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文学不长于英雄之歌颂、社会之写实,而尚豪侠以代英雄 | 唐君毅:中国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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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自然文学能表现中国文学之特殊精神,而非中国文学之正宗。中西文学之正宗,皆在表现人生社会之文学。西方文学在希腊、罗马时代,以荷马史诗、希腊悲剧、布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最有名,此前文已言。荷马史诗、布鲁塔克传,皆重述战争与英雄之性格与事业。希腊悲剧,则述个人与社会或宇宙命运之冲突。《圣经》之文学与宗教性之文学,如但丁之《神曲》,则以引人向往企慕之情为主。塞万提斯(Cervantes)之唐·吉诃德,则中世骑士精神下之新英雄也。近代浪漫主义之文学,根本精神是宗教的、理想主义的,恒欲由有限以趋无限,而重灵境之追求、爱情之礼赞。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之文学,则根本精神近乎科学之观察。新现实主义则重社会之写实、社会问题之提出、心理之分析。俄国近所谓新现实主义之文学,则重社会主义之宣传。然在中国文学中,则西方式之英雄之歌颂、爱情之礼赞、社会之写实,与社会问题之提出,及心理之分析、主义之宣传,皆非其所长。西方人歌颂英雄,多述其波澜起伏之行事、予智自雄之魄力,或一往直前、死而无悔之意志,热爱理想、如醉如狂之情感。西方人素崇拜英雄,故亚力山大、拿破仑为人所膜拜,其英雄一字之意义,亦较中国为广,故卡来耳之《英雄与崇拜》一书,以耶稣亦是英雄,以其殉道无悔也。依中国人之标准观之,则亚力山大、拿破仑,皆善战者,宜服上刑。中国人所崇拜之人物,乃圣贤豪杰侠义之士,而非英雄,此吾当于另章详论。英雄向上而向外,圣贤豪杰侠义之士,则向上而向内;英雄志锐而一往希高,圣贤豪杰则皆胸襟阔大,侠义之士则宅心公正,其磊落不平之气,皆只由报不平一念而生。高而锐者,西方精神,宽阔而平顺者,中国精神,故中国文学无英雄小说之名,圣贤之行径不便入小说,于是中国小说中独重侠义小说一类。中国小说中所写英雄亦皆重其豪杰侠义之精神,而不重其热情与魄力。西方中世骑士之风,固亦涵侠义精神,然中国人之尚豪侠精神,则远始于战国。太史公《史记·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人,如豫让、聂政、荆轲及四公子列传中之侯生、毛遂等,同有豪侠精神。读梁任公《中国之武士道》所纂集,可知此乃中国人传统道德精神极重要之一面。汉之朱家、郭解而后,侠以武犯禁,班固、荀悦等贬游侠,《后汉书》更无《游侠列传》。然游侠精神仍相传,今犹多少保存于江湖帮会。后人所崇敬之英雄,亦皆多少带侠义精神。《三国演义》,中国最流行之历史小说也,然刘备、关羽、诸葛亮皆以义气相感召,故为世所称,而关羽尤代表义气,故后称为武圣,与孔子之文圣比。中国其他历史小说中所歌颂之武将,大皆以其平生有几段侠义之事,乃为人所称道,非只以其能战三百回合也。《儿女英雄传》中之十三妹,亦侠义女子,非只其武艺如生龙活虎也。中国圣贤豪杰侠义之士,异于西方英雄者,在西方英雄出手总是不凡。而中国之圣贤豪杰侠义之士,则虽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然当其平日,则和气平心,与常人不异。故文天祥作《正气歌》,咏浩然之正气曰:“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当时未穷时,唯是含和,当时既穷,则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惊天地,泣鬼神,或慷慨就义,或从容就义矣。知中国之圣贤豪杰侠义之士,在平时即平常人,即知《儿女英雄传》中生龙活虎之十三妹,亦可为贤妻良母。五四时代之胡适之先生,尝以此事为不可解,由其不知中国文学之精神也。《三国演义》中关羽之过五关、斩六将,至败走麦城之一生之事,与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成全一个极平常之朋友兄弟之情。此中国之豪杰侠义精神之所以为伟大,亦中国精神之所以为伟大,乃平顺宽阔之伟大,而非向上冒起而凸显如西方式英雄之伟大也。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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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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