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经学常识

2008年9月30日

 

把一个思想从人间推走,不要让它影响社会,这样叫“辟”。这个“辟”,其狭意是“直接的排斥”,如孟子的辟扬墨,宋明儒的辟佛老;而其广意则可以由直接的排斥引申到学理的说明和心灵的融通,如天台宗的判教和当代新儒家的“明佛老,辨耶回”。孟子之辟杨墨看似直接莫名其妙就排斥,但细读其书,他不是骂街,而是有其不得已的义理担当。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放眼当时,没有人了解儒家,没有人信儒家,整个天下要么信杨朱,要么信墨翟。孟子认为杨墨之言是“邪说诬民”,所以自认为并不是自己好辩,而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大禹、周公、孔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后世,尤其是现代的人,对孟子的这一段话,很不谅解,有的人认为孟子好骂人,因此不喜欢孟子,有的人拿这段话作为反对儒家的口实。但很少人去考虑为什么孟子会那么严厉,甚至把墨子跟杨朱评为“是禽兽也”?其实,依文章的脉络来看,孟子不是直接骂杨朱墨翟这两个人是禽兽,而是说,顺着杨朱墨翟的学问走下去,将会到达无父无君的状况,这样,人生会变成禽兽的存在。一般人都认为如果说杨朱不对,还可以,因为“杨氏为我”,总嫌有点自私,太过个人主义,没有社会责任。但孟子为何也辟墨子呢?所谓“墨氏兼爱”,兼爱不是大公无私的大好人吗?假如人人都兼爱,岂不天下太平了?

 

杨朱和墨翟的学问当时中分天下,可见势力之大,亦可推测他们并非等闲之辈,他们的思想也必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内涵。杨朱的著作没有传下来,我们不得其详,但看其思想主旨,跟道家很像,可以视为道家者流,甚至钱穆先生说“杨朱”的发音在古时如同“庄周”,所以判定杨朱就是庄子。总之,杨朱的思想在人间似乎一直是流传不息的。墨子的著作虽然传下来了,但他的学问,就是他的理想和功业没能传下来,传一两代就断了。有人说墨子学问的传承不在学术的主流中,而是走向“游侠”,为什么说走向游侠呢?因为游侠急人之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所谓江湖义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人的行径很接近义道、兼爱,真有墨子之风,所以我们可以从游侠来了解墨子的学问对人生的意义。那些游侠之士,他哪有“家”的关怀呢?他游荡在外,以救人为主,他为一时的义气,宁可牺牲自己,孔子所谓“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有如《水浒传》里的英雄,被读者所歌颂,但是他们的江湖“义气”真发作起来,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领受的。

 

如果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杨朱墨翟的这两种思想?又这两种思想显明地是相反的,但为何都被广泛的接受?其实,追根究柢,人类所有思想所有学问,都出自于人性,杨墨当然亦不例外。越是从人性之核心发出来的思想与学问就越有整全性和高明性,也就越有普遍性。而所谓“从人性而发的学问”,就是儒家所谓的“道德”,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儒家所谓的“道德”只不过是从人性而发的学问。道德的意识是人类一种深沉而原始的基本意识,所以是人类很正常很容易自我发现的心灵能力。用平常的话说,就是仁爱之意,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同情心。仁爱与同情,本是善德。但那仁爱和同情的本心,必须通过人的现实生命来表现,经过这一曲折,那原始的善德往往不能如如纯净地表现,如果由一个心地不纯净的人,也就是见识不够清明的人所发出,或许发得片面,或许发得过份,或许发得不及,便会产生道德的歪曲,则将产生很大的悲剧,有时宁可不仁爱不同情的好。

 

