，因为它难，我们又称大经，《易经》跟《春秋》号称两部大经，一来因为义理广人，一来果为难。《易经》的难，是因为它“穷神知化”，穷神知化意思就是讲形上学了，形上学当然是比较高深的学问。其次，说《易经》的难，是入门难，不只是它的境界高难，光入门就难。而入门之所以难，是因为《易经》有它特殊的表达方式。一般的书大体不大需要所谓的“入门”的引领介绍，但是《易经》是需要的，需要有一个入门之阶可以引领到《易经》的殿堂上去。其它的书都是用文字直陈其意，而《易经》不是直接用文字表示，《易经》是用一种“象征系统”来表达。所以你要先知道那个“象征系统”的来由。刚才我们讲到尧舜的“性之也”有“立象”作用，这个“立象”一辞，就是“象征”的意思。我们说立象，立个象征，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去再考查尧舜是不是真有如此之人，他的德行有如此之高，他的功业有如此之攸然巍然，而是用远古的传说举出来作象征。做一个什么象征呢？做一个理想的象征。尧舜是中国人格的理想的象征，如果以他的功业来讲，他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理想的象征，因此牟先生称为“立象作用”。有些人真的去研究真有那一种政治吗？真的有这种人物吗？真的他垂拱而治吗？真的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吗？真的是“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真的是“焕乎其有文章”吗？是不是真的如此？有人在这里真的起怀疑，这种怀疑是很天真的，也可以说是很无聊的，因为他不了解其中妙义。儒家从孔子孟子都是一直赞叹尧舜，《孟子》书中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中庸说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祖就是归宗，述就是称叹，归宗于尧舜而称叹之，“宪章文武”把文武之道重新彰显于世界，叫“宪章文武”。周的道就是文武之道，文武包括周公，陶渊明说，“周室何隆？一门三圣”，宪章文武，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宪章文武”是实说，而“祖述尧舜”是虚说，所谓虚说，是以尧舜为最高的理想代表，就是把理想寄托在渺远的古人身上，这是儒家的历史观。其实，中华民族从夏商周以后，才有可靠的历史记录，而三代以上，就很渺渺茫茫了，尧舜的史事，可能大半是传说，尧舜以上，则多是神话了。

不过，儒家讲历史，还是相当负责的，孔子不讲五帝，只讲到尧舜，而对尧舜也只是赞叹。所以儒家的历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其他诸子百家的历史，多以儒家为准，只有庄子把儒家古圣先王，随意拈来，作为卡通人物，写成寓言。不过他虽然是寓言，所谓的“重言”——重言的意思就是假借古人的故事或语言来教训人，就显得有份量。虽然是编出来的故事，但庄子也不离谱，圣贤就是圣贤，他不敢低看，都给予相当的尊重。所以你看《庄子》，凡是讲到尧舜禹或是孔子颜回这几个人，你都要注意。因为庄子就把他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他们身上，譬如庄子的逍遥游中，真逍遥。有人认为庄子嘻笑怒骂，是在诬蔑圣贤，司马迁叫“剽剥儒墨”。这个“剽剥”就现在我们说挖苦，讽刺。其实会读书的人，都能体会出庄子在字里行间其实是推崇圣人，推崇儒家的圣人。所以从孔子开始，把尧舜作为中华民族圣人之标准，已经成了传统，即使庄子也不敢造次，这叫“立象”。既然是“立象”，你可以认为他是假的，但是，你也可以认为他是真的。所以，尧舜是真的吗？在历史上或许不是真的，但是在理想上人类确实有这种理想。人类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的垂拱而治的理想吗？政治境界当然是以此为理想，人类难道没有禅让的理想吗？现在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制度化的禅让，禅让的本意，就是选贤举能，让贤，只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做得还不够完美而已，禅让变成是百姓选举，这或许比由君王一人来选更合理，但如果百姓素质不够，那么选出来的也不见得是贤哲，对不对？有关民主政治的问题，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请你自己去看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义》两本书。总之，禅让永远是理想，即使到了现代，还是达不到，但是人类一直是往这里趋向啊，所以孔子、儒家立尧舜作理想有什么不对呢？所以在意义上，可以当真啊。

“立象”一个辞讲这么多，就是要大家记住：《易经》也是如此，所以你以后读《易经》上的句子，是有这回事吗？不敢说，但是没有这回事吗？天地间总有这回事。说天地间总有这回事，意思是除了可见可知的事之外，天地间总还有那似有似无之事。那天地之间的事又怎能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呢？纵使说得一五一十，岂止就是这一五一十吗？不是。但可以用这已经说出来的一五一十的事，用这些一五一十的文章，来做象征，来象征天下一切的事，你读《易经》要先有这种心理准备。所以我们要读《易经》，首先要明白它的“象征系统”，先明白它的来由，它怎么形成这个象征系统？为什么这个象征系统就可以让天下人来用，而且永远可以用下去？而且为什么《易经》难读？就是因为它是象征系统，所以难读，而为什么《易经》有那么多的解释？也因为它是象征系统，所以可以有那么多的解释；又，为什么《易经》可以用在那么多地方，也因为它是象征系统，所以有那么多的用途，奥妙都在这里。我们下一次上课就开始讲它的象征系统的建构模式，那你以后就可以算作入门了。从此，你就会觉得《易经》是很好读了。越聪明的人当然越觉得好读，也就是越活泼的人，越觉得好读，为什么？从象征到现实是有一段距离的。你以象征为实在，你就死在象征中，把象征执着了，这个叫死于句下。你死在象征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作为象征的事不是真的事，它不是实事，它是虚事。那么你执着于虚的事，这《易经》就毫无用处了。这些虚的事是要随时指导实在的事的，你要能够从这个虚的事而透悟出它的理来， 《易经》本来就是用事来象征一个理，你用这个理就可以去应对有关于这个理的所有事，一个理就可以涵盖许多的事，无穷的事。所以你读《易经》可以培养你一方面有一种虚灵、跳脱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有认真、踏实的能力，两面具备、融通而不相妨碍。于是你可以用这种能力去读别的书，就大有受用。你也可以把《论语》看成是一本象征的书，虽然它所记的是实在的事，但面对实在的事，你也不能死于句下，不能死于每一个事实当中，它也是在指点我们一个理，它也含藏着智慧，会读书的人，虽然读到的是孔子对颜渊的讲话，其实就是对天下后世人讲话了，孔子对子路的讲话，就是对天下后世所有人讲话了，所以子路跟颜渊，就都具有象征作用了。所以读书是很有趣味的，但是你的心要能够接得上这种智慧，你的心要活泼起来，要不然书都被你读死了。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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