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尽心章句上>第26章

孟子曰：“杨子取为（wèi）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wéi）也。

○杨子姓杨名朱。取是仅能彀的意思。

○孟子欲辟异端而卫正道，故说：“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圣人所以仁至义尽，与时偕行者此也。彼异端之学何其纷纷矣乎？今世有杨子者，厌世务之劳，而专主于爱身之说。其意但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下，仅能彀为我而已。充其为我之心。虽使他拔落一毛之微，而可以利济天下之大，他亦将爱惜而不肯为，况所损有不止于一毛者，彼岂肯为之哉？”盖有见于义，无见于仁，其执于为我之一偏如此。

墨子兼爱，摩顶放（fǎng）踵（zhǒng）利天下，为（wéi）之。

○墨子姓墨名翟。摩顶放踵是擦磨头顶直至足跟，吃受辛苦的意思。

○承上文说：“世有墨子者，黜私己之图，而专爱物之见。其意但欲一视同仁，而不复问其亲疏，惟知兼爱而已。充其兼爱之心，虽自顶至踵，劳苦一身之筋骨而可以利济天下之生灵，彼亦将无所吝惜，而慨然为之，况其害未至于摩放者，又何事不可为也哉？”盖有见于仁，无见于义，其执于兼爱之一偏如此。

子莫执中，执中为（wéi）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子莫是鲁之贤人。

○承上文说：“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因各倚于一偏，而胥失乎中矣。有子莫者，矫杨墨之失，而执中于二者之间。非不为我也，而不至如杨子之绝物；非不兼爱也，而不至如墨子之徇人，执中如此，似乎近于道矣。然道无定形，中无定在，必随时变，易与势推移，当为我而为我，当为人而为人，乃所谓权也。今子莫以不杨不墨为中，而不知随时权变为中。则杨子执为我之一，墨子执兼爱之一，而子莫所执者，乃二者中间之一，均之昧于通变之方，其为执一，一而已矣。恶足以语于时中之道哉？”

所恶（wù）执一者，为（wèi）其贼（zé）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承上文说：“子莫之执中，无以异于杨墨之执一矣。乃执一之所以可恶者，何哉？盖杨子为我似义，而却害乎仁；墨子兼爱似仁，而却害乎义。子莫执中似中，而却害乎权，持其一偏之见，害吾时中之道，斯为可恶耳。然其害道何如？盖吾儒时中之道，一理浑然，泛应曲当，千变万化，头绪甚多，非一端之所能尽也。今举一为我，而仁之百端尽废矣；举一兼爱，而义之百端尽废矣；举一执中，而时中之百端尽废矣。所得少而所失多，害道孰大于是，此其所以为可恶也。知异端之可恶，而学者可无反正之功哉。”尝考虞廷授受，惟曰允执厥中，而孟子又恶子莫之执中，何哉？盖圣人之所谓中，存主不偏，应感无滞，虽有执中之名，其实未有所执也。若子莫徒欲矫其偏，以求所谓中者而执之，少涉安排，便不能无倚着之私矣。此所以与杨墨并为吾道之贼也。有卫道之责者，不可不辨于斯。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一）取：朱注：“取者，仅足之意。取为我者，仅足于为我而已，不及为人也。”或曰：取，当作“治”解，犹今言“主张”之意。

（二）兼：与“别”对，“别”是有差别，“兼”即无差别之意。兼爱，是无差别的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有差别的爱。

（三）摩顶放踵：朱注：“摩顶，是摩突其顶，放，至也。”是摩秃其顶，走破脚跟的意

（四）权：称锤也。此为权衡轻重的意思。

（五）贼：害也。

【疏解】

孟子的外王思想，除了政治的建构反省而外，还有一层思想文化的承续奋斗。从时代的横面言，是思想的奋斗，从历史的纵贯言，是文化的承续。

战国时代，不仅列国交兵生命伤亡，且思想混乱价值迷失，在孟子的反省之下，思想混乱价值迷失，才是列国交兵生命伤亡的根本原因，王覇不分，只因为义利无别。故除了弘扬儒学而外，并力辟杨墨。在探究政治的建构而外，并从事思想的奋斗。

当时天下的显学，一是为我的杨朱，一是兼爱的墨翟，为我只为自己而不爱天下，兼爱只爱天下而不为自己，不爱天下是过于冷酷而自私，不为自己是过于热情而自苦。孟子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来描述杨子的价值取向，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来描述墨子的价值取向。这是两个各走极端的行为模式，然二者的价值取向，却有一共同的因子，杨子是不利于己的事，一定不做，墨子是有利于天下的事，一定去做。做与不做的行为权衡，取决于利与不利的价值标准；足见两家都落在“功利”的套套中。儒家的行谊，一者是穷则独善其身，有如杨子之为我，二者是达则兼善天下，有如墨子之兼爱；一方面有所不为，一方面又“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中有“穷”与“达”之不同处境，即有“独善”与“兼善”的因应权宜。二者不同的方向抉择，不是由于利与不利的功利衡量，而是义与不义的价値判断。此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篇）换句话说，儒家之于天下，不一定为我独善，也不一定兼爱兼善，该为我独善则为我独善，该兼爱兼善则兼爱兼善，该与不该的根源就在仁心义路的价値取舍。由是可见，杨子墨子的极端偏执，是由于价值不在自家心性内的仁义，而在自家生命外的功利，问题的纠结仍在义利之别。

子莫有鉴于杨墨的“过”与“不及”的极端偏执，他找到了一条在二者之间的折中路线，既不为我，也不兼爱，既不“过”，也不“不及”。姑不论折中路线有没有事实的可能，能否突显出价值来，就算是事实可能，价值突显，也必死在所谓的“折中”里。而失去对“穷”与“达”之不同处境的因应，与可“独善”亦可“兼善”的权宜。故执着于中，等于失去了因应权宜，虽状似近道，实则无道。权变求通，是为了通于道，执即不通，那有道可言？不仅不能通于道，反而由于偏执，而蔽塞了道。

由是而言，执中与偏左偏右，是等同的，都是固执滞陷在某一特定的角度立场，子莫的执“中”，跟杨子取“为我”与墨子“兼爱”，一样的执着于某“一”，他们共同的缺点就在做法上的“执”而无“权”。儒家的可贵在做法上不“执”而有“权”，更重要的是，在价值原则的“道”，儒家是执守仁义，以仁义为依归，而杨墨则用心在“功利”，二家害道是不能植根于仁义善道，而子莫的害道，是在做法上执中而不能时中。

孟子云：“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颜回在陋巷不改其乐，似杨子；，禹稷过门而不入，似墨子。然杨子定于为我，墨子定于兼爱，而颜回处于禹稷之境，可以过门而不入，禹稷处于颜回之境，可以在陋巷不改其乐，这一易地则皆然的“权”，使儒家可以因应不同的“时”，而皆能“中”道。儒家有立有权，故能时中，杨子、墨子、与子莫三贤，无立亦无权，是为害道之行，虽能举一而终废百，其与儒家之因应权宜以通达于道，相去远矣。

编自《孟子义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