说到心地纯净,也不容易,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天生资质本自清明,自古以来大家共同认定的天生资质最清明的就是颜回,颜回是天地间的一个标准、一个模范。至于孟子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或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这个“性之也”“性者也”,不只是一般说的清明而已,而是完全的清明。说“性之、性者”,就是他的德完全从天之所降,毫无杂染,任性而发,即为圣人,这真叫“天纵之圣”了。而自汤武以下是“身之也”或“反之也”或,这个“身”就是身体力行的“身”,“反”就是返回去,合起来看,就是从现实的生命通过身体力行而返归于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遵循这个天命之性而行,就是人生之道。原则上,人是可以直接的率其性的,王龙溪所谓“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那是从天命客观地说下来,原则上,自是如此。天命之性,本自非常纯粹,纯然至善,从此而发,就是王龙溪所谓的“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因为性之所发就是心,心既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是无善无恶之意,知是无善无恶之知,物是无善无恶之物”,天德人人本具,天德之直接下贯,就是如此,“天命之谓性”,直接“率性之谓道”。这是从上面说下来,这是就理想说理想。不过,谁真能如此呢?尧舜能吗?牟先生说这是“立象作用”,也就是远推尧舜之德,作为人间的理想。人间是否真有尧舜,尧舜是否真能如此,是不必坐实深究的。王阳明所谓“人皆有习心”,人既是现实的存在,是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完全直承天命之性而发的,所以《中庸》必须说第三句:“修道之谓教”那个修字,就是身之也反之也,你要去修,怎样修呢?将你的现实生命反回去,以符合天性。所以,既使是汤武天赋之英明,也要“反之也”。这是就现实说理想,要从下面顶上去。人生只有这两条路啊,不是两条路,而是有这两等人物,既然汤武以下都是反之也。那么颜渊呢,当然也是反之也,但其秉赋之清明,却有近乎理想,此颜渊所以难得也。而且颜渊是在孔门弟子当中,是有《论语》的记载做根据的,所以颜渊的清明是可信的,我们如果要讲修身养性,最好是以颜渊为标准。而颜渊在《论语》的记录当,孔子从不称赞他是“性者也”,而是赞他的他的“好学”,赞他的“改过”,好学改过,就是“反之也”。而颜渊的好学有路数的、有方法的、有进路的。我们说要修身养性,如果不能以汤武为模范,可以颜渊为模范。他有什么进路可作为我们的模范?(学生答:“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也可以从这方面说,凡经典记载颜渊的章节,有颜渊自己说的,有孔子孟子或其他人说的,都可以当做我们的模范。

 

颜渊自己说的,就如“无伐善、无施劳”,这谁不想如此呢?这不是很简单吗?孔子说的如,“回也,不迁怒、不贰过”,这谁不想如此呢?这不是很平常吗?但把无伐善、无施劳、不迁怒、不贰过做到了,那不是已经接近圣贤了吗?

 

只不过,谁又愿意去做呢?孔子教导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本来,要做圣贤,要做仁者,只要“克己复礼”就是了。但又谁能够“克己复礼”呢?不是谁能克已复礼,到最后是谁想克己复礼,更进一步说,是谁真想克己复礼啊?也就是谁肯下真实的“工夫”?如果真想,就没有做不到的。尤其颜渊善学,他为我们问了孔子,“请问其目”,孔子连细节都讲清楚了,只不过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不是日常的生活吗?是的,工夫就在日常生活中做起来的啊!不过,难就难在这里了,日常生活就是所有的一切行动都要如礼,就是如“理”。像佛家修行时说的“二六时中皆在定中”,二六时都在禅定里面。

 

顺便说一下,什么叫“二六时”?这与学《易经》也有点关系。有没有读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其中有“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的句子,说三五之夜月光明亮。什么叫“三五之夜”?如果不知道,再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大家一定听过“二八年华”,二八,不是二十八啊,是十六。那“二六时”是什么意思?就是十二时的意思,什么叫“十二时”?“十二时”模拟十二月,是按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的次序,从子时到亥时,子时是一天的开始,其实也是前一天的结束,依照中国人的哲学,一天不是从零点开始,它提前来说,从十一点开始,所以子时是从十一点到一点。用易经的卦象表示,就是一阳生,就是“复卦”。一阳生,对应一年的节气,就是冬至,是阴历十一月,中国人认为冬至就是新的一年开始了。接下去,一点到三点是丑时,丑时是二阳生,在一年里是十二月,三点到五点是寅时,三点的时候,是三阳生了,在一年里就是一月。《易经》的卦有六爻,如果天地本来都是阴的,暗的,寒冷的,而在黑暗中,在严寒中,而有一阳生,二阳生。到三阳生,就好像一年的春天到来了,我们要过“春节”了,在卦象上就是“泰卦”,就是一般说的“三阳开泰”。所以一天中的半夜三点,就是一天春天开始。我们一年有春夏秋冬,一天也有春夏秋冬。大体上春节的附近就是立春,所以真正的春天开始是立春,而不是春节。春节,是民俗庆典的节日,而立春是天文的“节气”。一年有几个大节气,四季的开头叫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又有所谓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节气是按照阳历而排列的,节气是讲气候,为什叫“气候”呢?因为“天气”的变化是可以“等候”的,我们说“候鸟”就是这个候,候鸟的意思依气候而迁徙,到某个季节,牠一定会来到。候鸟之命名,类似“信风”,信是可信的,到某个季节会吹东风会吹西风、吹北风,信风,它可信,它可期待。期待叫做候,所以气候也可以说是对“天”“气”的变化的预测。说天地的运转——其实就是地球的运转,造成了气的变化,首先是指气温的变化,有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又分六个小阶段,这个叫做“节气”。这样六四二十四,把一年十二个月的“天气”分为二十四个小节,平均每个月有两个节气。说到“月”,我们又要问:为什么说一年有十二个月?为什么叫做月?中国从夏朝就有成熟的历法了,孔子说“行夏之时”,认为夏历最合理,那时已经用十二个月四季来定一年了。为什说说“月”呢?因为月亮对人的生活影响很大,所以百姓算日子,是以月亮为标准的,看着月亮的圆亏,每循环一次,二十九天多一点,大约是三十天,就叫做一个月,每次月亮完全不见,叫做“朔”,是月初,而每到第十五天月圆,叫做“望”,“望”这个字的造形,是人挺着肚子仰望月亮的会意字,再加上“亡”作为音符,读作“望”。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叫做一“年”,在一年中,月亮朔望大约循环了十二次,所以说一年有十二个月。月的算法是依据月亮的“公转”,而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算法是依太阳的远近,其实就是地球的“公转”,中国的历法中,同时注意两种计算方式,初一十五的朔望,以月亮为准,称为“阴历”,而二十四节气以太阳为标准,称为“阳历”,因为阳是指太阳,阴是指太阴,太阳是日头,太阴是月亮。中国一向是阴阳合历,现在西方人所用的历法,传到中国来,我们采用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阳历。

 

好,以上说了一年十二个月份和四季二十四节气的搭配,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人有一种深度的想法,在十一月,进入冬天的中段,就在昼最短夜最长的冬至的那天,定为冬至,而认为那天夜里,阳气已经默默生起了,把十一月叫“子月”,周朝人以子月为元月,是为一年的“岁首”,叫做“建子”,是有道理的,那是从“天”之气来说已经起了大的变化,也就是从太阳已经“回头”而说的;商朝人则“建丑”,是把十二月,也就是丑月,作为一年的岁首,也是有道理的,那是从“地气”已经感应到了天的变化而说的;而夏朝人则是“建寅”,也就是以月,寅月,为岁首——我们刚才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是用夏历的历法,其实夏历的一月,是商朝的二月,周朝的三月——那是就着“人”已经感到天地温暖见到万物生意盎然而说的。孔子与斯人为徒,所以认为夏历的安排最合理。这样,到了一月,阳气已经很旺了,占了一半了,已经可以看到万物的生长,叫做“春”天——“春”这个字的本义,就是草木出生的意思。中国古人还把一年节气的变化,对照到一天时间的次序,把半夜十一点,叫子时,那时虽然刚进入半夜,但阳气已经开始生成了,到隔天凌晨三点,三阳开泰,阳气就很旺了,这是一天的春气。假如我们把人的身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一个人如果要配合天地的运转,那么他应该三点起床,假如你三点不起床,今天的“生意”——身体的生机就减弱了,所以一个人想到常春不老,春意常在,那就请你每天早上三点起床。你来上《易经》课,也要趁机学学这些道理,要不然你们上《易经》课的收获就不完整了。照这样算,三点春生,开始春、夏、秋、冬四季,请问一季占几个小时?一季是六个小时,三点到九点是春天,九到下午三点是夏天,下午三点到九点是秋天,冬天呢?九到凌辰三点。跟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比配,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是睡眠的时间,想保养身体的人,要顺应天道,不要逆天而行,你要九点睡觉。大家不要笑,反正九点不睡也没关系,只是你就在“自杀”,你找死,就会早死。所以九点不睡觉就自找死路,那么三点不起床呢,就是拒绝生长。我们现在的人呢,一方面拒生,一方面找死,结果,中医说,这样的生活,不生病也奇怪。所以有中医治病,不管什么病,不给吃药,只教人一个方法,就是顺天而行—一早睡早起,病就好了,信不信由你!但是我从来就不信,所以现在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后来不得不信,我开始要信了。(同学:如果这样讲的话就不能午睡了?)不,要午睡。(同学: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不是在长嘛?)你又忘了《易经》的哲学了,夏天是阳最旺的时候,但就在阳气最旺的午时,中午十一点到午后一点,那时阴气就生了,所以中午要睡一下,以配合阴气的生成。从一年来说,夏至那天,一阴生,冬至那天,一阳生。所以当一天的阴气生的时候,最好小憇一下,打一下瞌睡也好。而一年的冬天,也要多睡一会,譬如可以八点睡,四点起床。一天里,晚上九点睡到凌辰三点,总共六个小时,中午再睡一个小时,七个小时,也够了。一般说一天要睡八个小时,或许是因为没有按照宇宙时间,睡眠品质不好。睡眠品质好不好,有些时候不是熟睡不熟睡,而是有没有按照天地的时间——宇宙时间来作息。当然,小孩正在生长时期,例外。

 

好,以上随便引申,但也与《易经》有关,反正天底下任何事物都与《易经》有关,所以我很喜欢讲《易经》的课,可以随便讲,呵呵。刚才提到“泰卦”,读过《易经》以后,你看到或听到与《易经》有关的语句,就会注意了。记得不记得街面上有命相为业的招牌,门口往往树一个旗帜,上画这个卦——乾下坤上——卦要从下面画上去,这叫一阳生,这叫二阳生,这叫三阳生,这个卦叫“泰卦”,就是刚才说的夏历一月,春天正式来到人间,是天地最美的时候,所以有“三阳开泰”的成语,用来表示命运从此开展,万事从此如意。每到“羊年”有许多画家都画三只羊,谐音“三阳”,以祝福一年的年运。而以相命为业的人,在门挂个“泰卦”,暗示你如果走进他的门,就代表你的泰运要来了。你如果读过《易经》,看到泰卦,心里就会很安慰。但你千万不要把卦画颠倒了,上下颠倒了,叫否卦。

 

好,接下去回到“二六十二时”,先说我们现在把一天的时间分几个阶段?二十四个阶段,我们不称它“二十四时”,我们称它“二十四小时”,这是西方人的分法,为什么他们的时称为“小时”?因为我们中国人本来是以十二地支来分十二个阶段,称为“十二时”或“十二时辰”,我们把一天分十二阶段,他们把一天分二十四个阶段,我们一个时辰等于他两个小时,他们的时比较小,我们没办法,只好叫“小时”了。我们从小算时间,都说“小时”,但很少人问什么叫“小时”,你读了《易经》以后,会让你比较敏感,遇到问题,都要问一下。譬如,我为什么名叫“王财贵”你也要问一下,不要因为耳熟能详,说,呢,本来就是这样。不是的,凡事都有它的道理,你的心灵要练习敏锐一点,养成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认察于地理”的态度和能力,才是学《易经》的要点。

 

呵呵,随便讲讲,第一堂课跑跑马,没关系,但跑远了,还是要收回来。我们又要回到颜渊,说二六时中,随时随地,视听言动——佛家叫行住坐卧,是一样的意思。“视听言动”不可以老实地说成只是四样活动,而是一切的活动,“行住坐卧”也不是说只有在行、在住、在坐、在卧,也是代表一切的行动,一切行动就又表示了一切的时间。所以这一句话应该翻译成“在任何时刻的任何活动”都要“克已复礼”。这样克已而复礼,以至于所有行动都回归于礼,什么叫回归于礼呢?“礼者,理也”,礼,本来就是合理的行为,行为要合理,是对现实生命有所节制的,所以礼又有节制的意思,一般人一想到“节制”就害怕,鲁迅说“礼教吃人”,其实,节制是为了合理,而合理的又是人性人心之自发,所以合礼,就等于合乎一个人的真心大愿,正是使人回归自我,回归自由自在,这就是“仁者”的本质。所有生命的活动,从内到外,都依理而行,都依真心大愿,叫做“不违仁”,孔子赞颜渊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依照刚才所说,一切时一切活动,都合于礼,我曾经想“三月不违仁”是何等境界,我们自己反省起来,曾经有过这种“不违仁”经验吗?孔门说其他的弟子是“日月至焉而已矣”,说“而已矣”口气带有不屑,但能有一天都安止在仁德之中,我看那工夫已经不容易了,我的朋友杜忠诰先生说,我们是分秒至焉,我说,可能分秒未必有,或者连作梦都没梦到呢。如果能维持一个月,已经很难想象了,而颜渊是维持了三个月,都没离开,都在境界里,真是不可思议啊。但颜渊如何做到的?我们说颜渊秉赋清明,但孔子并没有这样赞赏颜回的秉赋,孔子赞赏的是他的“好学”,他的“不违如愚”,他的“只见其进,未见其退”他的“亦足以发”。而当颜渊问仁的时候,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我们可要注意了,这可能就是下工夫的所在。但孔子又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似乎这“克己复礼”又是个“境界”语。所以,不容易在这里下工夫,还好,颜渊替我们请问了“其目”,也就是问工夫的真正下手处在哪里?孔子就很“接地气”地说出了从“视听言动”中下手。这不是人人都立即可以做的工夫吗?原来圣贤离我们并不远,只要着实的下工夫。工夫有内外两种,如果从视听言动上讲求合礼,是从外表上从结果上检查,从不合礼而合礼,也就是从违仁而回到不违仁,所以“不违仁”是从内心从本源处说的工夫,只有内心的不违仁才能够有这一种“视听言动”都如礼的表现,所以做外在的工夫从外在做过来,就是视听言动、克己复礼,从内在说起来就是不违仁。一个从外面讲进来,一个从里面讲出去,这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向讲法。但既有不同的讲法,就有不同的意义,如果是朱熹的系统,他比较喜欢由非礼勿视听言动讲起,从外在讲起,而把“克”的克解释成“克制”“克服”,合乎他一贯的“去人欲,存天理”的主张。不过,孔子讲这个话,或是颜渊在做这种工夫,我想必定是内外交养的。但是非礼勿视听言动比较容易让人往“改过”,也就是“身之心也、反之也”的工夫上想,由工夫以渐渐达到不违仁的境界。而“不违仁”比较容易让人从本体从境界上想,从本体发出来落实于视听言动中。这样,“不违仁”就是克己复礼的根据,克己复礼是不违仁的表现。像罗近溪就喜欢从根本上说,所以他解释:“克者,能也”,他认为德行不是从外在的克制而成的,而是要人体贴内在原有的仁德,把仁德从内在的“本心”呈现出来,就是了。罗近溪紧抓这个内在的仁,而不让仁流出去在外在的规范上说话。成德的工夫一向以来就有这两个方向的说法。克制以合礼的说法类似“汤武反之也”,“成己不违”的说法类似“尧舜性之也”。两者似乎都可以用来解释颜渊的工夫。

 

至于曾子所说的,一般以为是赞叹颜渊的话:“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说得似乎比较浅显了,但我们也可以深看了。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表示颜渊又有谦德又好学。这里所谓谦德的谦,正是《易经·谦卦》的本义,《易经》的谦卦是“地中有山,谦”,山本来很高,但却自居于地之下,这象征一个人很充实,很高明,但又很谦退,所以时常自以为不足,还想跟人学习。颜渊就是这种人,所以自己已经能了,还要向不能者请教,自己已经很多了,还要向寡的人请教。这岂不是“有若无,实若虚”吗?他有,但又好像没有,他很实在,但又好像很空虚,就代表他原来就内蕴广大,而他自以为还不足,所以他的生命是一直是精进不已的。难怪孔子会称赞他“好学”。好学,是主观的要求自我长进的意愿很强,这是很难得的生命,足以作后世学者的模范。而曾子又说他“犯而不校”,这就更难了,因为这不只是主观的自我修养就好的,而是面对外在环境的不如意,也能安然处理。人家对他有所冒犯,他却不会计较,这就不只是“无伐善、无施劳”的谦德,而是一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恕道了。这样,不论是自己说的“无伐善、无施劳”,有功不邀功,有善不张扬,还是别人眼光看出来的对冒犯不计较,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平常啊,这不是为人的基本素养吗?为什么还记载在经典里?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能“有若无、实若虚”?能“犯而不校”吗?人家冒犯我,我总想办法要冒犯回去,而且加倍还给他,以资惩罚—如不是吗?所以,颜渊真可以做模范呐,古人读《论语》最注重颜渊,孔子之外就是颜渊,没有第二人。我们现在也读《论语》,你对颜渊的印象如何?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有的就是颜渊早死,颜渊很穷,你留这些印象干嘛呢?一般人读到颜渊“一箪食、一瓢饮”那一章,只记得他很穷,却忘了下一句“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才是重要的。你该到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只记得他短命,就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前后“有颜回者好学,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的可贵。“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我看哀公也相当了不起,一个国君居然问起孔子三千弟子有哪一个好学的,孔子这个回答也很令人惊讶,“有颜回者好学”,有一个人叫颜回,这个人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就是那个可称得上好学的人死了,什么意思?没有人可称得上好学了,这句话不是很痛切吗?不是很令人失望吗?我今天也想请问,像各位是台中师院语教系的博士班,可以说是最高学历的学生了,又有几个好学的,依照孔子的标准,你敢说你好学吗?我们每个人读到这章,不是要羞惭得无地自容吗?不过,一般人是不会羞惭的,因为他不会读书,他读到这些句话并没有什么感觉。会读书的人,读起书来,应该时时有兴发,他会觉察到颜渊的好学是不容易的,他为后世立了作学生的模范,而孔子是为后世立了作老师的模范。他们两个是模范师生,你不服气也不行,不服气,都是因为自己不读书,既无德亦无才,所以不知尊重,要不相信,你去找找,看天下后世哪一个能如此善教,能如此善学?

 

好,我们从尧舜的“立象作用”引申到这些,再回到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我们谈到《论语》的可信度——《论语》的内容很少人怀疑的,只有几章比较可疑,那几章都在《论语》下半部几篇里,而且都在篇末,可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其它都是很可信的。而《论语》如果可信,孔子所传的五经也跟着可信,尤其是《经》《尚书》《易经》这三本书是可信的,也就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文献。自古以来很少人怀疑《诗经》,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现在的《诗经》真的还有三百篇——三百零五篇,加上六篇有题无辞,共三百一十一篇。号称“诗三百”,可见《诗经》是可信的,《尚书》争论比较大,今文《尚书》大家都信的,只有古文《尚书》有争议,到了清朝,虽然确定古文《尚书》是“伪书”,就是后人所伪造,但是后人所伪造也不是空穴来风,也是采集了古代的一些片言只字加以点缀而成篇,所以《尚书》也相当可信——为什么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的意思就是说用“现代”的文字写的,所谓“现代”是汉朝人说他们的那个时代。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书籍都散落了,民间的一些有关思想的尤其历史的书都被没收烧掉了,不过,秦始皇所灭的是民间的图书,国家的图书馆都还有的。后来陈涉起义,天下逐鹿,后来刘邦先攻入咸阳,接受秦二世的投降,本来刘邦和项羽曾在义帝面前约定先入咸阳的为王,所以刘邦本来就要当王了,但是项羽的兵多,项羽虽然慢到咸阳,刘邦只好让。刘邦有个助手萧何,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初到秦朝宫城,没有破坏,只收集天下的人口以及经济帐册。后来项羽入咸阳,就放火烧咸阳城,烧了三个月,当然连图书也付之一炬了。所以最大的“焚书”罪过,不是秦始皇,而是项羽。到了汉朝,天下初定,惠帝就解除了秦始皇以来的“挟书令”,开始征求天下图书。到了汉文帝时,天下没有一个治尚书的学者,听说有一个秦朝的尚书博士,叫伏生,在山东济南,还活着,但已经九十几岁了,不能亲自到长安来,文帝马上派晁错去“受书”,所谓“受书”,是因为伏生也没有书,但会背,所以就让伏生背书,晁错来笔录。晁错是河南颖川人,伏生是山东人,语言可能不很通,伏生年纪又老,由伏生的女儿协助,三个人合作,勉强将伏生所记得的经文记录下来。不过,或许由于记诵有缺,或许由于口音有误听,这可能就是后世的人读《尚书》总觉得佶屈聱牙的原因了。本来《尚书》应该没有那么难读,即使文章简古,也不至于那么难。为什么《尚书》难读呢?最大的原因是其中有很多通假字,为什么要用那么多通假字?因为口音听不明白,结果就记错了字,或写了别字。因为《尚书》满篇都是别字,所以造成训诂上很大的麻烦,不过,也造就了很多训诂家的名声,许多教授就因为能说出这个字其实就是那个字,于是就有饭吃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认为《尚书》并不难,只要把那些通假字记得了,也好像读普通古文一样,甚至比普通古文还容易。因为《尚书》原来就是白话文啊。呵呵。《尚书》这样情况下被保留下来的,那时候用那个时候的文字写的叫今文,当然今文不见得把原本《尚书》全部保留下来,只是伏生老博士脑筋里面所记得的那部份。后来汉朝以赏金来收集图书,有些民间号称得到《尚书》,或许有人为了成名,或许有人为了领赏,可能不是真的古传《尚书》,但为了让朝廷相信,用秦以前的文字写在简册上,然后献上去。朝廷也收藏,就是所谓的《古文尚书》。后世研究《尚书》的人,一直有个怀疑,因为凡是今文的,文章都很难读,凡是古文的,都很好读,跟《论语》《孟子》差不多,这不是很奇怪吗?到了清朝,终于判定今文是古代真正的文章,古文是后来人才作的,这叫“伪古文尚书”。所以尚书有一半是可信的。说来说去,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易经》,是最可信了,因为《易经》一直在流传,当时焚书坑儒并没有烧《易经》,因为朝廷认为是这是卜筮之书,相命的书,不关乎思想,没有威胁到他的统治,所以就没有烧。烧的是什么呢?烧的是《诗》《书》《礼》《乐》这种书,这种有关系到思想,有关系到人的智慧,为了不让人了解道理,百姓越愚昧越好,他们就不知道国家在做什么,这叫愚民政策。愚民政策是许多的统治者喜欢用的,到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采用愚民政策,就不把真相告诉你,让你以为你的世界就以他所给你的这种世界最好。而秦始皇就这种政策啊,当时没有所谓整个国家的教育,只是不让你看书,不让你看有思想的书,让你没有思想。百姓只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耕,你给我耕种拼经济;一个是战,你给我当兵拼国防。你看我们近代不是还有国家是这样的吗?拼经济又要拼国防。人民就是耕战的工具,那他安于如此一辈子,为什么?因为他再也没有思想。现在的政府不就天天告诉你:全世界,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地方叫台湾。世界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于是“台湾国”里面的人就很安然地在这个小岛面,斗啊斗,一生就满足了,你被“愚民”了都不知道。

 

那么,《易经》可信,至于《礼》呀、《乐》呀等这些经典,又如何?这《礼经》,现在流传的有《礼记》《仪礼》《周礼》三种。一般都认为《周礼》是伪作了,那么《仪礼》呢?《仪礼》大体是一些礼仪的节目单,也不见得就完全可信,但是多多少少可以看出古人行礼的仪式,现代如果有人要恢复古礼,也都参考《仪礼》的这些仪式,那是很繁琐的专家之学,但你也不能够说繁琐就没有意义,繁琐有它相当的意义,为什么?一个场面显庄严,就不能随便,一定要规规矩矩,一丝不苟。而一个人要内心足够坚强,才能够耐得住繁琐。你要有很强的恭敬心,你才能够一五一十地完成那些繁琐的节目。这样用讲究细节,动容周旋的“礼”来培养一个人的敬畏感,来保持一个人的生命,不流失、不放肆。所以为什么礼往往是往繁琐的方向走,原来这是它的本质所在。不过,也不能只顾严肃细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严肃的礼要配合简易的乐,既然礼讲究繁文缛节,但是也要合乎和谐、和乐,也就是合乎自然自在的原则。不过,如果只讲求自然自在,那就容易流荡忘返,所以《礼记》上说:“礼胜则离,乐胜则流”,礼胜,就是礼太多了,人与人就会有疏离感,不亲切了。这感觉一般人都可以体会到的。比如你到朋友家里,他对你非常客气,什么叫做“客气”?客气的对照是“主气”,这个“客”就是外面的意思,客人就是外人,家里人叫内人。所以“客气”就是把你当外人看,甚至当陌生人看。当你的朋友很客气,就是把你当客人来看,他要尽主人之道,他要不失待客之礼,如果这样子,你会坐立不安,你也要摆个客人的样子,于是两个人都紧张起,讲话都要谨守分寸,不是显得很生疏吗?所以以后你去人家家里,人家对你很客气,不要认为人家很恭敬你,你高兴,你要想,可能人家不欢迎你呢。恭敬太多,就变成疏离了,这叫“礼盛则离”。那么,如果有朋友来你家,一进门就跟你勾肩搭背的,到你的卧室厨房乱转,桌上文件乱翻,冰箱自己开,显得很亲近,但你也不大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太自然太亲切,礼就少了,礼太少,乐胜了,就“流”了。因此有子才说“礼之用,和为贵”,而“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样的“美”,是“小大”都要“由之”的呀。如果只有礼,固然不行,要有乐,但如果乐太多,“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你只顾用和,也不行啊。(学生:什么叫”流“?)流是水流,水流很顺,顺着方便而去,就叫随便。所以流就是放肆、流荡,没规矩,我们一般说”流里流气“,也就是是言语行为没有节制,不庄重。礼乐相配,这是一个人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礼乐合一,人生才能平正。就如我开《易经》课,我如果严格把关,当掉很多人,那就是“礼胜”,礼胜则离,学生都不来上我的课了。而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每个人都给九十五分,那就是“乐胜”,乐盛则流,大家就随随便便,要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这是一样的道理。

 

再来,有关于乐的传承,现在《乐经》彻底失传了,《乐经》如果讲的是“乐教”,那么,大概可以礼记的一篇“乐记”来代替,而有的学者说所谓乐经,原是乐谱,而乐谱也失传了,有的学者说音乐是师徒相传,古代根本没有所谓乐谱,所以乐工散失了,乐就失传了。不过,史记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不知道是不是孔子所亲作。现在的真有诗三百一十一篇的古琴曲流传,但应该不是孔子当时的原貌。最后,《春秋》,是孔子所作,这个也可信,但是《春秋》的三传可信度没有那么强,甚至真正的作者是谁,也还有待考察。《公羊》《谷梁》专门讲微言大义,《左传》比较讲史实,但这个史实的记载,再也没有别的书可以参考了,所以《左传》所记载的,后世学者只好相信。

 

以上都是些经学的常识,好了,今天第一堂课,现在选课的同学都到齐了,我们开始讲《易经》。那我们刚才说《易经》在我们研读六经的顺序里面是排在后面的,因为它难,我们又称大经,《易经》跟《春秋》号称两部大经,一来因为义理广人,一来果为难。《易经》的难,是因为它“穷神知化”,穷神知化意思就是讲形上学了,形上学当然是比较高深的学问。其次,说《易经》的难,是入门难,不只是它的境界高难,光入门就难。而入门之所以难,是因为《易经》有它特殊的表达方式。一般的书大体不大需要所谓的“入门”的引领介绍,但是《易经》是需要的,需要有一个入门之阶可以引领到《易经》的殿堂上去。其它的书都是用文字直陈其意,而《易经》不是直接用文字表示,《易经》是用一种“象征系统”来表达。所以你要先知道那个“象征系统”的来由。刚才我们讲到尧舜的“性之也”有“立象”作用,这个“立象”一辞,就是“象征”的意思。我们说立象,立个象征,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去再考查尧舜是不是真有如此之人,他的德行有如此之高,他的功业有如此之攸然巍然,而是用远古的传说举出来作象征。做一个什么象征呢?做一个理想的象征。尧舜是中国人格的理想的象征,如果以他的功业来讲,他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理想的象征,因此牟先生称为“立象作用”。有些人真的去研究真有那一种政治吗?真的有这种人物吗?真的他垂拱而治吗?真的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吗?真的是“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真的是“焕乎其有文章”吗?是不是真的如此?有人在这里真的起怀疑,这种怀疑是很天真的,也可以说是很无聊的,因为他不了解其中妙义。儒家从孔子孟子都是一直赞叹尧舜,《孟子》书中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中庸说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祖就是归宗,述就是称叹,归宗于尧舜而称叹之,“宪章文武”把文武之道重新彰显于世界,叫“宪章文武”。周的道就是文武之道,文武包括周公,陶渊明说,“周室何隆?一门三圣”,宪章文武,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宪章文武”是实说,而“祖述尧舜”是虚说,所谓虚说,是以尧舜为最高的理想代表,就是把理想寄托在渺远的古人身上,这是儒家的历史观。其实,中华民族从夏商周以后,才有可靠的历史记录,而三代以上,就很渺渺茫茫了,尧舜的史事,可能大半是传说,尧舜以上,则多是神话了。

 

不过,儒家讲历史,还是相当负责的,孔子不讲五帝,只讲到尧舜,而对尧舜也只是赞叹。所以儒家的历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其他诸子百家的历史,多以儒家为准,只有庄子把儒家古圣先王,随意拈来,作为卡通人物,写成寓言。不过他虽然是寓言,所谓的“重言”——重言的意思就是假借古人的故事或语言来教训人,就显得有份量。虽然是编出来的故事,但庄子也不离谱,圣贤就是圣贤,他不敢低看,都给予相当的尊重。所以你看《庄子》,凡是讲到尧舜禹或是孔子颜回这几个人,你都要注意。因为庄子就把他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他们身上,譬如庄子的逍遥游中,真逍遥。有人认为庄子嘻笑怒骂,是在诬蔑圣贤,司马迁叫“剽剥儒墨”。这个“剽剥”就现在我们说挖苦,讽刺。其实会读书的人,都能体会出庄子在字里行间其实是推崇圣人,推崇儒家的圣人。所以从孔子开始,把尧舜作为中华民族圣人之标准,已经成了传统,即使庄子也不敢造次,这叫“立象”。既然是“立象”,你可以认为他是假的,但是,你也可以认为他是真的。所以,尧舜是真的吗?在历史上或许不是真的,但是在理想上人类确实有这种理想。人类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的垂拱而治的理想吗?政治境界当然是以此为理想,人类难道没有禅让的理想吗?现在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制度化的禅让,禅让的本意,就是选贤举能,让贤,只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做得还不够完美而已,禅让变成是百姓选举,这或许比由君王一人来选更合理,但如果百姓素质不够,那么选出来的也不见得是贤哲,对不对?有关民主政治的问题,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请你自己去看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义》两本书。总之,禅让永远是理想,即使到了现代,还是达不到,但是人类一直是往这里趋向啊,所以孔子、儒家立尧舜作理想有什么不对呢?所以在意义上,可以当真啊。

 

“立象”一个辞讲这么多,就是要大家记住:《易经》也是如此,所以你以后读《易经》上的句子,是有这回事吗?不敢说,但是没有这回事吗?天地间总有这回事。说天地间总有这回事,意思是除了可见可知的事之外,天地间总还有那似有似无之事。那天地之间的事又怎能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呢?纵使说得一五一十,岂止就是这一五一十吗?不是。但可以用这已经说出来的一五一十的事,用这些一五一十的文章,来做象征,来象征天下一切的事,你读《易经》要先有这种心理准备。所以我们要读《易经》,首先要明白它的“象征系统”,先明白它的来由,它怎么形成这个象征系统?为什么这个象征系统就可以让天下人来用,而且永远可以用下去?而且为什么《易经》难读?就是因为它是象征系统,所以难读,而为什么《易经》有那么多的解释?也因为它是象征系统,所以可以有那么多的解释;又,为什么《易经》可以用在那么多地方,也因为它是象征系统,所以有那么多的用途,奥妙都在这里。我们下一次上课就开始讲它的象征系统的建构模式,那你以后就可以算作入门了。从此,你就会觉得《易经》是很好读了。越聪明的人当然越觉得好读,也就是越活泼的人,越觉得好读,为什么?从象征到现实是有一段距离的。你以象征为实在,你就死在象征中,把象征执着了,这个叫死于句下。你死在象征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作为象征的事不是真的事,它不是实事,它是虚事。那么你执着于虚的事,这《易经》就毫无用处了。这些虚的事是要随时指导实在的事的,你要能够从这个虚的事而透悟出它的理来, 《易经》本来就是用事来象征一个理,你用这个理就可以去应对有关于这个理的所有事,一个理就可以涵盖许多的事,无穷的事。所以你读《易经》可以培养你一方面有一种虚灵、跳脱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有认真、踏实的能力,两面具备、融通而不相妨碍。于是你可以用这种能力去读别的书,就大有受用。你也可以把《论语》看成是一本象征的书,虽然它所记的是实在的事,但面对实在的事,你也不能死于句下,不能死于每一个事实当中,它也是在指点我们一个理,它也含藏着智慧,会读书的人,虽然读到的是孔子对颜渊的讲话,其实就是对天下后世人讲话了,孔子对子路的讲话,就是对天下后世所有人讲话了,所以子路跟颜渊,就都具有象征作用了。所以读书是很有趣味的,但是你的心要能够接得上这种智慧,你的心要活泼起来,要不然书都被你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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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财贵,转载自:《王财贵65文集》第六辑《易经讲课录(上)》。如欲深入了解王财贵教授哲学思想与教育理论,请关注本站,或购买正版《王财贵65文集》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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